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时，一俘虏缩在人群中总是扣鞋帮，师长见状暗忖：此人不对劲

楔子/

解放时，一俘虏缩在人群中总是扣鞋帮，师长见状暗忖：此人不对劲

第一章 战俘营

一九四九年十月，广西，博白。

南国的秋天跟北方不一样。北方这时候已经落叶子了，广西的山上还是一片绿，榕树的叶子厚墩墩的，油亮亮的，在太阳底下泛着光。只有早晚的风里带上了凉意，吹在脸上不寒，但也不热，潮乎乎的，带着一股稻田和泥土混合的气味。

博白县城外的一片洼地上，临时搭起了几十顶帐篷，围着竹篱笆墙，圈出了一个战俘营。里面关着三千多名国民党战俘，都是博白战役和周边战斗中被俘的。有的是正规军，穿着破破烂烂的黄军装，帽徽都揪掉了，领章也撕了，一个个灰头土脸的。有的是地方保安团和民团，穿的杂七杂八，有蓝布褂子，有黑棉袄，有的还穿着家里带来的粗布鞋。他们蹲在帐篷外面的空地上，一排一排的，有的靠着墙根打盹，有的低着头抠手指头，有的东张西望地打量着周围。

伙食不算差。每天两顿，一顿干的一顿稀的，干的是糙米饭，稀的是红薯粥。隔几天还能吃上一顿菜，白菜炖豆腐，或者萝卜炖粉条。管饱。比他们在国民党部队里吃得好。有的人吃了几天饱饭，脸色缓过来了，话也多了。有的人还是缩着脖子，蹲在角落里，不说话，眼睛骨碌碌地转。

解放军四野某师师长陈铁生站在战俘营的竹篱笆外面，看着里面那些人。他今天来检查俘虏收容情况。管战俘营的干事姓刘，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戴着一副圆框眼镜，手里拿着一摞花名册，在旁边汇报着。

“全营共登记三千一百四十七人。将官三人，校官七十八人，尉官四百余人，其余为士兵。伤号已经转送后方医院，轻伤的在营内治疗。粮食供应没有问题，每天从县城运过来。管理方面，各连排由我们的人担任，俘虏里挑了一些表现好的协助维持秩序……”

陈铁生听着，点了点头。他的目光在战俘群里慢慢扫着。他今年三十八岁，湖北黄安人，十五岁参加红军，跟着红四方面军长征，抗战时期在八路军一二九师，解放战争跟着四野从东北一路打到广西。他个子不高，但肩宽体壮，脸被太阳晒得黝黑，颧骨很高，眼窝很深，两道浓眉压着一双不大但很亮的眼睛。他看人的时候习惯眯着眼，像是在掂量一件东西的成色。

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来回扫了两趟。俘虏们蹲在地上，大部分人低眉顺眼，老老实实地待着。有几个人在偷偷打量他，看到他的目光扫过来，赶紧低下头。有一个坐在竹篱笆旁边的中年俘虏，趁着看守不注意，手伸到鞋帮上，飞快地抠了一下，然后又缩回去，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的动作很快，但陈铁生看到了。

陈铁生没有停。他的目光从那个俘虏身上滑过去，继续看别的地方。但他的脑子里记住了那张脸。长脸，颧骨突出，皮肤黑黄，嘴唇干裂，下巴上有一层青灰色的胡茬。年纪大概四十来岁。穿着一件灰布褂子，不太合身，袖口短了一截。脚上穿着一双黑布鞋，鞋面磨得发白，鞋帮上沾着泥。

他站在那里，又看了一会儿。那个俘虏每隔一阵就偷偷抠一下鞋帮，动作很隐蔽，但频率太高了。正常人鞋子不舒服，顶多调整一下，不会每隔几分钟就抠一次。而且他每次抠完，都会飞快地扫一眼四周，看有没有人注意他。

陈铁生转过身来，看着刘干事。“那个坐在竹篱笆旁边的，穿灰布褂子的，看到了吗？”

刘干事顺着他指的方向看了一眼。“看到了。姓黄，登记的名字叫黄二贵。说是桂林那边过来的，保安团的兵。”

