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0年，河阳城外，史思明的叛军昼夜逼近，唐军兵力并不占优，城中粮道也受到威胁。按常理说，李光弼最稳妥的选择，是退往潼关，凭险固守。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把兵力放在河阳，硬生生挡住了叛军向西推进的锋芒。
这不是逞强。
李光弼很清楚，潼关虽险，却也是一道容易被朝廷和敌军同时盯住的关口。唐军若再次仓促退入潼关，既可能重演哥舒翰兵败后的困局，也会把洛阳、关中置于更大压力之下。河阳位于黄河渡口附近，向北可联系泽州、潞州，向西又能牵制洛阳，进退之间留有余地。
史思明最擅长野战。
他麾下骑兵精锐，军令严酷，作战时往往凭借速度和兵力压迫对手。安庆绪败亡后，史思明于759年在范阳称帝，成为安史之乱后期最重要的叛军首领。与安禄山相比，他少了几分张扬，多了几分狠辣，尤其善于抓住唐军主帅的犹豫。
但李光弼偏偏不按他的路数行事。
河阳城坚守不出，史思明几次挑衅，都未能逼唐军出城决战。眼看强攻难以奏效，他便转而切断唐军粮道。李光弼知道，粮道一断，河阳再坚固也难以久守，于是亲自率兵赶到野水渡。
到了夜间，他却突然离开，只留下部将雍颢和一千多名唐军。
雍颢接到命令时，大概很难理解。敌军正在寻找李光弼，主帅却在这个时候离开，岂不是把留守部队推到危险之中？李光弼只交代了一句：“敌人来了，不必交战，投降的便收留下来。”
这不是糊涂，而是看准了史思明的军法。
史思明派李日越率五百骑兵追击，并下达死令：“必获李君，不然无归！”李日越知道，抓不到李光弼，回营也是死路一条。等他发现李光弼已经离开，进退皆难，最终带着部众投降。
李光弼没有杀他，反而将其收用。
这一来，史思明损失了五百骑兵，李光弼还得到了熟悉叛军情况的降将。更重要的是，史思明发现，对手并不只会守城，还能利用自己的军令和部下处境反过来做文章。
有意思的是，双方隔着黄河较量时，李光弼连战马都没有放过。
史思明把一千多匹精良战马赶到河南岸，天天饮水、洗刷，显然是在向唐军示威。唐军骑兵不如叛军，这是事实。正面抢夺，代价太大；坐视不理，又会影响士气。李光弼没有派兵冲击，而是命人找来五百匹刚产驹的母马，赶到北岸。
母马闻到对岸公马的气息，嘶鸣不止。叛军战马受惊奔来，渡河之后，竟被唐军趁势收取。史思明精心摆出的威风，转眼成了唐军的战利品。
这类做法很能说明李光弼的用兵特点：不与敌人争长处，专门寻找对手最容易失算的地方。史思明长于骑战，他便利用马匹习性；史思明军令严酷，他便利用叛军将领的恐惧；史思明急于取胜，他便让对方一次次陷入误判。
真正的硬仗，随后才开始。
河阳守军只有两万人，叛军来势凶猛，南城成为整个防线最危险的地方。李光弼对守将李抱玉说：“能守两天吗？”李抱玉问，期限到了怎么办。李光弼回答：“守不住就放弃。”
话说得很冷静，战场却一点也不轻松。
叛军久攻不下，怒气全都压到了南城。城墙遭到猛烈冲击，守军伤亡增加，李抱玉很快意识到，所谓两天，并不是轻松完成的任务，而是李光弼根据战局算出的极限时间。
危急之中，李抱玉派人向史思明传话，称唐军粮食将尽，准备第二天投降。史思明果然中计，下令撤兵。叛军一退，唐军立即修补城墙缺口，重新挖掘壕沟，补足防守器械。等史思明察觉受骗，南城已经恢复了防御。
这一退一进，争的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战场上的时间。
史思明拥有兵力和骑兵优势，却始终无法迫使李光弼按照自己的节奏行动。李光弼也并非每战都占便宜，但他总能把局部危机拆开处理，把敌军的优势变成负担。史思明越急，破绽越多；李光弼越稳，唐军越有机会坚持。
河阳一战，唐军最终守住了防线，史思明被迫退却。李光弼没有依靠一场惊天动地的决战取胜，而是凭借选址、守城、诱导和判断，一点点消耗了叛军的锐气。
所以说，史思明的“天敌”并不只是一个勇将，而是一个不肯被对手牵着走的统帅。面对这样的对手，兵多未必能胜，骑强也未必能进，稍有急躁，便会落入李光弼预先布置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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