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把核心结论放在前面：这段话里面有一部分合理的提醒，但同时存在很关键的概念偷换。它把某一个政权、某一个民族、整个历史意义上的中国三者混在了一起。承认辽、金、西夏同样属于中国史，不等于就要否定南宋的历史地位；强调中华文明多元，也不等于要把汉族与中华民族做二元对立。
首先先说有道理的那一半。这个说法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不要陷入“唯南宋正统论”。
很多普通读者读历史的时候，顺着唐宋元明清的记忆，下意识就以为两宋就是当时唯一的“中国”。可回望12‑13世纪的东亚大陆，中华大地上并立着南宋、金、西夏、大理等好几个政权 。如果以后来元朝大一统的版图倒推回去，南宋实际控制的疆域确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从这个层面来说，我们研究这一段历史，就不能只站在南宋江南的视角叙事。辽、金同样是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他们的制度、文字、思想、社会风俗，同样属于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
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多元”二字，落实到宋金对峙时代，就是要承认这一时期各个割据政权共同书写这段历史，这是该观点值得我们吸收的地方 。
但是，观点往后推演，错误就出现了：疆域小，不等于该政权就丧失作为中国历史组成部分的资格。
古代的“中国”本身就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地理疆域上的大一统天下；另一层是文化、法统意义上的延续。如果单纯拿疆域占比来评判一个政权算不算“中国的一部分”，逻辑立刻就会出现漏洞。想想东晋，永嘉南渡之后，中原全部丢给十六国，东晋的版图同样狭小；再看三国时期的蜀汉，仅仅保有益州一州之地。难道因为地盘狭小，东晋、蜀汉就不再是中国历史当中的王朝了吗？显然不能。南宋继承的是北宋完整的法统。靖康国难之后，赵构重建宋廷，衣冠南渡，把一整套中原的礼乐、科举、理学文脉完整转移到江南。后世元人修史，同时修《宋史》《辽史》《金史》，本身就代表元代官方已经承认：宋、辽、金三家，全部都是中国境内并立的政权，并不存在谁直接被开除“中国籍”这一说。南宋不需要凭借疆域辽阔去“代表全部中国”，但它毫无疑问依然是中国历史当中极其重要的一支脉络。我们可以说：南宋不能等同于当时全部的中国，但绝不等于南宋就不属于中国。 这是很重要的概念区分。
紧接着第二句争议点：“汉族不能代表中国”。
这里最大的陷阱，就是混淆了“汉族”和“中华民族”两个概念。我们的现代国家，是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包含56个民族的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任何单一民族，当然都不能够完整代表整个现代中国，这句话本身没有错。
但由此向前再跨一步，如果就此推导出汉族的历史文化就不再具备主体、纽带作用，那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费孝通“多元一体”理论的完整表述，既有“多元”，也有“一体”。汉族是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不断吸纳融合许许多多古代部族而形成；同时长期以来汉文化作为纽带，在漫长历史之中，成为各民族之间交流交融的重要介质。历史上无论是辽还是金，统治者都主动学习儒家典籍，采用中原的官制科举。这本身就说明，华夏的文化传统，并不是汉族的私产，而是各民族共同接受、共同发展的文明成果。
我们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不能把全部中国历史直接等同于汉族政权的历史；可同样也不能反过来，刻意割裂汉族文化与整个中华文明之间的联系。多元和一体本就是一体两面，二者并不矛盾。
放到南宋‑辽金的时代来看：南宋以江南为基地继续发展理学、史学、诗词；金朝在北方，一方面保留女真旧俗，同时又推崇孔庙、开科取士。南北两条线索并行发展。等到元朝完成大一统的时候，就把南北两边数百年积累下来的制度、思想全部继承下来。这段历史恰恰生动展示何谓“多元一体”：不是非此即彼，不是要么只认南宋，要么否定南宋；而是南北各个政权，所有民族，共同汇流，最后汇聚成后世中华文明的长河 。
网上很多讨论之所以争得面红耳赤，根源就是经常喜欢做二选一：一部分人坚持唯有南宋才是正统；另一部分人为了反对这种狭隘，干脆直接否定南宋的历史身份。其实正确的史观应当跳出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南宋是偏安的汉族政权；金、辽、西夏是边疆民族建立的割据政权。它们都属于中国，只是在分裂时期各据一方。
这一网络言论作为个人观点，它的警示价值在于提醒大众，要建立多民族的大历史视野，不要把古代中国简单等同于某一个王朝版图。但是它的逻辑漏洞在于用疆域大小去否定一个政权的历史归属，并且隐约把汉族与中华民族进行对立。
我们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既承认辽金西夏的历史地位，也肯定南宋在道统、文化传承上的巨大贡献；既明白没有哪一个民族可以单独代表现代中国，同时也认清，各民族包括汉族在内，数千年来彼此交融，共同缔造了我们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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