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蔡京式的表演|凯恩斯主义|汉武帝|蔡京|表演|财政

——评2026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2026年9月，北京。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题是"全球再平衡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

但看完这场会的核心观点，你会发现：它讨论的不是"再平衡"，而是"怎么继续不平衡"。

这场会，冠冕堂皇，术语精当，共识明确。但如果我们把它放进一个更长的时间尺度、一个更硬的分析框架里看——它本质上，是一场蔡京主义的表演。

至于谁说了什么，我们放到该出现的地方再说。

一、凯恩斯主义的严苛前提

政府投资，扩大需求，扩大生产，再增加需求——这是凯恩斯主义的标准版本。

但这个版本，有极其严苛的前提条件。

它只适用于一种场景：经济经历长期低迷，资产价格严重超跌，市场自我修复失灵，形成所谓"黄金坑"。这时候政府入场，是托底，是修复，是让价格回归价值。而且，它是一代人最多遇到一次的工具，用完就得退出。经济恢复，政府收手。它自带停止条件。

凯恩斯本人最警惕的，恰恰是把它简化成"政府发债就行"。他说过，真正危险的不是他的理论被否定，而是被简化成"发债就行"，然后被拿来给任何支出背书。

二、我们的位置

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已经长期高达40%以上。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产出 = 投资 + 消费 + 政府支出 + 净出口。

这是一个恒等式，不是观点。投资占比40%，就意味着其他所有项加起来只有60%。消费被压到了一个极低的水平。

这不是"投资不足"，是投资已经过多。这不是处在"黄金坑"，是处在高位。

经济学里有一个概念叫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修第一条高铁，回报极高；修第十条，回报就低了；修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可能永远收不回成本。但债是要还的。

所以投资率越高，越依赖两件事：新增债务继续滚，资产价格继续涨。而这两件事，都是有极限的。

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我们已经度过了那个"投资决定一切"的阶段，进入了一个整体的消化期。

消化期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过去几十年投下去的东西，现在要慢慢消化——产能要消化，债务要消化，库存要消化。这个时候，经济不是在"等更多的投资"，是在"等一个把存量理顺的过程"。

在这个高位平台上，常规的操作应该是什么？

不是继续加投资。是调整社会关系——利用这段高位平台期，做生产关系的调整。

说白了：既然东西已经造得够多了，那就该轮到分配了。让干活的人多分一点，让社会保障厚一点，让消费能力上来一点，让下一轮的增长，从"投资拉动"切换到"需求拉动"。

这才是高位平台期该做的事。它不需要更多的钢筋水泥，它需要的是：劳动报酬占比能不能提高？社会保障能不能补上？税制能不能往公平的方向改？资产价格能不能回归到合理水平？

这些，才是消化期真正的主线。

而在这个位置上，继续主张政府加大投资，已经不是凯恩斯主义了。

它更像另一种东西——蔡京主义（打着"搞活经济"的旗号，常态化发债、垫高价格、没有退出机制，最终耗空民力）。

三、这场会主张了什么

回到那场会。

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讨论了一天。核心共识是：中央主动扩表，通过债务置换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以财政力量对冲经济下行压力。

有人提出扩大国债发行、借助国债工具完成国内财政再平衡。有人呼吁抓住低物价窗口期，加紧采取更加具有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有人明确说，中央政府的账本干干净净，地方一塌糊涂，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这就是把债务从地方账本挪到中央账本。账面看起来干净了，但债务本身并没有消失——它转移了归属主体，拉长了清偿周期。所谓"化债"，本质是拖延债务、转嫁债务。

还有人否认"消费驱动"这一说法，认为从政治经济学到新古典理论均无此说，主张继续加大基建投资。

全场最大的盲区是——没有人回答"钱为什么不流向居民"。所有人都同意内需不足、消费要起来，但没有人用数据说明消费为什么起不来。分配问题被提及了，但没有成为讨论的主线。

