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会议后来被称为古田会议。表面看，是红四军内部一次路线争论；往深处看，却关系到人民军队的性质、任务和方向。毛泽东提出，红军不能只会打仗，更要承担政治任务，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朱德并非一开始就完全赞成。
井冈山会师后，红四军内部曾设有前委和军委。前委负责全局，军委处理军队事务。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逐渐发展，军队管理、地方工作和党的建设交织在一起，究竟由哪个机构负责，便成了绕不过去的问题。
朱德当时更倾向于分工明确。他认为，前委不宜包办一切，军委也应有相对独立的工作空间。这个想法并不奇怪，朱德长期带兵，熟悉部队实际情况，担心权力过分集中后，容易影响军事指挥的灵活性。
毛泽东的判断却不同。他看到的是另一层风险：如果军队只强调军事，忽视党的政治领导，红军就可能变成一支单纯作战的队伍，甚至偏离革命目标。
分歧由此扩大。
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会议之后，毛泽东离开前委，到蛟洋养病。朱德仍留在部队主持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把毛泽东视为对手。恰恰相反，他一直在思考，怎样把争论拉回到共同事业上来。
陈毅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后，带回了中共中央九月来信。信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建设和根据地工作的意见，希望他回到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
陈毅曾对朱德说：“毛泽东同志应该回来，你服从不服从？”
朱德回答得很干脆：“当然欢迎他回来。”
有意思的是，朱德的态度并不是临时转变。早在陈毅返回之前，他已主持召开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请毛泽东回来的决议。对朱德而言，服从正确意见，不等于否定自己的经验，而是把个人看法放到党的事业之中衡量。
1929年12月底，古田会议召开。会议通过的决议明确指出，中国红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接受党的绝对领导，反对把军事与政治割裂开来，也反对以军事指挥政治。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报告。这里的“胜出”，不是个人压倒个人，而是关于建军原则的认识取得了统一。红军要想长期存在，不能只有勇敢和纪律，还必须有明确的政治方向与组织原则。
朱德对此表现出的胸襟，尤其值得一提。古田会议之后，他在给部队讲课时说，外界常称“朱毛”，实际上应当把毛泽东的名字放在前面。他还说，毛泽东是总政委，照他的办法，红军就能打胜仗。
这番话分量很重。朱德是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者，也是红军中威望极高的军事家。他完全可以坚持自己的资历与判断，却选择承认毛泽东在战略和建军问题上的远见。这不是客套，而是长期合作后形成的信任。
这种信任在长征途中经受过更严峻的考验。1935年，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中央主张北上，张国焘却坚持南下。朱德当时与张国焘同在左路军，但始终支持中央的北上方针。
在压力之下，朱德没有改口，也没有把个人安危放在前面。他曾表示，自己不能同毛泽东分开。这句话后来被概括为“朱毛不可分”，背后体现的并非私人依附，而是对革命方向的坚定判断。
两人的关系，也不只体现在军队大事上。朱德生活俭朴，对子女要求严格。儿子朱琦转业后想到铁路工作，朱德明确要求他从基层学起，不能凭父亲身份谋求便利。女儿朱敏回国后，他也希望她投身教育，而不是把家庭背景当作特殊资本。
1976年，朱德病重期间仍惦记工作。7月6日，他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两个月后，毛泽东也离开了人世。几十年前古田会场上的那场争论，早已成为历史，但朱德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的原则、坦荡与服从大局，仍清楚地留在那段革命岁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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