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占股90%,每年给兄弟公司分红300万。结果他女儿竟嚣张找上门:叔,明年分红要是低于500万,我就让我爸跟你断合作撤股!

她站在我家玄关,没换鞋,手里拎着一兜子车厘子,嘴上说着叔过年好,眼睛却往客厅那幅画上瞟。

那是2019年大年初六,下午4点17分。我记得这么清,是因为她爸老周那会儿正坐在我家沙发上剥橘子,指甲缝里全是黄的。

她叫周小满,二十六七岁,穿一件米白色羊绒大衣,袖口上沾了点雪泥。进门叫了声叔,把车厘子往鞋柜上一搁,没等我老婆去接,自己就坐到了老周旁边。

老周往旁边挪了挪,橘子皮掉在地上。

“叔,我直说了。”她翘起二郎腿,脚上那双短靴的跟磕在茶几腿上,当当响,“明年分红,不能低于五百万。要是还按三百万来,我爸这股份,撤。”

我老婆端茶的手停在半空。

老周剥橘子的动作也停了,一瓣橘子悬在嘴边,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我没说话。我去厨房把燃气灶上那锅煮了又倒、倒了又煮的小米粥关了火,锅底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焦皮。

那是大年初六。窗外有人在放二踢脚,咚——当,玻璃跟着颤。

我回过头,小满正盯着我,嘴角还挂着笑,跟她爸年轻时一模一样。

这事得从2003年说起。

那年冬天,我三十四岁,在城南旧货市场倒腾五金件。老周三十七,开一辆二手桑塔纳跑运输,车厢里永远有股柴油味混着烟味。我俩认识,是因为他给我拉一批货,半道上爆了胎,货摔下来砸坏了两箱合页。

他赔不起,蹲在路边抽烟,一根接一根。我说算了,你以后给我拉货,运费从赔款里扣。他抬头看我一眼,说行。

就这么着,一来二去,成了兄弟。

2005年开春,我俩凑钱注册了个小公司,做建材。我出九万,他出三万。那三万还是他找他姐借的,利息一分五。公司注册的时候,他说,你占九成,我占一成,我认。

我说五五吧。他摇头,说亲兄弟明算账,你出得多,你说了算。最后我九,他一。

公司做了十几年,从一间门面做到三个仓库。老周管运输和仓库,我管账和客户。他这人有个好处,不贪,每个月对账,差个三百五百的,他主动说从自己分红里扣。

2012年公司改制,重新签协议。我占股百分之九十,他百分之十。那年公司净利一千二百万,我分他一百二十万。他拿着那张支票看了半天,说,哥,这辈子跟你干,值。

后来几年行情好,分红涨到三百万。他每次拿到钱,先给他姐还那三万块钱的利息,虽然后来他姐说不要了,他还是给,说做人得有始有终。

他老婆走得早,小满是他一手带大的。小时候小满见我就叫叔,我给她买过书包、买过自行车、买过第一部手机。她考上大学那年,老周在我办公室哭了一场,说这孩子争气。

谁能想到,十年后她坐在我家沙发上,拿撤股来要挟我。

那天她走了之后,老周一直没说话。橘子在他手里攥成了泥,汁水顺着手腕往下淌。

我老婆拿抹布去擦,他摆摆手,说,弟妹,不用。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哥,小满说的,你别往心里去。”

我说我没往心里去。

他说:“她年前刚离了婚,分了一笔钱,又跟人合伙搞什么直播公司,亏了。她急。”

我说哦。

他又说:“她不是坏孩子,就是急。”

我还是说哦。

那天晚上老周没走,睡在我家客卧。我半夜起来喝水,听见他在屋里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你跟谁说话呢?那是你叔!你叔当年要不是拉我一把,你爸我现在还在路边修车呢!”