“你把他叫到营部来。我要跟他谈谈。”

第二章 鞋帮

黄二贵被带进营部的时候，陈铁生坐在一张旧木桌后面，桌上放着一搪瓷缸热水和一摞花名册。营部是临时搭的棚子，竹竿撑起来的油布顶，四面透风。黄二贵进来的时候缩着脖子，佝偻着腰，眼睛往两边瞟了一下。他的目光扫过陈铁生的脸，又扫过桌上的花名册，然后低下去，看着自己的鞋。

“坐。”

黄二贵在桌子对面的板凳上坐下来。他坐得很拘束，只坐了一个边，背挺得直直的，手放在膝盖上。陈铁生打量着他。这个人比在远处看起来更瘦，脸上的皱纹很深，嘴角有两道很重的法令纹，像是经常咬牙的人。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粗大，指甲缝里嵌着黑泥，手背上全是裂口，是干粗活的手。

“黄二贵？”

“是。”

“哪里人？”

“桂林。”

“桂林什么地方？”

“城郊。大河乡。”

“家里还有什么人？”

“没了。就我一个。”

陈铁生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口水。他放下缸子，看着黄二贵的手。那双手在膝盖上微微动着，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不自觉地往鞋帮的方向探，探到一半又缩回来。陈铁生注意到了。

“你脚上那双鞋，是发的还是自己带的？”

黄二贵的身子僵了一下。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自己带的。穿了好几年了。”

“好几年了，底都磨薄了吧。换一双吧。我们这里有新鞋，发的。”

“不用不用。”黄二贵赶紧摇头，“这鞋合脚。穿惯了。”

陈铁生没有再问鞋的事。他翻了翻桌上的花名册，翻到黄二贵那一页。登记得很简单：黄二贵，男，四十二岁，广西桂林人，保安团二营五连列兵，十月十七日在博白以东被俘。无前科，无伤病。

他合上花名册，看着黄二贵。“你在保安团干了几年？”

“两年。”

“以前干什么？”

“种地。”

“种地的手，怎么会有这么多伤？”陈铁生指了指他的手背，“种地的手我见过。你的手上有刀伤，还有烫伤。像是做过别的活。”

黄二贵把手缩回去，放在大腿上。“种地也伤手。锄头把磨的。”

陈铁生没有追问。他站起来，走到黄二贵面前。黄二贵坐着，他站着，两个人的距离很近。陈铁生低头看着他。黄二贵的头顶上头发稀稀拉拉的，夹杂着不少白发。他的脖颈很粗，后颈上有一道疤，从发际线延伸到衣领下面，大概有两寸长，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浅，泛着白。

“黄二贵，”陈铁生的声音放低了，“你鞋帮里塞了什么？”

黄二贵的身子猛地一震。他的头抬起来，看着陈铁生。那双眼睛里有东西闪了一下，是恐惧，但不是那种被当场抓到的恐惧。更深。更像是一种“终于还是被发现了”的绝望。他张了张嘴，没有说话。

“脱鞋。”

黄二贵没有动。他的手指攥着膝盖上的裤子布料，指节发白。

“我让你脱鞋。”陈铁生的声音不高，但很硬。

黄二贵弯下腰，慢慢地脱下了右脚上的布鞋。他的手在抖。他把鞋翻过来，鞋底朝上。鞋底是布纳的，千层底，磨得很薄了，后跟的位置几乎要透了。陈铁生把鞋接过来，翻到鞋帮内侧。鞋帮的布里衬有一处针脚和别处不一样，缝得歪歪扭扭的，线是黑色的粗棉线，跟鞋面本身的灰线不搭。他用手指摸了摸那个位置，里面有一个薄薄的硬东西，方方的，不大，比指甲盖大一点。

他从桌上拿起一把小剪刀，把那些歪歪扭扭的针脚剪开。衬布底下，露出一个油纸包。油纸包很小，叠成四折，用蜡封了口。陈铁生把油纸包打开。里面是一张薄纸，折得方方正正的。他展开那张纸。

