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河北冀中平原，吕正操和聂荣臻面对一批地方武装首领，做的并不只是“收编”二字。队伍要打日军，也要接受纪律、政治和组织改造。冀中军区成立初期，下辖七个独立支队，司令员大多带着自己的旧部而来，人员多、枪支杂、背景复杂。
这七个人后来走出了七条路。有人把抗日队伍当成私人资本，最终投敌；有人在信念和现实之间反复摇摆；有人战死沙场；也有人一直坚持到新中国成立。七支队的命运，正好折射出抗战初期整合地方武装的艰难。
独立第二支队司令员柴恩波，早年在北洋军队任职，北伐失利后回到家乡。全面抗战爆发时，他掌握着一支地方保安武装。为了扩大实力，他曾将伪县长李作宾和日本顾问抓来，作为投靠吕正操的“见面礼”。
凭借地方关系，柴恩波很快将队伍发展到数千人。可队伍壮大后，他逐渐把部队视为自己的私产，对八路军派来的政工人员十分排斥。1939年2月，在国民党方面人员拉拢下，他发动叛变，部队很快被击溃，多名政工干部遇害。此后他投靠日伪，抗战胜利后仍与人民为敌，1953年被押回原籍处决。
第三支队司令员赵玉昆，早年有土匪经历，抗战开始后拉起队伍，自称抗日武装首领，随后接受八路军改编。可是，旧式江湖习气并未因改编立即消失，严明纪律和艰苦作战反而让他越来越不适应。
1940年，日军连续对华北根据地进行“扫荡”，赵玉昆在困难面前产生悲观情绪，率部投降日军。由于熟悉根据地情况，他曾为日军带路，给八路军造成严重威胁。日本投降后，他又加入国民党。1950年，赵玉昆在北京被认出，押回原籍后受到惩处。
第六支队司令员江东升，原是东北军军人，九一八事变后流落河北，组织地方保卫团。抗战爆发后，他的队伍被纳入河北游击军，后来改编为八路军冀中军区独立第六支队，兵力一度达到八千余人。
兵力越多，个人野心也越容易膨胀。得知组织准备派政委加强领导后，江东升不愿接受约束，准备带队脱离八路军。1939年，他尚未成事便被第三支队副司令员常德善追上逮捕，随后被处决。三名司令员的共同问题，是把部队看成个人势力，而不是人民武装。
独立第一支队司令员朱占奎的经历更加曲折。他早年担任地方保卫团长，抗日积极性很高，曾率部参加八路军。但地方武装首领的身份，使他的政治立场并不稳固。
1941年11月，朱占奎在清苑大李各庄被日军俘虏，次年夏天回到八路军。关于他如何脱身、被俘期间是否变节，组织始终没有完全查清。聂荣臻对他的说法存有疑问，却没有简单处理，而是将他带在身边，继续观察。
抗战胜利后，朱占奎又被国民党方面拉拢，1946年转任国民党军政机构职务。天津战役期间，他再次率部归来。反复变化的经历，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受到审查，1951年被判无期徒刑。1975年获特赦，后来被认定为起义投诚人员，曾任河南省政府参事等职。
独立第五支队司令员魏大光，没有等到抗战胜利。1939年8月26日，他奉命前往黄庄子村开会，途中在大宁口附近与日军汽船遭遇。战斗中，魏大光牺牲，年仅28岁。叶剑英得知后撰文悼念，称其为国家和民族尽忠尽孝。
独立第七支队司令员马本斋，则是冀中抗战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出身回族，曾在东北军系统任职，因不满国民党军队不积极抗日而离开。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在献县组织回民抗日义勇队，随后加入河北游击军，改编后成为八路军第七支队，也就是著名的回民支队。
马本斋带部转战冀中，作战坚决，部队纪律严明，毛泽东曾称赞其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遗憾的是，他长期积劳成疾，1944年2月7日在山东莘县病逝，未能等到抗战胜利。
七人之中，独立第四支队司令员高士一的结局最为完整。他出身河北任丘大户人家，人称“高四爷”，却没有守着家业旁观时局，而是与共产党人共同组织抗日武装。
家中兄弟对他的选择态度不同，有人支持，有人中立，也有人反对，但高士一没有退缩。他率部接受八路军领导，后来担任独立第四支队司令员、八路军一二〇师独立第一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他主要负责后勤和财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陕西省交通厅厅长、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冀中七个支队的结局，并不是简单的个人善恶名单。地方武装能够迅速聚集力量，却未必具备稳定的政治信念；改编完成，也不等于思想改造已经完成。柴恩波、赵玉昆、江东升走向叛变，朱占奎屡次摇摆，魏大光和马本斋牺牲，高士一走到胜利，这组差异本身，就是那段历史最具体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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