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9月，直隶通州张家湾，清政府派出的谈判队伍与英法联军相遇。表面上，这是一次交涉；实际上，却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急转直下的关口。几天后，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人被清军扣押，原本尚可周旋的局面，迅速滑向了北京城下的战争。
这件事并不是清军失败的全部原因，却像一根火柴，点燃了早已堆满干柴的局势。要看清它为何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还得从大沽口说起。
大沽口位于海河入海处，是天津通往京师的重要门户。英法军队若想沿海河深入华北，大沽口便是绕不开的关节。清政府也明白这一点，因此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断修筑炮台，添置火炮，把这里当成拱卫京畿的第一道屏障。
1858年，英法舰队抵达大沽口，要求清政府接受新的通商与外交条件。清军守将没有等到正式许可，便开炮阻拦，结果炮台很快被攻破。英法军队进入天津，清政府被迫签订《天津条约》。
败得太快，反而让清廷产生了一个危险判断：大沽口只要重新修筑，洋人未必能够再次突破。于是，清政府把相当多的希望放在厚墙、深壕和重炮上，却没有同步改变指挥体系、情报手段和整体外交策略。
1859年，英法使团再次北上，准备进京换约。清政府要求他们改走北塘陆路，不准从大沽口强行进入。英方坚持乘船进京，双方在交涉中彼此僵持。僧格林沁指挥守军依托新修炮台迎战，英法舰队强攻失败，海军将领贺布受伤，联军遭到重大损失。
这是清军少见的一次胜利。炮台发挥了作用，守军也表现出顽强抵抗。消息传到英国后，英国政府没有因此收手，反而认为先前投入不足，决定调集更大规模的兵力，以军事行动迫使清政府彻底屈服。
有意思的是，清政府却把这场胜利看得过重。它证明了炮台能够在特定条件下击退舰队，却没有证明清军已经具备应付现代战争的能力。英法联军吸取教训，不再正面冲击大沽口，而是在1860年从北塘登陆，绕到炮台侧后方，形成海陆夹击。
大沽口的坚固工事因此失去意义。守军虽然苦战，仍无法阻挡联军推进。天津失守后，清政府派出恭亲王奕訢等人与英法交涉，试图拖延时间、压低条件，却没有形成一致而有效的谈判方针。
谈判期间，英法代表巴夏礼一行前往通州与清方接洽。清军将他们扣押，部分人员遭到虐待，最终有多人死亡。这一行动在英法方面引起强烈震动，也给了额尔金等人继续进军的理由。
有人曾劝阻：“扣押使团，恐怕会把事情闹大。”
清方却认为：“先把人留下，谈判自然有了筹码。”
问题正在这里。外交谈判不是普通的讨价还价，扣押对方使团成员，等于击穿了当时欧洲国家极为看重的外交规则。英法联军随即以此为由加紧进攻，清政府原本想用强硬手段增加筹码，结果却把自己推入更加被动的处境。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圆明园遭到焚掠，京师受到直接威胁。咸丰帝逃往热河，奕訢留在北京与联军交涉，最终签订《北京条约》。清政府不仅承认《天津条约》，还承担赔款、增开口岸等新的条件。
所以，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当然包含武器、训练、兵力调动和战术指挥的差距，但更深处是清政府缺乏统一的国家战略。它一会儿把洋人当作可以敷衍的商人，一会儿又把一次局部胜利当成整体转机；既没有真正理解列强的目标，也没有建立稳定的谈判规则。
大沽口三次交锋说明，坚固炮台可以赢下一场战斗，却无法替代制度、军队和外交的整体更新。1860年通州扣押谈判人员的举动，则让一场本可继续周旋的危机彻底失控，成为英法联军进逼北京的重要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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