纸上只有一行字。毛笔写的，字迹很工整，像是练过字的人写的。

“黄振国，桂系第七军一七二师五一六团三营营长。潜伏待命。代号：白鹭。”

陈铁生把那张纸看了两遍。然后他抬起头来，看着黄二贵。黄二贵低着头，肩膀在抖。他的两只手攥着膝盖上的裤子，指甲嵌进布料里。油布棚外面的风吹进来，把那张薄纸吹得微微晃动。

“黄振国。”陈铁生叫了一声这个名字。

黄二贵的肩膀抖得更厉害了。他没有抬头。

“黄振国，”陈铁生又叫了一声，“你是桂系第七军的营长。不是保安团的列兵。”

黄二贵终于抬起了头。他的脸上全是泪。眼泪从他布满皱纹的眼角淌下来，流过颧骨，流进嘴角的法令纹里。他没有哭出声，只是眼泪在流。他看着陈铁生，嘴唇抖着，像是要说什么，但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第三章 白鹭

陈铁生把那张纸放在桌上，用搪瓷缸压住。他在黄二贵对面坐下来，看着这个人。黄二贵还在哭，但哭声压在嗓子眼里，肩膀一抽一抽的。陈铁生没有催他。他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口水，等着。

过了好一会儿，黄二贵的哭声慢慢小了。他用袖子抹了一把脸，把眼泪擦干了。他的眼睛红红的，鼻头也红红的，但脸上的表情反而平静了一些。

“黄振国，”陈铁生说，“你是第七军的营长。为什么混在俘虏里？为什么把委任状缝在鞋帮里？”

黄二贵看着桌面，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开口了。声音沙哑，带着一股浓重的桂林口音。

“长官，我是被逼的。”

“谁逼你？”

“白崇禧。还有第七军军部。”黄二贵的手在膝盖上攥紧了，“今年春天，第七军从武汉往南撤的时候，军部挑了一批人，让我们留在原地潜伏。等解放军过去以后，在后方搞破坏，打游击，等白长官反攻。我是其中一批的负责人。委任状就是那时候发的。”

“你是自愿的？”

黄二贵摇了摇头。“我不愿意。我打了十几年仗，累了。我想回家种地。但我家里没人了，房子也没了。白长官的人说，留下的人以后有重赏，还能分到地。我要是不留下，他们说我是逃兵，要枪毙。我没办法，就留下来了。”

“你在博白被俘的时候，为什么不把这张纸销毁？”

“我试过。”黄二贵说，“被围的那天晚上，我想烧掉。但火没生起来。火柴受潮了。后来解放军冲进来了，我来不及了。我就把纸塞进鞋帮里，用针线缝上。我想着，等有机会再处理。但一直没找到机会。”

陈铁生看着他。黄二贵的话听起来是真的，但他不能全信。潜伏特务的话，十句里有五句是假的。他得验证。他得知道，黄二贵说的“白鹭”到底还有多少同伙，他们藏在哪里，他们的任务是什么。

“黄振国，”陈铁生说，“你知道‘白鹭’这个代号是什么级别吗？”

黄二贵看着他，没有说话。

“白鹭是桂系情报系统里专门负责潜伏和破坏的代号。能拿到这个代号的人，不是普通的营长。”陈铁生的声音很平，“你上面还有人。‘白鹭’是一个网，你只是其中一个节点。你告诉我，其他的节点在哪里。”

黄二贵的嘴唇抿紧了。他看着陈铁生，看了几秒钟，然后低下头。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黄二贵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急切，“上面的人从来不让我们互相知道。我只知道我的任务。其他的，我不清楚。”

陈铁生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恐惧，有疲惫，还有一种别的东西。他说不上来是什么，但他觉得黄二贵没有撒谎。至少在这一件事上没有撒谎。

“黄振国，”陈铁生说，“你打了很多年仗。你打过日本人？”

黄二贵点了点头。“打过。民国三十三年，桂林保卫战，我在城防部队。打了半个月。”

“杀过日本人？”

“杀过。”

