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的南京，冷得不像话。那种冷，不是普通的冬天冷，是从骨头缝里往外冒寒气。城里的梧桐树早就掉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戳在灰蒙蒙的天上，像一只只枯瘦的手。
山西路那一带，洋楼一栋挨着一栋，住的都是南京城里有头有脸的人家。绸缎庄的老板、银行的经理、政府的官员，还有一些做进出口生意的买办，公馆里进进出出都是包车和黄包车，佣人提着菜篮子从侧门走，太太们下午在客厅里打麻将，留声机里放着周璇的歌。
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些漂亮的洋楼，很快就会变成地狱的入口。
一
12月13日，城破了。
那天早上，住在山西路一栋三层青砖洋楼里的张太太，是被枪声惊醒的。她丈夫是做进出口生意的买办，家里光佣人就有五六个，客厅里摆着一架德国进口的钢琴，卧室的梳妆台上摆满了法国香水。张太太出身书香门第，平时只穿量身裁的真丝暗花旗袍，头发是请专门的理发师到家来烫的，手上常年戴着一只祖传的翡翠镯子，那水头，懂行的人看了都要倒吸一口气。
那天早上她还在梳头，佣人慌慌张张跑上来说，街上全是日本兵，见人就抓，见东西就抢。张太太愣了一下，把翡翠镯子从手腕上褪下来，塞进了梳妆台最下面的抽屉里。她想着，万一兵闯进来，东西藏起来总比戴在手上安全。
这个想法，后来要了她的命。
那天下午，一小队日本兵踹开了她家包铜的大门。十几个士兵涌进来，皮靴踩在客厅的木地板上咚咚响。他们先逼问男主人金银藏在哪儿，把紫檀柜里的银元、金条扫进麻袋，然后三个士兵径直上了二楼。
张太太躲在卧室后间的衣柜后面，整个人缩成一团。她听见皮靴一步一步走近，衣柜门被猛地拉开。一个士兵拽住她的胳膊把她拖出来，旗袍的下摆被门框上的铁钉扯破了一大截。她下意识用胳膊挡了一下脸——这个动作换来的是重重一记耳光，然后是刺刀抵在后颈上。
后来的事情，是从邻居家一个躲在夹墙里逃过一劫的老佣人嘴里传出来的。她说，那天下午，二楼卧室里一直有人在哭，哭声断断续续的，有时候停了，过一会儿又响起来。天黑之后，张太太被人从二楼窗台上推了下去。楼下院子里种着腊梅，正是开花的时候，她的身子砸在碎瓷片和腊梅花之间，身上已经没什么完整的衣服了。
第二天早上，有个挑担子的卖菜老头从门口经过，看见院子里的尸体上盖了一层薄雪，红红白白的，刺眼得很。翡翠镯子碎成三截，散在旁边的砖地上，没有人去捡。
这件事记在日军士兵东史郎的战时日记和曾根一夫的战后回忆录里。曾根一夫不是别人，他是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士兵，后来写了《私记南京虐杀》那本书。他在书里说了一句话，让人脊背发凉：日军盯上富家太太，不单因为长得标致，更因为这些女人代表着他们一心要碾碎的那个“体面世界”。
换句话说，折磨这类人，是在泄一种扭曲的恨。
二
有人可能会想，那些有钱人家的太太小姐，家里有保险柜，有汽车，有关系，有门路，难道不能跑吗？不能藏吗？
她们确实试了。
城破之前，山西路、太平路、夫子庙一带的富户，能走的都走了。但走不掉的更多。有的丈夫说“我留下来看家”，有的老人不愿意动，有的孩子太小经不起折腾，还有的干脆就是没想到事情会坏到这个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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