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二姨的儿子叫周远，比我要大上五岁。小时候每年正月初二跟着我妈回娘家，最打怵的不是给姥姥磕头，是被二姨拉到一边听她“随口”念叨周远的事。

“这次期末又考了年级第一。”

“数学竞赛拿了个省二等奖，奖状我都没地方贴了。”

“他们班主任说，周远这个成绩，清华北大不敢打包票，复旦交大稳的。”

二姨说这些话的时候，手里通常正剥着一个橘子或者一把瓜子，语气轻飘飘的，嘴角的弧度却压都压不住。亲戚们围坐在姥姥家的火炉旁，连声说“二姐你好福气”“周远这孩子以后可了不得”。

那时候周远就坐在角落里，有时候捧本书，有时候低着头摆弄一个旧魔方，从不搭话。他瘦，白，鼻梁上架副眼镜，镜片后的眼睛总像蒙着层雾，让人看不出情绪。

我妈回家路上准要叹气：“你二姨命好，摊上这么个儿子。哪像你，就知道疯跑。”

我那时上小学，听不出这话里的比较，更看不出周远眼睛里那层雾是什么。

2

周远高考那年，我正好小升初。印象特别深的是出分那几天，我妈天天往二姨家打电话，嗓门大得整栋楼都听得见。

“多少分？六百八？！

哎呀我就说嘛，周远从小就是文曲星下凡！”

二姨在电话那头笑，声音穿过听筒，像泡在蜜水里的鞭炮，炸得满屋子都是喜气。

那年九月，周远去了上海，读的是国内TOP级别的高校，专业也镀着金边，金融方向。我妈逢人就说：“我二姐的儿子，在上海读名牌大学。”邻居们啧啧称奇，好像周远是我们这条街所有大人共同的孩子，他出息了，大家的脸上都有光。

后来几年，周远的消息断断续续从二姨嘴里传过来。

拿了奖学金。

进了学生会。

暑期去香港交流。

毕业拿到好几家名企的offer。

再后来，他进了外资大公司，起薪就是普通大学毕业生仰望的数字。二姨在家族群里发过一张照片，是周远在写字楼前拍的，西装笔挺，背后是落地的蓝色玻璃幕墙。我放大看过，他瘦得厉害，颧骨突出，眼神还是那样，淡淡的，隔着一层什么。

群里瞬间炸了，亲戚们排着队发大拇指的表情。

“周远真给咱家长脸。”

“二姐你以后跟着享福吧。”

“等周远在上海买了房，我们都去旅游住几天。”

二姨回复得很快，谦虚里透着实实在在的高兴：“什么享福不享福的，他能把自己过好就成了。”

后来我才知道，周远在上海确实过得不算差。毕业第三年，靠家里的资助和自己的积蓄，在浦东买了套小两居。首付二姨把老家一套旧房子卖了，又跟亲戚借了一圈。

经济上谈不上拮据，但也算不上宽裕。

那年春节他回来，我家特意做了一桌子菜，我妈请二姨一家过来吃饭。周远带着一台平板电脑，席间一直在回消息，偶尔抬头应一两句，筷子夹得很少。

二姨说他在公司里表现好，领导赏识，准备派他到新加坡驻外两年。年薪会翻将近一倍。

我爸倒吸一口气：“驻外？那挣的是美元了吧？”

周远笑了笑：“新加坡用新币。”

“那也差不了多少。”我爸搓着手感慨，“你爸妈以后可真是掉进福窝里了。”

我注意到周远夹菜的手停了一下，随即又恢复正常。他放下平板，端起酒杯敬我爸，说谢谢叔叔这些年关照。说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像在完成一项不得不做的任务。

3

周远去新加坡后，我们几乎失去了他的消息。朋友圈里偶尔刷到他，不是酒店泳池的照片，就是工作会议的链接。配文都极简短，像从公文里裁剪下来的边角料。

转机发生在第三年。

那年冬天，二姨突然给我妈打电话，声音发颤，说话前言不搭后语。我妈挂了电话，脸色发白，套上羽绒服就往外走，边走边跟我爸说：“周远回来了。”

“回来过春节？还不到腊月呢。”

