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贵州息烽玄天洞，谢葆真被单独关押在阴暗的囚室里。半里之外，丈夫杨虎城和孩子们听见了她的喊声，却无法靠近。几天后，谢葆真突然死亡，狱方给出的说法只有一句：她是“自己死的”。
这句话，杨虎城始终没有相信。
谢葆真是杨虎城的第三任妻子。1928年，两人在安徽太和结婚。杨虎城35岁，谢葆真尚不足20岁，两人年龄相差约20岁。年龄并没有成为阻碍，真正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共同的政治信念和对民族前途的判断。
谢葆真出身贫寒，幼年便要养猪、割草、做家务。她读书成绩不错，却因家境困难早早辍学。后来，她进入中山学院妇女运动班学习，接触到新的思想，也由此走上革命道路。
她性格直爽，做事果断，曾在太和创办女子学校。学校不只是教妇女识字，也承担着宣传新思想的任务。她还参与前线宣传，与刘伯坚、宣侠父等人有过接触。那段经历，使她逐渐成为一个立场坚定、敢于担当的革命者。
杨虎城看重的，正是她身上的这股力量。有人问他为何选择谢葆真，他回答：“她思想进步，能够在工作上帮助我。”谢葆真也没有说什么缠绵话，只回应了一句：“我不要你海誓山盟，只要你革命就行了。”
婚后，她既照料家庭，也协助杨虎城处理事务。两人之间不是单纯的夫妻关系，更像是共同承担风险的伙伴。西安事变后，这种关系很快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
1937年，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回国后遭到秘密拘禁。1938年1月，谢葆真带着幼子杨拯中前往南昌，想陪在丈夫身边。临行前，她曾表示：“有我去分担他的痛苦，他总会好一点儿。”
然而，她没有等来团聚，而是和孩子一同被控制。后来，谢葆真母子被转往湖南益阳桃花坪，才与杨虎城短暂相见。杨虎城见到妻儿，既惊又忧，责问道：“有我一个人还不够，你还跟来？”谢葆真哭着回答：“我们不来，你一个人多难啊！”
这次相聚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看管加重，一家人再次被拆散。谢葆真被关进地母洞，杨虎城则被关在玄天洞。两处相距不过半里，却被严密看守隔开。夫妻二人只能靠偶尔传递的消息，猜测对方是否还活着。
谢葆真的处境尤其艰难。她在囚禁期间生下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出生八天便夭折，另一个杨拯贵得以活下来。为了让孩子得到一点像样的食物，她多次与看守争执，也因此遭到报复。
被单独关押后，她受到反复审讯。看守企图逼她承认所谓罪名，还想让她承担西安事变的责任。谢葆真拒绝屈服，便遭遇更严厉的折磨。杨虎城常在洞口听见妻子的喊声，只能带着孩子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站着。
那段时间，杨虎城曾给谢葆真写信。他在信中说，自己什么都可以牺牲，唯独放不下一个“爱”字。信中还使用了隐语，希望在严密监视下给妻子一点安慰。可惜，这封信是否真正送到谢葆真手中，已经无法确定。
谢葆真曾有过绝食行为，也曾吞下结婚戒指自尽，后来被救回。看守因此把她说成“精神失常”，这为之后的暴行提供了借口。所谓治疗，逐渐变成了另一种审讯和控制。
据后来接触过谢葆真的吴晴珍回忆，谢葆真被捆在床上，接受所谓药物注射。注射过程中，她剧烈挣扎，脸色发青，最终停止呼吸。看守离开后，才宣布她已经死亡。
杨虎城赶到时，谢葆真的遗体已被白布覆盖。他认定妻子的死并不寻常，却没有证据，也没有申诉的渠道。火化后，他坚持把妻子的结婚戒指随遗体处理，并亲手用旧木板钉制骨灰盒。
此后，无论被押往何处，杨虎城都带着这个骨灰盒。1949年9月6日，杨虎城、杨拯中以及杨拯贵在重庆戴公祠遇害。重庆解放后，相关人员供出了杀害杨虎城一家的经过，但谢葆真的死因仍没有立即查清。
直到20世纪70年代，杨拯英读到吴晴珍的回忆文章，才重新追查母亲在狱中的遭遇。她前往贵州息烽调查，并通过证人材料逐步拼出了当年的经过：谢葆真并非自然死亡，而是在被强行“治疗”时遇害。
这场迟到多年的调查，使一个被掩盖的事实重新浮现。杨虎城死时仍未能知道答案，而谢葆真的骨灰盒，最终与他一同埋在戴公祠的土地下。那不是偶然的陪葬，而是这对夫妻在长期囚禁中，始终没有被割断的最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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