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1日，辽宁葫芦岛，国民党东北部队正等待船只撤离。战局已经到了最后关头，码头上人马拥挤，部队却不知道究竟驶往何处，甚至连不少军官也是临开船前才接到命令。负责安排撤退的杜聿明，此时已经看出东北大势难挽，但指挥依旧迟疑不决。
有人回忆，当时部队像惊弓之鸟，只要解放军稍作袭扰，葫芦岛守军便可能陷入全面混乱。撤退本是保存实力的办法，却因为命令不明、部署失当，变成了一场仓促逃散。辽沈战役于11月2日结束，东北国民党军主力损失惨重，杜聿明也由此背上了“庸才”的名声。
这个评价，并不是说杜聿明毫无能力。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长期带兵，曾参加长城抗战、远征作战，在国民党军内晋升很快。问题在于，他更擅长经营部队和处理上层关系，一旦面对复杂战场，尤其是需要统一意志、果断决断时，弱点便暴露出来。
在东北任职期间，杜聿明曾对第六十军加强控制，派出视察人员和联络人员，对部队内部进行调整。此举本意或许是整顿军纪，实际却使杂牌部队产生戒心。曾泽生部后来起义，固然有多重原因，但蒋军内部长期存在的猜忌与排斥，无疑加快了离心过程。
有意思的是，接替陈诚主持东北事务的卫立煌，处理人事的办法恰好不同。他没有大规模清洗旧班底，而是尽量维持原有指挥体系，先稳住部队，再谈作战。杜聿明重“换人”，卫立煌重“用人”，两种做法的差别，直接影响了将领之间的信任。
到了淮海战役，杜聿明又担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主任。1948年11月6日战役爆发后，黄百韬兵团被围，黄维兵团随后陷入困境，邱清泉、李弥等部也逐渐被牵制。杜聿明虽然多次提出行动方案，却始终没有形成真正有效的协同，援救与撤退反复摇摆，部队越打越乱。
1949年1月，杜聿明集团被围于陈官庄地区。文强等人的回忆中，曾记述指挥部通讯中断、军官彼此寻找、部队各自突围的情形。关于杜聿明和邱清泉离开指挥位置一事，回忆者多有不满，认为高级指挥官在危急时刻没有维持全军秩序。
杜聿明的问题，归根到底不是缺少军校经历，而是缺少驾驭大兵团的能力。他能执行命令，却很难在局面失控时重新建立秩序；能对部下施加压力，却未必能让各部真正服从。称他为“庸才”，更准确地说，是指其才能与职位不相匹配。
若说杜聿明是庸才，刘峙在许多国民党将领眼中，便更接近“蠢材”。1948年，刘峙出任徐州“剿总”总司令。这个任命本身就引发争议，因为徐州是南京的门户，按常理应由能够独当一面的将领主持，刘峙却被不少人认为缺乏相应的判断力和统筹能力。
当时国民党内部流传一句讥讽，说徐州应派虎将，退一步也该派条看门的狗，结果却派去了一头“猪”。话很刻薄，却反映出高级军官对刘峙的不满。刘峙在战局判断、兵力调动和信息处理上屡屡迟缓，常常等到形势恶化，才采取仓促措施。
更麻烦的是，徐州“剿总”内部权力交错，刘峙既要听南京指示，又要依靠杜聿明等人执行。名义上的总司令缺少足够威信，实际负责作战的人又不能完全放手，结果形成了多头指挥。部队在前线作战，后方却不断争论，错失战机便成了常态。
陈诚则属于另一种人。他未必是传统意义上的战场庸将，却极其善于服从蒋介石的意志，也善于借助最高权力排斥异己。1948年，陈诚接任东北行辕主任后，撤换陈明仁等将领，重新整顿东北军政系统，许多将领因此感到寒心。
杜聿明后来回忆东北往事时，对陈诚颇多不满。一次军事会议上，甚至出现过“杀陈诚以谢天下”的激烈喊声。这样的场面，当然带有情绪宣泄，但它说明陈诚在军中并非没有争议。对上级极度顺从，对下级强势压制，正是人们称其为“奴才”的原因。
不过，把陈诚简单说成无能，也并不准确。他有组织能力，善于整顿部队，也能在政治体系中迅速获得信任。问题在于，他把服从最高权力放在了军事规律之前。只要命令来自蒋介石，即便前线将领有不同意见，也很难形成真正的讨论。
三个人放在一起，恰好构成蒋介石用人弊端的三个侧面：刘峙缺少判断，杜聿明能力有限，陈诚过度依附。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没有能力或意愿去挑战最高权力的决策。白崇禧等人即使更有才干，却常被猜忌；能够让蒋介石放心的人，反而更容易得到重用。
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的失败，当然不能只归咎于几名将领。兵力部署、后勤供应、派系矛盾、民心向背，都是决定战局的因素。但在关键岗位上反复启用不合适的人，又以个人信任替代军事判断，确实使本已困难的局面不断恶化。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徐州方面失去大批精锐，国民党军在华东战场的整体防线随之崩解。刘峙失去原有职位，杜聿明被俘，陈诚仍得到蒋介石信任。三种不同结局，背后却是同一套用人逻辑留下的痕迹。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