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的是一件很朴素的事：想让经济稳下来，先得让人们对未来有一个靠得住的判断。”
文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稳定经济”这件事， 中国人琢磨得很早。《汉书·食货志》记下了战国时李悝的一段话：
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
意思是说，粮价太高，百姓吃不起；粮价太低，种粮的人活不下去， 价格无论过高还是过低，都不利于国家稳定。
由此，李悝丰年收粮、荒年放粮，通过调节市场供给，让粮价不至于大起大落。
到了两千年后的英国人凯恩斯这里，粮食变成“社会总需求”。需求不足时，通过降息、增加政府支出等方式刺激消费和投资；经济过热时，则反过来收紧政策，为经济降温。
一松一紧，目的都是为了熨平经济波动。
凯恩斯这套理论拯救了1930年代的全球大萧条，并且在二战后用了二十多年屡试不爽，却在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后屡屡碰壁。
50多年后，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霍尔（Robert E. Hall）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正是他们的研究，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更坚实的微观基础。
在他们看来，要理解经济如何运行，先得读懂每个家庭、每家企业如何判断未来。
某种程度上而言，如今当我们讨论为什么消费补贴未必能刺激消费，为什么经济承压时央行反而还要加息，甚至为什么美联储主席的一句话就能搅动全球市场时，都能从两位诺奖得主的研究中找到线索。
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
两位得主
在进一步介绍他们的理论之前，先来认识认识这两位得奖的老爷子。
霍尔今年83岁，现为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之后又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师从198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是索洛带出来的第五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霍尔的导师罗伯特·索洛
在霍尔身上，有两个很有意思的标签。
一个是“衰退裁判”。1978年，他出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商业周期测定委员会的首任主席，一干就是46年：美国经济什么时候算进入衰退、什么时候算走出衰退，由这个委员会根据经济数据做出判定。
另一个是“明信片报税”。1981年，他和同事拉布什卡在《华尔街日报》上提出了一套单一税率方案，主张大幅简化美国的税收制度，并宣称，“让个人和企业只用一张明信片大小的表格，就能完成所得税申报”。
霍尔参与设计的明信片报税表（1982年版）
伍德福德比霍尔小12岁，求学经历更为特别。他本科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一开始学的是物理，后来转修认知科学，接着又跑到耶鲁大学拿到法学博士学位，最后才转向经济学，1983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
2003年，他出版了代表作《利息与价格》（Interest and Prices）。有意思的是，这一书名沿用了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1898年的经典著作，而伍德福德自己也把这套框架称为“新维克塞尔主义”。
迈克尔·伍德福德《利息与价格》
诺贝尔奖的共同得主，往往是长期的合作者，但今年是个例外。霍尔和伍德福德此次共同获奖，体现的是两条研究脉络在理论上的相互呼应。霍尔从家庭消费决策入手，用理性预期和跨期选择重新审视消费行为，而伍德福德则专注于将企业决策和货币政策规则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两人的研究彼此独立，但是不约而同为现代新凯恩斯主义框架奠定了重要基础。