我妈顿了一秒：“说是退租了新加坡那边，辞了工作。”

我爸愣在门口：“啥？”

后来我才拼凑出事情的大概。

周远在新加坡的第二年，开始严重失眠。最初靠褪黑素，后来发展到整夜整夜睡不着。白天还要强撑着去上班，西装革履坐在会议室里，表面在听汇报，脑子里像有一万只蜜蜂在飞。

他开始大把大把掉头发。洗澡的时候，排水口堵得严严实实，他蹲在地上掏了半天，掏出一团黑色的东西。他看着镜子里自己逐渐稀疏的头顶和青黑的下眼眶，第一次真真切切地觉得，自己可能是病了。

跟家里视频的时候，二姨问他怎么脸色这么差，他说没睡好。

二姨说：“年轻轻的哪有睡不着的？肯定是玩手机玩的，晚上少刷视频，十点准时睡觉。”

他嗯了一声，说知道了。

挂断视频，他坐在出租屋里，窗外是滨海湾的夜景，灯火辉煌。他摸了摸自己的额头，烫得厉害，那一刻特别想回家，又特别害怕回家。

他给国内的大学室友发了条消息：我好像不太对劲。

室友连夜帮他联系了上海的精神科医生。但他没有假期回国，新加坡的诊所他不愿意去，他对医生说自己没事，只是太累了，想请几天假。

请假之后他就待在屋子里，把自己关了三天，只喝水和牛奶。公司HR打来电话，他用沙哑的声音应付过去。第三天傍晚，他走出房子去便利店，在货架前站了二十分钟，最后拿了一盒头痛药。

回屋吃了两片，倒头就睡。

那次之后他勉强又撑了两个月，到第三个月底，他提交了辞职信。

二姨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周远直接回的老家，飞机落地才给她打电话，说妈，我回来了。

二姨去火车站接他。她后来说，周远从出站口出来的时候，她差点没认出来。一米八二的个子，瘦得只剩下骨架，羽绒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

二姨接过行李箱，愣了好一会儿，才挤出一句：“回来就好。”

周远站在人群里，看着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容，二姨后来跟我妈描述的时候，说像是冬天墙根下的猫，没力气，又拼命想证明自己还好。

4

周远回家后，二姨一开始没当回事。她以为儿子就是工作累了，心里想不开，休息过头几个月，自然就恢复了。

可事情没有像她想的那样发展。

周远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天只吃一顿饭，其余时间都在睡觉。有时候二姨半夜起来上厕所，走到他房门口立一会儿，里头静得让人害怕。她敲门，他应一声，说没事。

可“没事”的时间越来越长，长到二姨心里发毛。

她开始张罗着给他介绍对象，跟左邻右舍说，周远是回来休假的，过阵子还回上海。亲戚朋友问起来，她也这么说。有人觉得奇怪，哪个休假能休那么久？

她眼一瞪：“大公司福利好，带薪假长。”

那段时间，二姨买了各种补品往家里搬，每晚炖汤、熬药膳，把周远养回来一点点。他胖了些，脸上有了点血色，可还是不出门。每天就坐在阳台上，看楼下的车来车往，一看几个小时。

我爸去看他，想拉着出去喝酒。周远说他不喝酒了。我爸说能戒了好，身体要紧。

周远笑了一下，没说话。

二姨渐渐受不了了。开始是好言相劝，周远不接招；后来是又哭又骂，周远也只是低着头，不反驳。

“我供你读这么多年书，不是让你回来坐阳台的！”二姨红着眼圈。

“我知道。”

“知道你就振作点啊。”

周远抬起头：“妈，我已经很努力了。”

二姨哇地哭出来：“你那叫努力？天天发呆叫努力？你是想让亲戚朋友都来看我们家的笑话是不是？”

周远嘴唇翕动了一下，没再说话。他站起身，说下楼买包烟。二姨追出去喊：“你不是说不抽烟了吗？”

他头也没回：“就是想去买。”

5

周远跳楼的消息，是我妈打电话告诉我的。

那天下午四点多，二姨父打电话到我家，声音完全变了调。我妈喂了好几声，对面才断断续续拼出一句话：“周远……从楼上……28楼……”