陈铁生沉默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走到棚子门口，掀开帘子往外看了一眼。外面的战俘营很安静，俘虏们蹲在竹篱笆里面，有的在晒太阳，有的在抓虱子。太阳西斜了，把他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他放下帘子，走回来，重新坐下来。

“黄振国，我给你两个选择。”陈铁生的声音很平，“第一条路，你继续当你的‘白鹭’。我不动你，你出去以后，继续跟你的上级联系，把情报传给他们。但你传出去的每一份情报，都要经过我的手。”

黄二贵看着陈铁生，瞳孔收缩了一下。

“第二条路，”陈铁生说，“你把你知道的全部说出来。你上面的人，你的任务，你的接头方式，全部交代。交代完了，你可以去战俘营里继续待着，等处理。或者，你要是愿意，也可以留下来，帮我们做事。”

黄二贵没有说话。他低着头，看着自己那只还穿着鞋的左脚。那只脚的鞋帮上也有一个同样的针脚，只是他刚才只脱了右脚。

“我给你三天时间。”陈铁生站起来，“你回去想想。想好了，让刘干事告诉我。你想走第一条路，也可以。但你记住，你走第一条路，你就是我手里的一颗棋子。棋子用完了，就没有用了。”

第四章 三天

黄二贵回到战俘营以后，三天没有出门。

他缩在帐篷里最里面的角落，用一条破毯子裹着身子，脸朝着竹篱笆墙。旁边的人叫他出去晒太阳，他不去。叫他去领饭，他让别人帮他带。他整天整天地躺着，不跟人说话，偶尔翻个身，发出一声闷闷的叹息。

陈铁生没有催他。他让刘干事每天照常给黄二贵送饭，照常登记他的情况，但不要跟他说任何关于那件事的话。他等着。

第二天晚上，刘干事来报告了一件事。

“黄二贵隔壁帐篷里有一个俘虏，姓梁，也是桂林人，跟黄二贵是同乡。今天下午，姓梁的找黄二贵说了几句话。说的时间不长，但说了以后，黄二贵的脸色一直不好。”

陈铁生正在看地图。他放下铅笔，看着刘干事。“姓梁的说了什么？”

“听不清楚。但姓梁的走的时候，拍了拍黄二贵的肩膀，说了一句‘想好了就去做’。黄二贵没有理他。”

陈铁生点了点头。他没有再问。但他记住了“姓梁的”这个人。他让刘干事去查了一下这个姓梁的底细。查出来的结果是：梁某，桂林人，保安团三营一连文书，十月十八日被俘。无前科，无伤病。登记得很干净。

太干净了。

第三天早上，黄二贵从帐篷里出来了。

他站在帐篷门口，眯着眼睛看着外面的太阳。他的脸色比三天前更差了，眼窝深陷，颧骨突出，嘴唇上起了白皮。他站了一会儿，然后往营部走来。他的脚步很慢，像脚上绑着沙袋。走到营部门口，他停下来，看着站在门口的刘干事。

“我要见陈师长。”

刘干事把他领进了营部棚子。陈铁生坐在桌子后面，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凉了的茶。他看到黄二贵进来，指了指对面的板凳。黄二贵坐下来。他的手指在膝盖上攥着，攥了很久。然后他抬起头来，看着陈铁生。

“长官，我说。”

陈铁生看着他。他没有催。

“我上面的人，叫梁栋才。就是那个姓梁的。保安团三营一连文书。他才是‘白鹭’的真正负责人。我是他的下线。他发展了我，让我伪装成列兵混在俘虏里。他的任务是在战俘营里发展人，等解放军放松警惕以后，带人出去，重新拉队伍。”

陈铁生听着。他的表情没有变。但他心里有一根弦绷紧了。梁栋才。那个“太干净”的姓梁的人。

“梁栋才上面还有人吗？”

“有。但他不告诉我。我只知道，梁栋才每隔一段时间会收到一封信，信是从桂林寄来的，寄到一个叫‘兴隆杂货铺’的地方。信里写着什么，我不知道。”

“梁栋才在战俘营里发展了多少人？”

