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秋，北平一处僻静的会面地点，周恩来见到了多年未曾谋面的侯镜如。两人握手时，周恩来感慨道：“我们将近二十年没见了。”这次重逢，揭开了一段长期埋藏在复杂局势中的往事。
侯镜如并不是后来才接触革命思想的普通军官。1924年，他放弃赴欧洲留学的机会，报考黄埔军校第一期。河南青年出身的他，学习刻苦，军事素养突出。入学期间，他曾听过毛泽东讲授有关农民运动和革命形势的课程，对共产主义有了较为直接的认识。
黄埔毕业后，侯镜如进入国民革命军任职。1925年，经周恩来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国共两党仍处于合作阶段，许多共产党员都以军官、政治工作人员等身份开展工作，侯镜如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既公开又隐蔽的双重环境。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大批共产党人遭到逮捕和杀害。侯镜如奉命参与秘密工作，往返于上海、武汉、香港等地，接触工人运动和军事联络。军装可以脱下，身份却必须藏得更深。
转折发生在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许多联络线被迫中断。侯镜如原本准备返回上海，却发现旧日的联系人一个也找不到。他不知道组织究竟遭遇了什么，只能判断危险正在逼近。
他没有贸然行动。
侯镜如回到河南老家，曾通过各种渠道寻找组织，但当时破坏范围太广，联络始终没有恢复。对一名有过军队经历的共产党员来说，失联并不等于脱离信仰，更多时候意味着必须独自判断、独自承担风险。
1933年，黄埔同学袁守谦邀请侯镜如重新出山，参加抗日。侯镜如清楚，自己与组织暂时失去联系，身份也无法公开说明，但日本侵略加剧，军人上阵抗敌同样是国家大事。经过权衡，他回到国民政府军队任职。
这一步，改变了他此后十多年的公开身份。
凭借黄埔经历和较强的带兵能力，侯镜如很快得到重用。抗战时期，他参加过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等战事，逐渐由基层军官升至高级将领。国民党方面看重他的黄埔背景和作战能力，却不知道他早年的真实政治身份。
有意思的是，侯镜如的处境越顺利，内心压力反而越大。他在国军系统中不断升迁，甚至成为蒋介石眼中的“自己人”，可真正的组织关系却始终没有恢复。表面上，他要证明自己忠于职守；在更深一层，他又不能忘记入党时作出的选择。
直到1947年，转机才出现。周恩来在北平与侯镜如重新取得联系，陈赓也参加了随后的一次秘密会面。侯镜如这才得知，当年顾顺章叛变造成的破坏远比自己想象得严重。近二十年的沉默，并不是组织遗忘了他，而是双方都曾被严密的白色恐怖隔在两边。
侯镜如当时提出回到组织身边，周恩来却劝他暂缓。周恩来说：“眼下还有一项重要任务，需要你留在原来的位置上。”侯镜如明白，这意味着继续面对猜疑和危险，也意味着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锦州是东北国民党军与关内联系的重要枢纽，解放军围攻锦州后，蒋介石急令各部增援。侯镜如时任国民党第十七兵团司令，所部承担向锦州方向推进的任务。
命令很紧，行军却出现了耐人寻味的迟滞。侯镜如没有公开抗命，而是利用道路、侦察、补给和部队整顿等环节，反复放慢速度。部队看似在前进，实际始终没有形成能够迅速解围的冲击力量。
这段拖延极其关键。1948年10月，塔山阻击战与锦州攻坚战相互牵制，解放军必须顶住国民党援军的压力。侯镜如部队迟迟不能按计划投入战场，使塔山方向获得了宝贵时间。锦州失守后，东北战局迅速转折，国民党军原本试图挽救局面的部署随之落空。
侯镜如回去后，面对蒋介石的质问，只能以道路困难、部队疲惫等理由解释。蒋介石虽然不满，却没有立即识破其中的真实原因。那时国民党军内部指挥混乱，援军迟缓并非孤例，侯镜如也因此躲过了最危险的一关。
平津战役期间，他又在北平局势变化中发挥作用。1949年1月，侯镜如率第九十二军在北平附近起义，这一行动进一步削弱了傅作义集团的抵抗意志，也为北平和平解放增添了重要砝码。一个长期身处国民党高级军队内部的共产党员，终于完成了关键阶段的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侯镜如回到组织，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等职。多年隐蔽经历，使他对个人功名看得很淡。1994年，他在北京逝世，留下遗言：“余一生忠于祖国，热爱祖国，但愿祖国早日和平统一。热爱党、热爱人民，愧少贡献，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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