我妈手一抖，茶杯掉在瓷砖上，摔得粉碎。

挂了电话她就哭了。我赶回家时，她已经坐在沙发上，眼睛肿得不成样。桌上手机里，家族群里已经翻成一锅粥。

二姨电话打不通，亲戚们都在往她家赶。

周远是趁二姨出去买菜的半小时里上的楼。二姨后来反复回想，说他出门前跟她说了一句：“妈，中午别做太咸的。”

就这一句。

那么平常，像他高中时跟她说话一样。二姨回了一句“知道了，给你蒸条鱼”。她拎着菜篮子出门，电梯下行的时候，周远正往顶楼走。

没人看见他在天台站了多久。最先发现的是楼下遛狗的大爷，他说听见“砰”的一声，狗吓得直叫，他回头一看，人就躺在地上了。

二姨回来时，楼前已经围起了警戒线。保安拦住她，她手里还拎着一条活鱼，尾巴甩来甩去。直到邻居凑过来说“是你家周远”，鱼掉在地上，嘴一张一合，人直直往后倒。

我陪着爸妈赶到时，二姨已经被送到了医院。我妈守在病床边，二姨浑身抖得不行，眼睛瞪得老大，却哭不出来。医生给打了镇静剂，她才慢慢合上眼。

周远那年三十五岁。

警察在他的手机里找到了病历，诊断日期已经一年多。重度抑郁。有服药史。

最近一次去医院，是事发前两周。

在他的遗物里，二姨从枕头下面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一张银行卡和一封信。卡是工资卡，余额四十多万。信只有一页纸，字迹潦草，像写得很快。

他说：妈，对不起，我试过了。钱你拿着，把该还的还了。别跟别人说我是病死的，就说我上班去了。

二姨后来读这封信，读一次哭一次。她很久之后才明白，周远最后那句话有多残忍，又有多温柔。他连“死”都不愿用，用的是“上班”。

好像这样，她就能跟亲戚们说，儿子只是不在身边。

6

葬礼在腊月里。小城冬天冷得浸人，灵堂里花圈堆了半面墙。来的人很多，大部分是二姨的亲戚朋友，周远的同学同事太少。

火化前一天，二姨把信拿出来给我妈看。我妈看一遍哭一遍，两个老姐妹抱头痛哭。我在旁边站着，不敢看信，也不敢看二姨。

出殡那天，二姨一声没哭。她穿着黑色羽绒服，站在队伍最前面，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前方，像个被抽掉灵魂的纸人。

亲戚们都安慰她，让她别送了，身体受不了。她摇摇头，哑着嗓子说：“当妈的，总得陪他走这最后一程。”

棺材推进焚烧炉的时候，二姨突然叫了一声：“远远——”那声音撕心裂肺，像从身体里拽出来的皮肉，把在场所有人都定住了。

然后她蹲下来，像被什么击中了膝盖，整个人蜷成一团。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的春节。

姥姥家炉火烧得正旺，周远坐在角落里摆弄魔方。二姨笑着说：“这孩子从小就知道迷数学，将来肯定有大出息。”周远抬头，眼睛从镜片后扫过来一眼。那一眼那么快，快到没人注意到，里面全是对未来的茫然，和他自己都说不清的害怕。

周围的人都在笑，炉火把他的脸映得忽明忽暗。

其实一切早在那时就有了迹象，可惜没有一个人看见。

7

周远走后很久，二姨都把自己关在家里。她把我妈叫去，从床头柜里拿出周远大学时的照片、奖状、护照、工牌，像摆供品一样摊在床上。

“你看他多帅。”二姨摸着那张穿学士服的照片，指腹划过周远的脸，“我儿子，成绩好，长得也好，哪样都不比别人差。怎么就……”

我妈说：“不怪你，也不怪他。他是病了。”

二姨就哭了。

家里开始有人背地里嚼舌根，说周远就是读书读傻了，心理承受能力太差。也有人说，他是被什么冲了煞，家里早有先兆。二姨把自己关起来，不听。

那段时间妈妈常去二姨家，带着热饭热菜，也不劝，只陪着坐。我在外地工作，偶尔视频，看见二姨坐在沙发上，眼睛又大又空。背景里是周远的书桌，上面摆着他的旧魔方。

我认得，那是他小时候玩的那个。

那个魔方，他一直到死都没扔。

我爸有天喝了点酒，长叹一口气，说：“你说人这一辈子，图啥呢？周远小时候多乖啊，门门功课第一。你们那时候还教育我，让我跟你二姨学，把儿子培养成周远那样。

可结果呢？”