“我不清楚。他跟我说过，让我多跟人聊天，挑那些对解放军不满的，家里有仇的，胆子大的。但我没有发展过。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陈铁生站起来。他走到棚子门口，对外面的刘干事说了一句话。

“把那个姓梁的带过来。”

第五章 梁栋才

梁栋才被带进来的时候，脸上还带着笑。

他比黄二贵年轻一些，三十五六岁的样子，脸圆圆的，眉目和善，看起来像个教书的先生。他穿着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胡子也刮过了。他进了棚子，看到黄二贵坐在那里，脸上的笑没有变。他只是挑了挑眉。

“陈师长。”他拱了拱手。

陈铁生看着他。“梁栋才。你是保安团三营一连的文书？”

“是。”

“在桂林，还有一个代号叫‘白鹭’的人。你认识吗？”

梁栋才的笑容僵了一瞬。他的目光从陈铁生的脸上滑到黄二贵脸上，又滑回来。他站在那里，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很淡，但陈铁生看到了。

“认识。”

“你是谁？”

梁栋才叹了口气。他在板凳上坐下来，没有等陈铁生让他坐。他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看着陈铁生。

“陈师长，你比我想的厉害。”

“梁栋才，‘白鹭’是你负责的？”

“是。”梁栋才点了点头，“黄振国是我的下线。我在战俘营里还有三个下线。但我不能告诉你他们是谁。”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知道他们是下线。”梁栋才说，“我发展的方式很特殊。我挑人，试探，然后给他们任务。他们以为自己是主动投靠的，不知道自己是被人发展的。所以他们不会暴露。”

陈铁生看着他。“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梁栋才沉默了一会儿。他看着黄二贵，然后看着陈铁生。他的笑容收了。

“因为我不想干了。”他说，“我干了两年了。从武汉一路撤到广西，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死。我当初加入军统的时候，以为是在为党国尽忠。后来我发现，党国早就不存在了。白崇禧跑了，李宗仁跑了，留下我们这些人替他们送死。”

他顿了一下。

“我老家在桂林。我娘还在。我想回去看她。”

陈铁生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一种疲惫，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和黄二贵一样的疲惫。

“梁栋才，你把你的下线告诉我。我可以不追究你以前的事。”

梁栋才低下头。他的手指在膝盖上慢慢攥紧了，攥了一会儿，又松开了。他抬起头来。

“好。我说。”

第六章 交代

梁栋才交代了三个名字。

都是战俘营里的人。一个叫周阿福，原是桂林保安团的排长。一个叫李水保，原是第七军的一个连长。还有一个叫覃老大，原是地方民团的团丁。这三个人都是梁栋才用“反攻”和“重赏”的许诺发展起来的，还没有来得及执行任何任务，就被困在战俘营里了。

陈铁生当天夜里就把这三个人抓了起来。分开审问，逐个核实。三个人交代的情况和梁栋才说的对得上。他们没有接触过任何外部情报，也没有传递过任何消息。梁栋才唯一传出去的一封信，是在被俘前三天，通过战俘营里一个负责送饭的本地人带出去的。信是写给桂林“兴隆杂货铺”的，内容很简单：“货已备齐，待时机。”意思是人已经找好了，等命令。

陈铁生让刘干事带人去查“兴隆杂货铺”。查出来的结果是：那个铺子半个月前就关门了，老板跑了，不知道去了哪里。线索断了。

但梁栋才和黄振国交代的东西，已经够用了。陈铁生把他们的口供整理成一份详细的报告，上报给四野保卫部。保卫部根据这些线索，在桂林、柳州、南宁等地又挖出了几个潜伏小组，抓获了十几名潜伏特务，缴获了一批电台和武器。

“白鹭”网被破了。

第七章 回家

处理完“白鹭”案以后，陈铁生做了一件事。

他把黄二贵和梁栋才叫到营部，跟他们说了一件事。

“你们两个人的事，上面已经知道了。你们主动交代，配合调查，算是有立功表现。保卫部的意见是，不追究你们的刑事责任。你们可以去战俘营里继续待着，等统一处理。也可以留下来，帮我们做事。”