电话那头小满的声音我听不清,只听见老周最后说了一句:“你要撤股,先把我这条命撤了。”

然后是一声很长的叹气,像是从脚底板升上来的。

第二天一早,老周走了。客卧的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床腿上压出的四个印子在木地板上清清楚楚。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哥,给我半个月,我劝她。

我把纸条收进抽屉,跟我老婆说,这事别往外说。

我老婆说,那分红的事呢。

我说,该多少还多少。

半个月后,老周没来公司。一个月后,也没来。我打电话,他说在老家,有点事。我问什么事,他说小满把她的股份转给了一个什么投资公司,人家要派人进董事会。

我说她哪来的股份,那股份是你的。

老周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说:“哥,我签了。她拿着我身份证去的,我没办法。”

我手里的电话差点掉地上。

那段时间我整夜整夜睡不着。凌晨三点起来翻公司账本,翻到2005年那笔九万块钱的入账记录,备注栏写着“周入股金”。那是我手写的,墨水都洇了。

白天去仓库,看见老周那张办公桌,桌角还放着他喝了一半的茶叶罐,里面茶叶都发霉了。仓库管理员老刘问我,周总还来不来。我说来,过几天就来。

老刘说,他上回走的时候,把仓库钥匙都交回来了,一串五把,一把不少。

我拿着那串钥匙,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下午。窗外的车灯从窗帘缝里扫过去,又没了,来回好几趟,天就黑了。

我老婆那阵子总做噩梦,梦见小满来家里搬东西。她跟我说,要不咱把股份让点出去,息事宁人。

我说让多少。

她说,让到他不闹为止。

我说,让到他不闹,公司也就不是我的了。

她说,那你想怎么办。

我没回答。因为我也不知道。

后来我去找了老刘。老刘跟了老周八年,最清楚他的脾气。老刘说,周总这人,重情,但也倔。他要是签了那个转让协议,心里肯定比谁都难受。

我说,那他为什么不跟我说。

老刘说,可能觉得没脸。

没脸。这两个字让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想起2008年金融危机,公司差点倒闭,老周把家里那套小房子抵押了,贷了四十万给我周转。他老婆那时候刚查出病,他瞒着我,白天跑运输,晚上去医院陪床,整整拖了十一个月。

他老婆走的那天,他在医院走廊里蹲着,手里攥着一张缴费单,欠费八千三百块。我赶到的时候,他抬头看我,说,哥,钱我先欠着。

我说欠什么欠,走,回家。

那八千三百块我替他还了。他后来分三年还给我,每次还钱都多给两百,说是利息。我说不要,他非要给,说不给心里不踏实。

这样的人,会签那种协议?

我不信。

四月初,小满又来了。这次没拎车厘子,带了一个律师。律师是某某律所的,名片上印着合伙人,姓钱。

钱律师坐在我家餐桌对面,推过来一份文件,说,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周先生有权转让其全部股权,受让方有权要求查阅公司账目,并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

我说,老周呢,他怎么不来。

钱律师说,周先生委托周小满女士全权代理。

我看着小满。她低着头玩手机,指甲涂着透明指甲油,亮晶晶的。那指甲油的颜色,跟她妈当年一模一样。她妈活着的时候,最爱涂这种透明指甲油,说显得手干净。

我说,小满,你爸知道你这么干吗。

她说,叔,我爸年纪大了,有些事他看不清。

我说,他看不清什么。

她说,他看不清你每年拿一千万,分他三百万,他还感恩戴德。

我老婆在厨房里,锅铲掉在地上,当啷一声。

我没说话。我去书房拿了公司账本,2005年到2018年,一共十四本,码在餐桌上。我说,你查,慢慢查,哪一年我多拿了一分钱,我把整间公司送你。

小满没查。她站起来,拿起包,说,叔,账本我不看,我就看结果。明年分红,五百万,少一分都不行。

她走了。钱律师也走了,走之前留了一份文件,我没签字。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想起老周说的那句话——她不是坏孩子,就是急。

急什么?

急着证明自己?急着把她爸那点股份变现?还是急着跟我划清界限?

我想不明白。

后来我听她表姐说,小满离婚的时候,男方分走了她一半财产。她不服气,说要搞一个比前夫大十倍的公司。她找了几个合伙人,投了一个直播基地,租了三百平的写字楼,招了二十个主播,结果半年不到,主播跑了一半,剩下的天天要保底工资。

写字楼一个月租金四万八,她签了三年合同。

她表姐说,小满现在到处找钱,能找的都找了。

我听完,把电话挂了。窗外的天阴着,像是要下雨,又下不来。我坐在书房里,看着墙上那张2005年的合影,老周站在我旁边,头发还是黑的,笑得很憨。

五月初,我去了一趟老周老家。那是个县城边上的村子,开车两个半小时,走四十公里高速,再拐十几里乡道。老周家的院子锁着门,门口那双皮鞋还在,擦得干净,鞋尖朝着门,像是随时等人来穿。

邻居说他去镇上卫生院了。

我找到卫生院,老周躺在输液室里,手上扎着针,脸色蜡黄。看见我,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哥,你咋来了。

我说,来看看你。

他说,没啥大事,胃不好,吃点药就行。

我在他床边坐下,从兜里掏出一张卡,放在床头柜上。我说,这是今年的分红,三百万,一分没少。

他看着那张卡,没动。

我说,老周,咱俩认识十七年了。有什么话,你当面跟我说。

他转过头,看着输液瓶,一滴一滴往下掉。过了很久,他说,哥,我对不起你。

我说你对不起我什么。

他说,小满转股份的事,我拦了,没拦住。她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说我要是不签,她就死给我看。

我说,你信她会死?

