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三年五月，终南山翠微宫含风殿，四夷入仕于朝者数百人闻丧恸哭，有人剪发，有人以刀割面。
一个突厥人站了出来，将自己的脸割破，血顺着面颊淌下。
他跪请新皇李治，允许他殉葬于先帝陵前。
《旧唐书·太宗本纪》记下这一刻，只用了极短的篇幅。
然而这个跪地请求殉葬的人，在此前二十余年里，曾是漠北草原上号令数万铁骑的可汗。
他从突厥王族到唐左骁卫大将军，从碛北牙帐到长安禁苑，最终在昭陵墓道上留下一方“突厥都布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的石像题名。
那是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八月，距那场自残式哀悼，已过去约三个月。
阿史那社尔生于隋仁寿四年（604年），是东突厥处罗可汗的次子。
处罗可汗病卒于武德三年（620年），其妻义成公主以嫡子奥射设“丑弱”为由，改立处罗之弟咄苾为颉利可汗。
社尔与汗位擦肩，被封为拓设，建牙于碛北，与颉利可汗之子欲谷设分别管辖铁勒、回纥、同罗等部。
那一年，他十一岁。
十一岁领部落，社尔有一套自己的治法。
《旧唐书·阿史那社尔传》记：“在位十年，无所课敛。”
有首领劝他加重赋税以自奉，他答：“部落既丰，于我便足。”
这句话被史官原封不动地写进了传记。
不加课敛的结果，是“诸首领咸畏而爱之”。
一个十一岁的少年，在漠北统治了十年，靠的不是刀兵，是一句关于“足”的朴素道理。
转折发生在武德九年（626年）。
那一年颉利可汗率全族兵力南侵唐朝，漠北空虚，薛延陀、回纥等部乘机反叛，欲谷设率先被击败，社尔率兵驰援，同样败下阵来。
贞观二年（628年），他率残部退保可汗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北）。
不久，颉利可汗被唐军俘获，东突厥汗国覆灭。
社尔失去了归途。
西突厥内部正陷入混乱。
统叶护可汗死后，奚利邲咄陆可汗与泥孰争夺汗位。
社尔扬言前往降附，引兵西进，突袭西突厥，占据了其半数国土，得众十余万，自称都布可汗。
从拓设到都布可汗，社尔完成了一个突厥王族的权力攀升。
但他没有忘记一件事。
《新唐书·诸夷蕃将传》记载，社尔称汗后对诸部说：“始为乱破吾国者，延陀也，今我据西方，可汗浮图城近在咫尺，我欲先灭延陀，以雪前耻。”
他要打薛延陀。
盛年的社尔不顾众人劝阻，亲率五万骑兵东征薛延陀。
这场仗打了百余日，胜负未分，但社尔的部众已经开始逃亡——久役疲惫，人心思散。
薛延陀趁机追击，社尔大败，只得率残部一万余人退向高昌。
高昌在当时与西突厥关系密切。
社尔担心西突厥会向高昌索要自己，而唐朝正在向西扩张，他做了一个决定：归附唐朝。
贞观九年（635年），社尔率部投向唐的旗帜之下。
这是阿史那社尔命运的第二次转折。
李世民对他的安排，远超一个降将的待遇。
次年社尔抵达长安，被授为左骁卫大将军，将部众安置在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又将自己的妹妹衡阳长公主嫁给了他，拜驸马都尉，命他掌管驻守在禁苑内的兵马。
大唐的“禁苑”在宫城之北，是皇帝贴身安危所系之处。
社尔“典卫屯兵”的同时，还“检校北门左屯营”。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对禁军将领的任用极为审慎，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玄武门是宫城屯兵之要害，太宗以社尔检校北门左屯营，“可见太宗对社尔信任之深也”。
从归唐的第一天起，社尔便被放在了离皇帝最近的位置上。
贞观十四年（640年），侯君集率军征高昌，社尔以交河道行军总管身份随行。
高昌是西域富庶之地，城破之后，唐军将领纷纷争抢战利品。
《旧唐书·阿史那社尔传》记载：“诸将咸受赏，社尔以未奉诏，秋毫不敢取，见别诏然后受，又所取皆老弱陈弊。”
别人先拿，拿完了才轮到他，剩下的只有老弱和破旧之物。
李世民得知后，赞叹他“廉慎”，赐给他从高昌缴获的宝刀和杂彩一千段，封毕国公，并让他检校北门左屯营。
一个突厥人，在唐朝的军队里，以“廉”字立身。
贞观十九年（645年），李世民亲征高句丽。
驻跸山一战中，社尔奉命率突厥千余骑诱敌深入，高句丽军以靺鞨精锐为前锋，社尔与敌接战即退，将敌军引至设伏之地。
此战中他身中流矢，血透铠甲，拔出箭镞后继续冲锋。
《旧唐书》记：“临阵屡中流矢，拔去即再进。”
