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河北冀中，抗日烽火正从村庄之间蔓延开来。吕正操率部进入冀中后，面对的并不是一块现成的根据地，而是一片需要重新组织起来的土地。军队、地方政权、群众动员，几条线必须同时推进，单靠一名军事主官显然不够。
冀中后来能够成为华北抗战的重要区域，与一批军政兼长的干部密不可分。有人负责建立县级政权，有人带队深入敌后，有人抓政治工作，也有人直接在战场上牺牲。吕正操麾下这六位战将，正是那段历史的一个缩影。
李耕涛是较早进入冀中工作的干部。1937年，他参加阜平县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工作，一面扩充抗日力量，一面着手建立曲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并成为冀中较早主持县级政权建设的干部之一。
1938年，吕正操率河北人民自卫军进入曲阳后，李耕涛出任八路军冀中公署副主任。这个职务看似不在前线，却事关根据地能否站稳脚跟。粮秣筹措、政权建设、宣传动员、军民关系，都需要有人统筹。
李耕涛处理军政事务较为老练，既能做行政工作，也熟悉部队政治建设。抗战胜利后，他担任晋察冀边区贸易局局长，后来出任天津市市长，成为天津市党政工作中的重要负责人。1960年，他调任河北省副省长。1974年8月6日，李耕涛因病在天津逝世，享年62岁。
杜文达则是从中央苏区一路走来的军事干部。江西吉安人，参加过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先后在红军部队和学校任职。抗战时期，他被派到冀中工作，担任冀中第三军分区十一大队大队长，组织群众抗日，也指挥地方游击作战。
敌后斗争没有固定战线，白天可能是村庄里的宣传与组织，夜间便要转入袭扰和伏击。杜文达在这种环境中积累了丰富经验。1944年吕正操调回延安学习后，他升任冀中第七军分区副司令员，继续承担一方军事领导责任。
新中国成立后，杜文达先后担任保定警备司令等职，参加抗美援朝时期的部队建设。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后任天津警备区司令员。1995年3月6日，杜文达在北京病逝，享年81岁。
杨雨民的特点，是军事区域中的政治工作和地方治理经验较为突出。他出生于内蒙古赤峰，毕业于北京大学，抗战时期担任冀中第五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还兼任承平宁联合县工委书记。
在敌后根据地，政治部主任并不只是负责会议和宣传。干部培养、群众组织、部队思想建设，往往都由其参与推动。杨雨民后来转入热河地区，参加热河行政公署的组建，曾任热河行政公署副主任、热河省副省长。1955年，他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1971年6月9日，杨雨民因病逝世，终年61岁。
张毅忱来自陕北红军系统，陕西吴堡人。早年担任陕北红军游击支队政委，后来又在绥南地区从事地方工作。抗战时期，他进入冀中，担任第三军分区副政委，承担部队政治建设和地方联络等任务。
这类干部的作用，常常不容易被战报完整记录，却直接影响部队能否长期坚持。张毅忱后来担任宝鸡市委书记，1955年调任陕西省副省长，并兼任陕西省工业厅厅长，转入地方经济与工业管理领域。
钟华农是另一位重要的政治工作干部，江西瑞金人。红军时期，他做过宣传分队长；进入八路军后，历任营教导员、兵站部部长等职。抗战时期，他先后在冀中第六、第十一军分区工作，担任过第六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中，钟华农转任华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六旅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解放军第六十七军政治部副主任，并任志愿军第六十七军副政委。遗憾的是，1955年钟华农因病去世，年仅42岁。对于一名长期在部队政治工作一线任职的干部而言，这个年纪实在太早。
六人之中，王先臣的结局最为悲壮。他是江西吉安人，早年参加湘赣根据地建设，后来担任过八路军营教导员、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组织股长等职。冀中抗战开始后，他成为河北人民抗日自卫军早期领导骨干，后任冀中第六军分区司令员。
王先臣打仗以果敢著称。德州、石家庄等战斗中，他率部攻坚克敌，并曾破坏敌军铁路交通，给日伪军运输造成压力。1945年7月1日，在攻打赵县前大章据点时，王先臣牺牲，年仅30岁。
当时抗战尚未结束，冀中根据地仍处在复杂严峻的环境中。王先臣没有等到胜利到来，钟华农也未能走过1955年。李耕涛、杜文达、杨雨民、张毅忱则在战后转入地方和部队建设，他们的人生轨迹，折射出冀中干部从抗战、解放到新中国建设的不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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