黄二贵和梁栋才互相看了一眼。梁栋才先开口了。

“陈师长，我想回家。我娘还在桂林。”

陈铁生点了点头。“可以。我给你开一张路条，再给你两块大洋做路费。你回去以后，好好种地，别再掺和这些事了。”

梁栋才的眼眶红了。他站起来，对着陈铁生鞠了一躬。陈铁生摆了摆手。

“不用谢我。谢你自己。你要是死扛着不说，就是另一个下场了。”

梁栋才走了。陈铁生看着他的背影，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过头来，看着黄二贵。

“你呢？”

黄二贵坐在板凳上，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那双鞋还穿在脚上，右脚的鞋帮被剪开了，露出里面的衬布。他伸手摸了摸那只鞋，摸到那个被剪开的针脚。

“长官，”他说，“我也不想干了。但我不像梁栋才，家里还有人。我回去也是一个人。你要是信得过我，我就留下来。干什么都行。”

陈铁生看着他。这个人打了十几年仗，当过营长，做过特务，现在穿着一双破布鞋，坐在战俘营的棚子里，说要留下来。陈铁生沉默了一会儿。

“你留下吧。先去炊事班帮忙。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黄二贵站起来。他也鞠了一躬。然后他弯下腰，把右脚上那只鞋脱下来，拿在手里。他把鞋翻过来，看着鞋帮上那个被剪开的针脚。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把鞋扔进了墙角的火盆里。火盆里的火早灭了，只剩下一堆冷灰。他把鞋放在灰堆上，转身走出了棚子。

陈铁生看着火盆里那只鞋。鞋帮上的油纸和衬布被冷灰盖住了，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他坐在桌前，把那杯凉茶端起来，喝了一口。茶是苦的。他把杯子放下，拿起桌上那份关于“白鹭”案的报告，翻到最后一页，在空白处写了一行字。

“黄振国，留用炊事班。梁栋才，释放。其余三人，释放。”

他签上名字，盖上章。然后把报告合上，站起来，走到棚子门口。外面的战俘营在夕阳底下安静着，竹篱笆的影子被拉得很长。伙房那边飘过来一阵米饭的香气，混着柴火的味道。他站在门口，看着那片夕阳，看了很久。

第八章 炊事班

黄二贵在炊事班干了三个月。

他每天早早起来，劈柴、挑水、烧火。他的手本来就粗糙，干了三个月粗活以后更粗糙了，裂口一道叠着一道。但他不吭声，也不偷懒。炊事班的老班长姓周，是个山东人，脾气大，但心不坏。他一开始看不上黄二贵，觉得这个人缩头缩脑的，不像个正经兵。后来时间长了，他发现黄二贵干活实在，不耍滑，慢慢也就接纳了。有时候收工以后，两个人蹲在灶台前面，一人端一碗饭，就着一碟咸菜，聊几句。

“老黄，你以前干什么的？”

“种地的。”

“种地的怎么当了兵？”

“被抓了壮丁。”

周班长没有再问。他啃了一口馒头，嚼了嚼，咽下去。“种地的也好。种地踏实。”

黄二贵笑了一下。那个笑很淡，但周班长看到了。周班长也笑了一下，拍了拍他的肩膀。

三个月后，部队要开拔了。黄二贵找到陈铁生，说想跟着走。陈铁生看了他一会儿，问了他一句话。

“你叫什么？”

黄二贵愣了一下。然后他明白了。

“黄二贵。”他说。

陈铁生点了点头。“黄二贵，你跟着炊事班走吧。到了地方再说。”

黄二贵跟着部队走了。他扛着锅，背着柴，走在炊事班的队伍里。他的步子不快不慢，腰板挺得直直的。他脚上穿着一双新发的布鞋，黑面千层底，合脚。他的旧鞋扔在了战俘营的火盆里。连同那只鞋帮里的油纸包和委任状一起，被冷灰埋住了。

第九章 后来的事

一九五五年，广西桂林。

黄二贵坐在自家院子里，晒着太阳。他今年四十八岁了，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但眼睛还有神。他手里拿着一把菜刀，正在削一根竹篾条，准备补鸡笼。院子里养着几只鸡，在土里刨食。旁边的一小块菜地上种着白菜和萝卜，绿油油的。

