1949年秋，上海码头，奥地利医生罗生特穿着陈毅为他定制的西装，提着装满日记和资料的箱子，向前来送行的战友挥手告别。他相信，战争已经结束，自己还会以另一种身份回到中国，却没料到，这次离开竟成了人生最后一次远行。
罗生特原名雅各布·罗森菲尔德，1903年出生于奥地利莱姆贝格，1927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院。作为犹太人，他曾因参加工人运动和反对法西斯而遭到逮捕，关押期间被毒打致伤，出狱后被迫限期离开欧洲。
1939年，他流亡上海，在租界开设诊所。经波兰记者汉斯·希伯介绍，罗生特结识了新四军军医处负责人沈其震。中国敌后战场缺医少药，许多伤员因简单感染便失去生命。听到这些情况后，这位外科医生作出了一个决定：到新四军去。
1941年3月，罗生特化装成传教士，在地下交通人员护送下，携带医疗器械抵达盐城。为保护他的亲属，也便于在根据地开展工作，组织上为他取了“罗生特”这个名字。此后，他担任新四军卫生部顾问，创办卫生学校，编写军医教材，还多次带着医疗队进入反“扫荡”前线。
战地医院没有完整设备，手术台有时只是拼起的木板。罗生特原本专攻泌尿科，却在战争中兼做外科、妇科和儿科。他看病不问职务高低，面对普通战士和高级干部，同样认真检查。1943年，经陈毅和钱俊瑞介绍，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
有意思的是，罗生特真正被战友熟知，并不只因医术。1943年，山东军区政委罗荣桓病情反复，陈毅派他前往诊治。由于罗生特中文尚不熟练，翻译又不懂医学，陈毅便调来懂英语、德语的王雨田协助。两人由此并肩工作，后来成为患难相交的朋友。
王雨田曾评价，罗生特认为医生要有音乐家的耳朵、鹰一样的眼睛、灵巧的双手和戏剧家的嘴巴。话说得生动，要求却极严格。为给罗荣桓治疗，两人常在油灯下讨论到深夜，反复推敲病情和用药。1943年冬，万毅在战斗中面部中弹，罗生特完成救治后，伤口愈合留下对称的凹痕。万毅笑称：“挨了一枪，倒换来一对酒窝。”罗生特也跟着打趣：“这一枪替你美容了。”
他还特别关注女同志的健康，尽力为她们实施安全的妇科手术。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条件下，罗生特把有限的营养品让给重伤员，行军时也常把坐骑让给病号。部队给他增加烟草补贴，他却常常推辞：“我来这里，是为了消灭法西斯，不是为了享受。”
罗生特坚持写日记，记录根据地的社会状况、军队生活和将领谈话，准备将中国革命介绍给欧洲。他保存了大量手稿，也关注土地、税收、民情和战争形势。遗憾的是，这些资料被带回欧洲后，他始终没有完成原定著作，许多珍贵记录因此未能及时整理出版。
1945年后，罗生特随部队转赴东北，曾任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顾问。新中国成立前后，他思念故乡亲人，决定返回奥地利。刘少奇在天津接见并挽留他，罗荣桓还把使用多年的怀表赠给他；陈毅在上海为他举行送别，并颁发中德文荣誉证书。罗生特当时说：“我争取做奥地利驻中国的大使，再回到这里。”
愿望没有实现。1949年11月底，他回到奥地利才得知母亲死于纳粹集中营。当地没有给这位反法西斯医生应有的生活保障，他疾病缠身，求职屡屡受挫。得知中国可能接纳自己后，他曾设法递交申请，却因通讯和外交渠道不畅，迟迟没有得到明确答复。
1952年，中国方面通过罗生特妹妹的来信重新寻找他。此时他已前往以色列探亲。4月22日，罗生特因心肌梗死在以色列去世，年仅49岁。若这次联系能够早一些抵达，结局或许会完全不同。
1977年，王雨田病重之际仍惦记这位老战友：“罗生特对中国革命有功，不能忘记他。”此后，王雨田的家人和罗荣桓等人的亲属陆续搜集资料。1992年10月，山东莒南举行罗生特纪念活动，并为其塑像揭幕。那位“大鼻子医生”没有留下后代，却在中国留下了手术记录、日记、战友回忆，以及一段无法割舍的生命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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