他说,我不信。但我怕。

怕什么。

怕她跟她妈一样。

这句话让我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老周的老婆,当年就是抑郁症,走的那天早上还给他煮了粥,粥在锅里,人从楼上跳下去的。老周后来总说,那天早上粥煮得太稠了,她一定是心里堵得慌。

我说,老周,那股份的事,你想怎么办。

他说,哥,你让我再缓缓。等我出院,我去找小满,我给她跪下,求她把股份还回来。

我说,不用跪。股份是你的,你想要回去,我帮你。

他摇摇头,说,股份要不回来了。她转给的那个公司,背后是她前夫。

我这才明白。

她前夫搞的那个投资公司,专门收这种家族企业的小股份,收了之后就到公司来闹,闹到你把股份买回去,他们赚一笔差价。小满把股份转给前夫,等于把自己亲爹卖了。

而她还觉得自己在创业。

老周说,哥,这事你别管了。我跟她耗。耗到她明白过来为止。

我说,你耗得起吗。

他说,耗不起也得耗。她是我闺女。

那天从卫生院出来,天已经擦黑了。我开车往回走,四十公里高速,开了整整一个钟头。车灯扫过路边的树,一棵一棵往后倒,像一排排站着的人。

我想起2003年那个冬天,老周蹲在路边抽烟。他那时候三十七,我三十四。他说,哥,我跟你干。

这一干,就是十七年。

六月中旬,公司开了一次股东会。小满带着钱律师来了,还有她前夫,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姓孙。孙某坐在会议桌对面,手里转着一支笔,说,按照公司章程,我们有权要求公司按市场价回购股份。

我说,市场价是多少。

他说,我们评估了一下,百分之十的股份,作价八百万。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滴水。

我看了小满一眼。她低着头,笔在纸上画来画去,画的什么看不清。

我说,八百万,谁定的。

孙某说,第三方评估机构。

我说,评估报告呢。

他从包里掏出一份文件,推过来。我翻了翻,上面写着公司净资产八千万,百分之十就是八百万。

我说,公司净资产八千万,谁说的。

他说,账上不是写着吗。

我笑了。我说,账上写的是八千万,可账上还有一千二百万的应收账款,收不回来的。还有三个仓库,两个是租的,一个是买的,买的那间在城北,现在市值不到两百万。你八千万怎么算出来的。

孙某不说话了。

小满抬起头,说,叔,你别跟我算这些。我就问你,五百万,给不给。

我说,不给。

她说,那咱就法庭见。

我说,见就见。

她站起来,椅子往后一推,撞在墙上,砰的一声。她前夫跟着站起来,钱律师也站起来。三个人往门口走,走到门口,小满突然回过头,说,叔,我爸当年要不是跟你干,他也不会落到现在这样。

我说,他落到现在这样,是因为你。

她愣了一下,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然后她走了。

那天晚上,老周给我打电话。他说,哥,小满是不是去公司了。

我说是。

他说,她说什么了。

我说,没什么,就是谈股份的事。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哥,你别怪她。她妈走的时候,她才十四岁。我天天跑运输,没时间管她。她跟着她姥姥长大,姥姥天天跟她说,你爸没本事,你爸让人骗了。

我说,谁骗我了。

他说,不是说你。是说她姥姥觉得我让人骗了。小满从小听这些话,心里有根刺。

我说,那根刺现在扎的是我。

他说,哥,对不起。

我说,你别跟我说对不起。你告诉我,你还要不要这个股份。

他说,要。我要回来,还给小满。等她哪天明白了,这股份还是她的。

我说,她要是不明白呢。

他说,那我就等她一辈子。

七月初,小满起诉了。法院传票送到公司那天,我正在仓库盘货。老刘拿着传票进来,说,老板,周总闺女真告了。

我说,知道了。

老刘说,那咱怎么办。

我说,该怎么办怎么办。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仓库里坐到天黑。仓库里堆着三千多箱瓷砖,一箱一箱码到顶。老周以前总说,这些瓷砖每一箱他都摸过,闭着眼都知道哪箱放在哪。