他说完就躺下了。我不知道他是醒着还是醉了，只听见黑暗里，一下一下的叹气。

过完春节，二姨搬出了周远的房间。她把周远的东西整整齐齐收进三个纸箱，封好，贴上标签，推到床底下。她说，不想再看见了。

从此以后，二姨家的客厅多了个空位置。谁去她家，都感觉那地方有风。她不再说周远的事，但也没能真正放下。

有一阵她总往社区的心理援助站跑，一坐就是一下午。没人知道她去做什么。后来社区曹阿姨悄悄跟我妈说，二姨在那里认识了几个精神科退休的大夫，问的最多的一句是：抑郁症到底能不能从脸上看出来？

她说，她就想知道，那些年儿子朝她笑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细节是自己漏掉的。

曹阿姨说，二姨这些问题问得人心碎。

8

我再见二姨，是又一年冬天。

她头发白了一大半，话少了很多。我陪她去公墓给周远扫墓。那座墓碑小小的，照片是家里唯一一张他没戴眼镜的照片，眼睛干净，笑得很浅。

二姨从包里拿出一个橘子，揭开皮，把一半放在墓前。

“你小时候喜欢吃橘子。”她蹲下，把橘子端端正正放好，“你最爱闻橘子皮，说像糖。其实你那时候想让我给你买糖，不敢说，就剥橘子凑数。妈都知道。”

风把橘子皮吹得轻轻颤了一下，像谁在回应。

二姨又掏出两样东西，一张银行卡，一封折得整整齐齐的信。是周远留下的。她抽出信纸，一点一点撕成碎片，扔进墓前的香炉里。

点着火，灰黑色的纸屑飘起来，像一群没有家的蝴蝶。

“远远，妈不熬了。”她的声音又轻又干，“这钱，妈还了债，还剩一些，都给你留着。你到那边，想买什么买什么，别省着。”

炉火跳了几下，灭了。二姨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一颗一颗，小石子一样，砸在周远的照片上。

我在旁边扶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那个画面，我可能一辈子都忘不了。他们两个，一个在碑上，一个在碑前，隔着一场大火和一地碎纸，像隔了永远。

回家的路上，二姨靠在后座，忽然说：“小涛，以后你们谁有孩子，别只盯着成绩。”

我应了一声。

她又说：“能笑着长大的孩子，比什么都强。”

我扭头看她，她还闭着眼，眼角湿漉漉的。像在说给我听，也像在说给自己听。

过了好一会儿，车厢里只剩发动机低低的嗡鸣。我在心里反复咂摸这句话。

能笑着长大的孩子，比什么都强。

9

后来我妈再没在家族群里发过那些“别人家孩子”的文章。春节聚餐，也没人再提谁家孩子考了多少分、挣了多少钱。

大家好像一下都明白了点什么，又好像只是都不想再戳二姨的心。

我有了儿子之后，每次看他拿着彩笔在墙上乱画，把玩具拆得七零八落，我妈都笑着说：“随他爸，坐不住。”那语气里听不出一丝责备。

去年我儿子期末考了全班倒数第九。二姨来我家吃饭，我妈给他夹鸡腿，他吃得满嘴油光。二姨看着，笑着说：“能吃能睡，多好。”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周远小时候，亲戚们围着夸他，他永远在角落里。他那么懂事，那么安静，那么努力地活成所有人想要的样子。

可那些夸他的人，没有一个在他最需要的时候，问他一句：“你累不累？”

包括我。

窗外的风刮起来，卷着几片枯叶往半空里飞。我站在阳台上，想起周远跳下去之前，从28楼看到的景色。他一定是真的撑不住了，才选了那么高的地方。

高到能看见这座小城的全貌，看见学校，看见回家的路，看见楼下那家他买过烟的便利店。

就是再也看不见二姨站在门口喊他回家吃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