那么——有没有出现任何关于生产关系调整的意见和表态？

有没有人提：劳动报酬占比太低，是内需不足的根子？

有没有人提：社会保障不完善，居民不敢花钱？

有没有人提：资产价格高位，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压低了大多数人的购买力？

没有。

它讨论了一天，讨论的是怎么继续发债，没讨论钱该怎么分。

而"怎么继续发债"，恰恰是蔡京主义的标准动作。

四、历史上的两条路

高位平台期，有两条路。

一条是调整生产关系，把资源还回来，把分配理顺。

另一条是继续加码，继续发债，继续消耗。

历史上，这两条路都有人走过。

先说走的另一条路。

蔡京。北宋末年，国力鼎盛之后，他提出"丰亨豫大"——国家富了就该大兴盛、大排场，把钱花出去，让财货流动起来。听上去很像"搞活经济"。但钱从民间来，中间层层漏损，发出去的债大部分没有留下真实资产。花石纲运石头，沿途拆桥毁屋。他还滥发盐钞、钱引，铸造"当十大钱"，本质就是发债、印钱。结果：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方腊起义，然后是靖康之耻。这不是"效果不好"，是明明白白的灾难。

魏玛德国。经过长期高增长，一战战败，凡尔赛条约压上巨额赔款。面对赔款压力，魏玛政府的选择是——印钞、发债。不是调整，不是收缩，不是休养，是继续加码。1923年，货币彻底崩盘。一个美元兑4.2万亿马克。中产阶级储蓄一夜归零。然后是社会动荡、政治极端化，希特勒上台的土壤由此形成。

它的路径是：高位平台期，本该休养、调整；但它选择继续发债，最后不是停滞，是货币死亡、社会崩溃。

再看走的前一条路。

美国，1935到1965年。每上一个台阶，就用平台期修一次分配规则。

1935年，《社会保障法》建立养老、失业保险，《瓦格纳法》承认工人集体谈判权。1964到1965年，《民权法》《投票权法》消除制度性歧视，《医疗保险》《医疗补助》把医疗纳入保障。

这几次调整，共同点是：都是在一个增长周期完成之后，用平台期修规则。不是"再投一轮"，是"把上一轮增长的成果，用法律固定下来"。每一次调整，都扩大了普通人的权利和保障。结果是从1935到1965，美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不平等收窄，中产阶级在这个阶段壮大。

但这不是说美国没有出清——1970年代沃尔克把利率加到20%以上，是出清。但出清之前，它先有了托底的网。社保、失业金、工会、法律保护，让失业的人不至于饿死，让出清在政治上变得可行。

出清加托底，才是它走出来的原因。

北欧。战后走上高位时，做的不是继续发债投资，是建工会、立劳动法、搞集体谈判。瑞典的集体谈判覆盖率超过90%，雇主必须接受集体协议。挪威走的是政府、雇主、工会三方协商机制。结果是收入分配很平均，工资占GDP的比例几十年保持稳定。

西汉。汉武帝时期，国力鼎盛，然后北击匈奴、南征南越、东定朝鲜、西通西域。几十年战争打下来，司马迁写的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之后，昭帝始元六年，朝廷召集贤良文学六十多人到长安，开了一场"盐铁会议"——相当于当时的一场高级经济论坛——对汉武帝时期那套政策进行总检讨。而这场"论坛"的结论，是废除酒类专卖和部分铁官，也就是：不再继续加码，转向休养。

然后是昭宣中兴，核心政策八个字：轻徭薄赋，整顿吏治。《汉书》的评价是："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繇薄赋，与民休息。"

什么叫"知时务之要"？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换方向。

同样是高级经济论坛，西汉那场开完，转向休养；五道口这场开完，转向继续发债。

五、他们回避了什么

把这场会放在这个对照里看，它的位置就很清楚了。

美国做了——用平台期修分配规则。北欧做了——用制度调整分配。西汉做了——与民休息。

他们没有做。

而他们回避的，不只是"调整分配"这一个问题。

第一个被回避的问题：投资还是不是发展的基本条件？

主张投资的和反对政府投资的，争了很多年。争的是"政府该不该投资"。但两派都默认了一个前提：投资是发展的基本条件。这个前提，在工业化早期成立。那时候资本稀缺、产能不足，投资确实决定一切。但今天，产能过剩、资本不再稀缺。主要矛盾已经变了——不是投资不足，是分配失衡。而整个争论，还停留在旧范式里。

第二个被回避的问题：生产关系该不该调整？

生产力已经发展到高位，继续在生产力层面使劲，边际回报在递减。这时候，约束增长的不再是"生产力不够"，而是"生产关系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