霍尔：把问题倒过来问
要谈霍尔的贡献，就回到凯恩斯的“失灵”现场。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制定宏观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是统计局的历史数据。
比如，一个人的收入每增加1000元，消费就增加500元，此时，“边际消费率”就是50%，也就是说，每多赚一块钱，就会拿出五毛钱用于消费。
这个数字为什么重要？原因在于，一个居民的消费往往会变成另外一位居民的收入，进而带动新的消费，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所说的“乘数效应”。
在边际消费率是50%的情况下，当发生了100元的消费，就会有人消费其中的50元，以此类推，下一个人消费25元……如此循环，最终带动的新增消费总额：
100×1/(1-50%)=200
据此，只要知道人们拿到收入后愿意花掉多少，就能大致估算政府刺激政策的效果。
乍一看上去，这很有道理，但就是这么有道理的政策，却在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遭遇了重大挑战。
政府的钱投下，经济却陷入了增长停滞、失业上升与物价上涨并存的“滞胀”困境——只看到物价蹭蹭上涨，但人们的消费意愿却毫无起色。
1970年代石油危机影响美国
霍尔提出的破局之策，在于“倒过来想”，这一道理其实很朴素。
传统思路主要关注“一个人今天赚了多少钱，会拿出多少用于消费？”而霍尔则认为，一个人今天花多少钱，不只取决于今天的收入，更取决于其对未来收入的判断。
换言之，一个人即使今天收入很高，但如果预感到明年可能失业，也未必愿意多花钱。反过来，即使今天收入不高，但如果确信未来收入会持续增长，也可能提前增加消费。
因此他认为，当下的消费就是对未来消费的最好预测。
1978年，霍尔利用美国战后的经济数据检验这一理论。他发现，在已知当前消费的情况下，过去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对预测未来消费并没有显著的作用。
举个例子。一个工人三个月前就接到了裁员通知，按霍尔的理论，他从接到通知那天就可能开始节衣缩食，而非等到真正失业那天——真正改变消费的，是消息到来的那一刻。
生活中有不少现象，恰好体现了霍尔的“预期”理论：消费补贴一宣布，细则还没落地，不少人反而持币观望，“知道以后有补贴，今天就不买”；补贴快到期了，大家又一窝蜂提前下单，等到政策结束，销量又明显回落。
因此，一次性的补贴，可能更多改变的是购买的时机，而非一个家庭的支出总额。
这对经济刺激政策的意义很直接。按照传统凯恩斯主义的乘数效应，假设政府投资乘数为3，那么政府投入100元，最终可以带动300元的经济产出，但霍尔的理论提醒我们，人们未必会按照过去的消费习惯，把新增收入花出去。
1974年，美国市民在福利办公室外排队
所以，若居民消费迟迟起不来，应该先看看大家当下怎么判断自己的长期收入，毕竟，未来的工作稳不稳定，收入能不能持续增长，医疗和养老有没有保障，这些长期预期的变化，才更可能持续影响消费。
其实投资也适用于霍尔的思维方式。投资者或许也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现在知道的信息，是不是早已反映在市场价格中了？
伍德福德：让央行学会管理预期
霍尔的研究，主要关注普通人如何判断未来那么伍德福德的重点，就放到了央行身上。他的理论，是今天各国央行普遍使用的新凯恩斯模型。
他的逻辑，是从家庭和企业的决策出发，把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重新梳理了一遍。
伍德福德的模型里有三个角色：老百姓、商家和央行。
老百姓这一边，延续了霍尔的理论，人们会根据对未来的判断，决定今天花多少钱。而商家这一边，则涉及两个现实条件：企业拥有一定的定价权，但价格又不能随时调整。
比如，一家饭馆不能天天重印菜单。因此，每次调整价格时，老板不仅要考虑眼前的成本，还得估算未来一段时间的经营情况。如果预计原材料、人工等成本还会持续上涨，就可能提前把这些涨幅考虑进去。
这样一来，我们的老朋友——“预期”就再次登场。
与消费意愿类似，今天的通胀不仅取决于眼前的成本和需求，也受到人们对未来通胀的预期影响。
如果所有商家都觉得涨价会持续，下一次能改价格的时候就会一次涨够，这就构成了通胀的扩散。反过来，当市场需求突然下滑，企业又无法立即通过降价来维持销量时，卖不出去的商品就可能变成减产和裁员。