所部士兵见主将如此，人人奋勇，最终大获全胜。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李世民以社尔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契苾何力、郭孝恪为副，统兵十万讨伐龟兹。
这是社尔归唐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
他率军从焉耆以西突入龟兹北境，分兵五道，出其不意，先破处月、处密二部，再下龟兹都城，追击六百里，擒获龟兹王白诃黎布失毕。
从贞观九年归唐到贞观二十一年平定龟兹，阿史那社尔为唐朝征战了整整十二年。
龟兹之役班师时，已是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正月。
他俘龟兹王以献，李世民在含风殿接受献俘。
四个月后，李世民崩于同一座宫殿。
社尔在长安住了整整二十年。
二十年，足够一个少年长成中年人，也足够一个异族降将变成禁军统帅。
但他的内心是否曾有过回到草原的念头，史书不载。
留存于记载的，只有他的行动。
太宗驾崩的消息传出后，来自突厥、铁勒、吐蕃等地的数百名入仕者齐聚长安，按照各自部族的礼俗举哀。
突厥人的哀悼方式极为刚烈：剪去头发，以刀划面，甚至割耳，血与泪一同流淌在地上。
阿史那社尔站在这些人中间。
他割破了自己的脸。
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向了新皇李治，跪倒在地，请求以身殉葬。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记载：“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请杀身殉葬，上遣人谕以先旨不许。”
李治以先帝遗诏为由，拒绝了这个请求。
社尔这才作罢。
李治随后拜他为右卫大将军，继续掌管禁军。
请求殉葬这件事，在唐朝的制度语境中显得格外突兀。
中原王朝自秦汉以后，人殉已渐废弛，贞观之治的礼法体系更不会容纳这种“蛮夷旧俗”。
但社尔是突厥人，在他的传统里，可汗死后近臣以殉葬相随，是最高等级的忠诚表达。
颉利可汗死于长安时，其旧臣胡禄达官吐谷浑邪便“自刎以殉”。
社尔的行为，遵从的是草原的逻辑，而非中原的礼制。
李治拒绝的方式也很微妙。
“喻以先旨”，意即传达太宗的遗诏——太宗在生前已经明确不许社尔殉葬。
这个细节说明，李世民在生前就已预判到，自己死后社尔可能会有这样的举动。
永徽六年（655年），阿史那社尔在长安去世，年四十七岁。
李治追赠他辅国大将军、并州都督，谥号“元”，赐陪葬昭陵。
朝廷为他在昭陵修建了一座特殊的坟冢——坟头被堆成葱岭的形状，“以象葱山”，用这种方式铭记他平定龟兹、打通西域的功勋。
但李治对社尔的安排并未止于一座坟冢。
在为太宗举行葬礼的同时，李治下令雕刻十四位“贞观年间擒伏归化”的蕃君长石像，列于昭陵北司马门内，其中便有“突厥都布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
石像按照各人真实面貌雕成，“深目大鼻，弓刀杂佩”，突厥人、吐蕃人、高昌人、焉耆人站成两排，守在太宗的陵前。
《唐会要》记载，这些石像的雕刻意图是“欲阐扬先帝徽烈”，记录贞观年间周边邦国君长“擒伏归化”的重大事件。
换言之，它们不是简单的陪葬品，而是一座露天纪念碑。
1965年秋，陕西省文管会与礼泉县文教局组成的昭陵碑石调查组，在昭陵祭坛发现了阿史那社尔、吐蕃赞普、龙突骑支、麴智勇四座石像的题名像座。
其余十座石像已毁佚殆尽。
那方刻着“突厥都布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的像座，是目前仅存的四座之一，仍立在昭陵的台阶地上。
阿史那社尔死后，他的儿子阿史那道真继承了父亲的军职，官至左屯卫大将军。
道真延续了阿史那氏在唐朝的将门之路，而社尔本人，自贞观九年归唐至永徽六年去世，二十年间未曾再返回漠北草原。
他当年在碛北建牙时说过的那句话——“部落既丰，于我便足”——后来被史臣写进了传记末尾的赞语中。
《旧唐书》的史臣曰：“历代武臣壮勇出众者有诸，节行励俗者鲜矣，矧蛮夷之人乎？
如冯盎智勇守节，社尔廉慎知足。”
“廉慎知足”四个字，是对一个突厥王子在唐朝二十年的定评。
而在昭陵的墓道上，那方残缺的石像座依旧朝着北司马门的方向。
石头上刻着他的官名，刻着他的可汗称号，刻着他为唐朝征战一生的痕迹。
石像的面容已被岁月磨蚀，但题名犹在。
石头的表面，被千年风雨磨得光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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