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夏，北京公安机关审讯室里，一名外国学者面对摆在桌上的材料，已经很难继续保持镇定。他曾是清华大学受欢迎的教师，也曾以研究中国为名，在校园内外广泛交往。此时，他的另一重身份逐渐浮出水面。
这名男子名叫阿林·里克特，中文名李克，妻子名叫艾黛尔，中文名李又安。两人于1948年抵达上海，表面上是来华学习的美国学者，实际却受美国海军方面委托，承担搜集情报、接触并发展亲美人士的任务。
这并不是一场发生在战场上的较量。李克夫妇没有穿军装，也没有携带武器，他们使用的是课堂、宴请和私人交往。对于刚刚经历长期战争的中国来说，这种隐蔽活动同样不能忽视。
李克有语言才能，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美国海军陆战队从事日语翻译工作，退役后仍保留预备役身份。美国方面认为，他熟悉亚洲事务，又掌握中文，适合到中国进行长期观察和联络。
上海的局势不利于他们展开工作。经过盘算，夫妻二人转往北平，并分别进入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那时，外国学者并不多见，学校对他们颇为礼遇，两人后来还在清华承担教学工作。
他们懂得怎样与人相处。课堂上，李克谈吐风趣，愿意回答学生关于美国的各种问题；课外，他又以中美文化交流为名邀请师生做客。礼物、聚餐和轻松的谈话，看起来都很平常，却为进一步接触提供了方便。
有意思的是，他们并不急于索取机密，而是不断了解谁对美国抱有好感，谁希望出国，谁在学校和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这样的名单，正是情报活动所需要的基础材料。
北平解放后，李克夫妇仍未立即离开。他们判断，中美之间尚未直接交战，继续留下或许还能完成任务。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驻华机构的活动受到限制，夫妇二人与外界联络也变得更加隐蔽。
公安机关很早便注意到他们的异常交往，但处理外国人员不能只凭猜疑。既要查清事实，也要避免因证据不足引发外交纠纷。调查因此持续推进，关键在于找到能够接近他们、又不会引起警觉的人。
英若诚恰好进入了视线。
当时的英若诚年仅22岁，是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毕业生，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他家庭背景较好，熟悉西方语言和文化，又是李克夫妇的学生，与他们保持着自然的师生关系。
公安人员找到英若诚时，他起初并不相信自己的老师会从事间谍活动。可仔细回忆后，他发现李克夫妇的一些谈话和交往确有反常之处。短暂犹豫后，他决定配合调查。
“他们真的是间谍吗？”英若诚曾有过这样的疑问。
得到的答复很谨慎：“没有证据，不能下结论。”
这句话也说明了案件的难度。英若诚不能直接质问，更不能贸然打草惊蛇。他采取的办法，是以正常社交为掩护，主动邀请师生聚会，接近那些与李克夫妇来往密切的人，从谈话细节中寻找线索。
这种工作看似简单，实际压力很大。参加聚会的人各有想法，任何一句话都可能被误解；而李克夫妇长期从事情报活动，警惕性不会太低。英若诚只能反复核对信息，把零散的谈话与既有调查相互印证。
到了1951年，调查材料逐渐完整。李克夫妇与美国方面的联络、发展对象的方式以及相关活动，都成为案件的重要依据。同年7月，公安机关决定采取行动。
被捕后，两人仍坚持声称自己只是普通学者，并对调查提出抗议。但面对连续出现的证据，李克的解释漏洞越来越多。审讯过程中，他无法合理说明部分联络和活动，最终承认了受美国海军方面派遣、在华从事情报工作的事实。
据相关回忆材料记载，李克一度试图自尽，后被及时救活。案件审理后，李克被判有期徒刑6年，李又安被判有期徒刑4年6个月。两人在服刑期间交代了部分情况，后来获得提前释放，并于1955年被驱逐出境。
这起案件里，英若诚的作用并不是凭一己之力“揪出”间谍，而是利用熟悉校园环境和人物关系的优势，为公安机关提供了重要协助。真正完成案件侦破的，是长期调查、证据核实和审讯工作的共同结果。
多年以后，李克夫妇在回忆文字中承认，自己当初接受任务时低估了中国的社会环境，也高估了隐蔽行动能够持续的时间。他们后来出版《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记录了在华经历，其中包括与英若诚相识、被捕及服刑的经过。英若诚则继续从事表演、翻译和文化工作，这段特殊师生关系，也由此留在了新中国早期的反间谍史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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