我摸了摸身边那箱,上面落了薄薄一层灰。

那段时间我瘦了八斤。我老婆说我晚上说梦话,翻来覆去就一句:老周,你倒是说句话啊。

老周一直没露面。电话不接,信息不回。他表姐说他去外地了,具体去哪不知道。

八月底,法院开庭前三天,老周来了。

他站在我办公室门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头发全白了,人瘦了一大圈。他说,哥,我来撤诉。

我说,小满呢。

他说,她在楼下。

我说,让她上来。

他说,她不好意思上来。

我说,那我去见她。

我下了楼,小满站在公司门口那棵梧桐树底下,穿着一件黑T恤,牛仔裤,脚上是一双脏兮兮的白鞋。她看见我,低下头,叫了声叔。

我说,你爸说撤诉。

她说,嗯。

我说,你想通了?

她说,我爸把老家的房子卖了,把钱给我,让我把那个直播公司的窟窿填上。他说,股份的事,他再想办法。

我说,房子卖了多少钱。

她说,六十二万。还差四十万。

我说,然后呢。

她说,然后我爸说,他以后就住仓库。他说仓库冬暖夏凉,挺好的。

我看着她。她眼睛红了,但没哭。

我说,小满,你爸今年五十四了。他胃不好,血压高,住在仓库里,你睡得着吗。

她没说话。

我从兜里掏出一张卡,递给她。我说,这是今年的分红,三百万。你拿去,把窟窿填上。股份的事,以后再说。

她看着那张卡,没接。

我说,拿着。

她接了,攥在手里,指节发白。

然后她突然蹲下去,抱着膝盖,哭出了声。哭声闷在胳膊里,像什么东西堵在喉咙口。她爸从后面走过来,站在她旁边,手抬了抬,又放下。

我转过身,往办公室走。走了几步,听见老周说,哥。

我没回头。

他说,哥,谢谢你。

我摆了摆手,没说话。我怕一说话,嗓子就哑了。

第二天,老周来上班了。他把仓库钥匙又领了回去,五把,一把不少。他办公桌上的茶叶罐换了新的,里面泡着枸杞。他看见我,笑了笑,说,哥,今天中午吃啥。

我说,食堂。

他说,食堂就食堂。

就这么着,一切好像又回到了从前。小满再没来过公司,也没再提股份的事。她那个直播公司后来关了,她去了南方,据说在一家MCN机构做运营,一个月拿一万二。

老周每个月给她打两千块钱,她有时候收,有时候不收。

今年过年,老周来我家吃饭。他喝了两杯酒,话多了起来。他说小满谈了个对象,是做跨境电商的,人还不错。他说小满现在懂事多了,每个月给他打电话,问他胃还疼不疼。

我说,那就好。

他说,哥,你说小满当初那事,是不是挺混蛋的。

我说,都过去了。

他说,可我有时候半夜想起来,还是觉得对不住你。

我说,你对不住我什么。

他说,那五百万的事,她不该那么说。

我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我说,老周,咱俩十七年了。钱的事,我早忘了。

他看着我,眼圈红了。他说,哥,我没忘。

吃完饭,老周走了。我站在阳台上,看见他走到小区门口,掏出手机打电话。路灯照着他的侧脸,他笑了一下,大概是打给小满的。

我回到客厅,茶几上放着他带来的那兜橘子。我拿了一个,剥开,一瓣一瓣摆在盘子里。我老婆说,你摆那么整齐干什么。

我说,好看。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

今天下午,我在书房整理旧物,翻出2005年那张公司注册申请表。申请人那一栏,我签的名,老周签的名。他的字歪歪扭扭的,周字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像一条尾巴。

我把那张表夹进一本旧杂志里,放到书架最上层。

窗外有车经过,车灯从窗帘缝扫过去,又没了。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那天小满要是没说那句五百万,后面这些事是不是就不会发生。可话说回来,她不说,那根刺也一直在。她爸说得对,那根刺扎在她心里十四年了,早晚要拔出来。

拔出来的时候疼,拔完了也疼。

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明明是一家人,为了钱闹得跟仇人似的,过了几年又好了,可中间那道坎,谁都不提。你说这事算过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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