他是三年前回到桂林的。部队在广西驻扎的时候，他跟陈铁生请了假，回了老家大河乡。他家的老房子早就塌了，地基上长满了野草。他在老地基上重新盖了两间土坯房，围了院子，种了菜，养了鸡。一个人过日子，清苦，但踏实。

梁栋才回桂林比他早。梁栋才的娘还在，八十多岁了，眼睛不好，但身子骨还硬朗。梁栋才在镇上开了一间小杂货铺，卖些油盐酱醋。生意不大，但够糊口。黄二贵有时候去镇上赶集，会去他的铺子里坐一会儿。两个人不怎么说话，就是坐着，喝杯茶，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

有一次，梁栋才问黄二贵。“你恨我吗？”

黄二贵想了想。“恨你干什么？”

“我当初拉你入伙。你要是没碰上我，也许就不会有这些事。”

黄二贵摇了摇头。“我不恨你。没有你，我也是个兵。当兵打仗，谁说得清对错。”

他把茶杯放下，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走了。鸡还没喂。”

他走出杂货铺，走在镇上的石板路上。路两边的铺子都在开门做生意，卖菜的、卖布的、卖农具的。赶集的人来来往往，有挑担子的，有推板车的，有牵孩子的。他走在人群里，步子不快不慢，腰板挺得直直的。他的脚上穿着一双黑布鞋，新纳的千层底，走起路来稳稳当当的。

第十章 竹篱笆

一九六八年，黄二贵去世了。

他走的时候六十一岁，一个人在家里。邻居第二天早上发现他家的门没开，推门进去，看到他躺在床上，盖着被子，闭着眼睛，脸上很平静。他的床底下有一个木匣子，里面放着一张路条，两块大洋用红布包着，还有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纸上只有一行字，是陈铁生当年给他开的证明，上面写着：“黄二贵，原国民党军士兵，主动交代问题，配合调查，有立功表现，予以释放。”

邻居不认识字，把木匣子交给了公社。公社的人看了那张纸，把木匣子收起来，放在了档案柜里。黄二贵被埋在村后头的山坡上，坟头不大，竖了一块木板当碑。木板上用炭写着“黄二贵之墓”，字迹很快就模糊了。

很多年以后，陈铁生已经老了。他住在广州的一个干休所里，每天早上起来打太极拳，然后看报纸。有一天，他翻到一本关于广西剿匪的文史资料，里面有一篇文章提到了“白鹭”案。文章写得很简略，只提了破案的经过和缴获的物资，没有提具体的人名。

陈铁生把那一页看了两遍。然后他合上书，站起来，走到阳台上。阳台上养着几盆花，有一盆是茉莉，开着白色的小花，香气淡淡的。他站在花盆旁边，看着远处的天。天很蓝，云很白。他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回了屋。

他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他想起了很多年前，在博白战俘营的那个下午。太阳西斜，竹篱笆的影子拉得很长。一个穿着灰布褂子、脚上穿着破布鞋的男人坐在他面前，低着头，肩膀在抖。那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粗大，指甲缝里嵌着黑泥。他的鞋帮里缝着一张薄薄的委任状，上面写着一个叫“黄振国”的名字，和一个叫“白鹭”的代号。

他把那个名字记了很多年。但后来他记住的是另一个名字。黄二贵。那个在炊事班劈了三个月柴、挑了一百天水的人。那个说“种地踏实”的人。那个把旧鞋扔进火盆里、脚上穿着一双新布鞋跟着部队走了的人。

陈铁生睁开眼睛。他从茶几下面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支点上。烟雾在客厅里慢慢散开，灰白色的，淡得几乎看不见。他把烟抽完，在烟灰缸里掐灭了烟头。然后他站起来，走到书桌前，翻开日记本，在上面写了一行字。

“一九六八年，黄二贵卒于桂林。无嗣。”

他把笔放下，合上日记本。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书桌上，暖暖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