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26日下午，延安宝塔山下，刘善本驾驶一架国民党空军的美制轰炸机降落在简陋机场。这不是一次普通飞行，而是一名国民党空军军官经过长期思想转变后，作出的公开选择。
飞机刚停稳，卫戍部队便迅速靠近。舱门打开后，一名身材高大的年轻人走下来，向守卫说明身份：“请报告毛主席、朱总司令，我是刘善本，反对内战，驾机来到延安。”
消息很快传到中央。当天晚上，延安举行欢迎活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出席。毛泽东握住刘善本的手，说：“欢迎你到延安来。”刘善本激动地回答：“我终于到了延安。”
这次起义之所以受到重视，不只是因为一架轰炸机，更在于它发生在全面内战即将展开之际。刘善本受过正规航空训练，熟悉国民党空军的编制、训练和作战情况。他的到来，对人民解放军筹建自己的航空力量，具有实际价值。
刘善本早年考入杭州笕桥中央航校，学习成绩突出，毕业后进入国民党空军任职。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希望驾驶飞机上前线，但由于岗位和编制等原因，始终未能如愿。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内部的腐败、派系争斗以及准备内战的现实，使他逐渐对原有阵营失去信心。
不过，刘善本抵达延安，并不意味着家人能够平安脱身。此时，他的妻子周叔璜、孩子和母亲仍在上海麦加利路一带的住所中。消息传开后，国民党方面立即加强监视，家门附近经常有人出入，亲友往来也受到限制。
周叔璜最早得知丈夫已经到达延安，是从一张秘密递来的纸条上看到的。她还没来得及细想，刘善本原来的上级王世箨便登门询问。对方试探着说：“太平一向老实，怎么突然去了延安？”周叔璜没有承认，也没有解释，只反问：“他去哪里，我怎么会知道？”
这番应对暂时挡住了试探，但一家人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周恩来得知情况后，要求上海地下组织设法保护周叔璜等人的安全。由于当时上海戒备森严，公开转移几乎不可能，营救不能只靠一纸命令，更要解决一家人的吃饭和藏身问题。
于是，一些地下工作人员以普通人的身份接近周家，有人借办事之名送来钱物，有人帮助打听消息。周恩来还特别交代，在无法立即转移的情况下，必须先保证老人、妇女和孩子的基本生活。这个安排看似琐碎，却是当时最现实的保护方式。
刘善本起义后，社会上也出现了一定反响。一些同情进步事业的文化界人士，听说周家生活困难，曾暗中给予帮助。正是这些分散的援助，加上地下组织的接应，周叔璜一家才没有因经济断绝而陷入更严重的困境。
1947年，上海地下组织奉命转移，周恩来离开上海前，曾设法转告周叔璜，最好寻找机会回四川老家。周叔璜随后联系到刘善本的朋友乌钺。乌钺与国民党上层有亲属关系，在上海有一定交涉能力，便出面请托有关方面，终于让周叔璜带着孩子离开上海。
回到四川后，危险并没有完全消失。当地特务仍对她进行监视，还把十户亲属牵扯进所谓的联保关系，借此限制她的行动。周叔璜担心连累亲人，只能暂时留在当地。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年多，直到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丰都解放后，她才真正摆脱控制。
此时，刘善本已经在东北投入人民空军的创建工作。1946年起义后不久，他奉命前往东北，参与筹办航空学校，培养飞行、机务和地勤人员。对一个刚刚脱离旧军队的飞行员而言，这项任务远比个人安置更重要，也意味着他必须从战场飞行转向航空教育和部队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刘善本继续参与空军建设。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承担过空军部队的组织和作战任务，曾率部参加对大和岛的作战行动。周叔璜一家也在局势稳定后前往哈尔滨，与刘善本重新团聚。
1955年，刘善本被授予大校军衔，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1964年，他晋升为少将。对这位1946年驾机抵达延安的飞行员而言，妻儿辗转脱险与个人军旅道路，至此都留下了明确的历史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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