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是一部皇皇巨著，这个大部头难啃是出了名的。没有一定的功底、计划、目标和毅力是难以完整、很好地啃下来的。
许多普通读者一开始往往就会被原文的开篇第一句话给难住、整懵。
《资治通鉴》开篇第一句，也是第一卷的卷首，“周纪一 起 著雍摄提格，尽 玄黓困敦，凡三十五年”。
乍一看，猛一读，是不是晦涩难懂，让人望而却步。其实，不用大惊小怪，也不用抠字面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周纪一，从戊寅年（公元前 403 年）开始，到壬子年（公元前 369 年）结束，共计三十五年。
这是司马光采用的太岁纪年法。如果不了解的，就很容易被难住、被镇住。
那么，什么是太岁纪年法？
说到我国古代的纪年法，最早的是帝王纪年法，如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中，以诸侯王纪年，如赵惠文王十六年；还有后来的以帝王年号纪年，如庆历四年、万历十五年、乾隆二十五年等。
同时，天干地支纪年，与帝王年号纪年并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依一定顺序组合，六十年一甲子，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还有一种岁星纪年法，在先秦典籍中有一些用岁星纪年的记载，之后用得不多。
另外就是司马光用的这个太岁纪年法。岁阳与岁阴相结合，也是60年一个周期，可以与天干地支纪年法完全相对应。
岁阳：甲—阏逢、乙—旃蒙、丙—柔兆、丁—强圉、戊—著雍、己—屠维、庚—上章、辛—重光、壬—玄黓、癸—昭阳
岁阴：子—困敦、丑—赤奋若、寅—摄提格、卯—单阏、辰—执徐、巳—大荒落、午—敦牂、未—协洽、申—涒滩、酉—作噩、戌—阉茂、亥—大渊献。
所以，《资治通鉴》开篇的，著雍摄提格就是戊寅年的意思，玄黓困敦就是壬子年的意思。
再有，就是我们今天全球都在采用的阳历公元纪年，如公元2026年10月10日，当然还有我们的一套农历日期，如阳历公元2026年10月10日，对应的农历就是2026年九月初一。
那么，司马光为什么在《资治通鉴》各卷首的年份区间要选用古老的太岁纪年？
这就要说说司马光当时著《资治通鉴》时所处的政治环境与个人境遇。在当时北宋“新旧党争”中，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政治失意，被贬至洛阳闲居。在此期间，带领众人完成的这部巨著。
他奉命编纂这部史书的目的就是总结历代治乱兴衰的教训，为当时的统治者（尤其是宋神宗）提供治国理政的参考。所以，书中“臣光曰”那部分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评价，正是司马光的思想与政治主张的体现。
讲究礼分名，讲究复古，讲究正统。从选择用太岁纪年上也能可见一斑。
太岁纪年法，是一些先秦典籍里的纪年方法，是儒家推崇的周礼体系内的经典纪年方式，司马光用这个纪年，正是他崇礼复古的明显体现。与王安石变法所掀起的锐意革新的新浪潮形成了鲜明对立，是其坚守传统、反对激进变革的政治立场、理念的隐性表达。
另外，选用太岁纪年，也是出于技术考量。司马光邀请当时天文历算权威刘羲叟参与编年，刘羲叟推崇的《大衍历》采用了太岁纪年法，司马光沿用此法，是为了借助专业力量保证全书纪年的精准与统一，避免因纪年标准混乱导致历史时间排序出错。
再者，选用太岁纪年，还有出于政治考量。在古代，纪年与政权的合法性深度绑定。总的时间标尺与框架如果选用帝王的年号纪年，容易引发正统争议。
太岁纪年以天体运行为基础，不受王朝更替和政治立场影响，具有天然的“客观性”和“中性”，能避免意识形态争议，使全书的编年体系显得更权威、更可信。
还有，同样是考虑到使用年号纪年的缺陷，如在记录大分裂时期多政权同时并存的时候，如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各政权年号各异，用独立的天文纪年（太岁纪年）作为全书的时间“根目录”，各朝代的官方纪年作为“子目录”，能弥补正统年号割裂的缺陷，使全书的编年体系井然有序，不受朝代更迭的影响。
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各卷首的年份区间选用太岁纪年，有出于个人政治立场的考虑，也有为了保持全书时间线的精准、连贯。
至于说，为什么不用具有同等效果，又简洁易懂的天干地支纪年，还是因为他个人的崇礼复古。给后代的我们造成了一定的阅读障碍。
还好现在的通行本都将各卷首的太岁纪年与天干地支纪年标注了出来，同时还有公元纪年，如今的我们读起来一下子就有了时间上的距离概念。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为《资治通鉴》的流传作出突出贡献的胡克家，为《资治通鉴》便于现代人阅读，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点校专家，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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