凯恩斯所说的“需求不足”，就这样在严格的微观经济模型里找到了解释。
面对这样的情形，央行应该如何做才能稳定经济呢？或者说，具体要稳定的是什么？
伍德福德引入了一个重要概念——“自然产出”，也就是假设价格可以灵活调整，整个经济能够实现的产出水平；现实中的实际产出与自然产出之间的差距，就叫作“产出缺口”。
如果缺口为正，意味着实际产出高于自然产出，需求相对旺盛，物价容易上涨；如果缺口为负，则意味着需求相对不足，物价上涨的压力就会减轻。因此，央行不仅要稳定通胀，还要尽可能缩小产出缺口，避免经济过热或过冷。
这套框架也帮助经济学家区分不同性质的经济冲击。比如，能源涨价、技术进步等供给冲击，会改变经济的生产成本或生产能力，进而影响自然产出；而居民减少消费、企业缩减投资等需求冲击，则主要通过改变总需求，影响实际产出。
以当前为例，美伊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如果企业普遍预期能源价格将持续高企，涨价就可能从能源行业扩散到更多商品和服务。而劳动者为了应对物价上涨，也可能要求提高工资，进一步推高企业成本。
这正是央行最担心的情况：原本暂时性的能源冲击，演变成持续性的通货膨胀。
因此，今年9月，美联储选择加息25个基点。这一加息，是对通胀扩散的预防。尽管地缘政治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但美联储更担心通胀持续高企，难以回到2%的目标。
9月，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
类似的逻辑，也出现在2021年之后的全球通胀治理中。当时，各国央行大幅加息，试图抑制需求、稳定通胀预期。此后，随着货币政策收紧和供应链逐步修复，通胀最终回落，没有重演1970年代那样旷日持久的滞胀。
商家和家庭都“往前看”，这也为如今央行广泛采用的前瞻指引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今天的需求和物价，取决于大家对未来整条利率路径的预期，央行今天定的利率只是这条路上的第一步。
换言之，央行“将来打算怎么做”，今天就会起作用，说话本身就是政策。
这也是为什么伍德福德一直强调，央行应该公开自己的政策目标和决策依据，通过透明、可信的沟通，引导市场预期。回顾历史，1994年以前，美联储甚至不会在议息会议结束后立即公布利率决策，市场只能从交易操作中猜测政策变化。
如今，央行发布政策声明、召开新闻发布会，甚至公布未来利率走势的预测，早已成为常态，而这一转变的背后，少不了伍德福德理论的推动。
预判了你的预判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的是一件很朴素的事：想让经济稳下来，先得让人们对未来有一个靠得住的判断。
霍尔告诉我们，大家已经知道的信息，早就算进了今天的消费里。
伍德福德告诉央行，既然如此，就别等事情发生了再去追，要提前把话说清楚，让大家对未来的判断先动起来。
央行加息之前先“打招呼”，是在管预期；补贴政策什么时候公布、给多久，同样是在管预期，管得不好，就会出现前面说的观望和透支。
凯恩斯煌煌几千言，说的也不外乎“稳定”二字。霍尔和伍德福德做的，就是从家庭和企业的决策出发，把稳定政策的地基重新打了一遍。
后来各国央行在这个骨架上加进工资、投资、汇率和财政，建起了自己的大模型。正如诺奖委员会所言，直到今天，这一套央行广泛采用的模型基本找不到别的可行替代方案。
但是，争议也一直存在。
预期并不总是听话，经济模型往往假设人们能够理性判断未来，但面对战争、疫情这样的“黑天鹅”，通胀预期可能突然改变，央行也未必稳得住。
其次，理论也可能高估了预期的力量，央行承诺的时间越远，对今天的影响反而越大，现实中的人显然没有这么相信几年以后的承诺。
预期虽然重要，却并非可以随意操纵的工具。
但无论如何，说到底，好的政策就是要学会“预判了你的预判”。不仅要考虑政策本身会产生什么效果，还要预判人们将如何理解政策，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行为。
而伍德福德的研究也提醒我们，预期管理能否奏效，关键还在于政策是否可信——一项能够赢得公众信任、持续兑现承诺的政策，往往比一项朝令夕改的政策更能稳定预期。
特邀作者|司马懿
主编|何梦飞
图源|VCG、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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