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玉良
历史上，唐太宗李世民和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也即乾隆）都有“大帝”之名，前者被称为“天可汗”，后者被称为“乾隆大帝”、“十全老人”；前者所处时代被称为“贞观之治”，后者所处时代被称为“康乾盛世”。但我认为：李世民担得起大帝之名，贞观之治名符其实。而乾隆是担不起大帝之名的，所谓的“乾隆盛世”正是中国走向没落的开始。
宠信什么人，暴露了帝王什么样的内心，也预示了王朝什么样的命运。从这个角度看，李世民完胜乾隆。李世民善用魏征，开创了贞观之治，至今仍是一段君臣完美关系的佳话。乾隆是怎么用人的？传播最广的是他宠信大奸臣和珅。而和珅的用处，是让他舒服。他把皇帝哄得团团转，把“万寿无疆”“圣恩浩荡”变成日常用语，把每一次下江南的铺张都安排得妥妥帖帖。乾隆的“英明”在于，他知道和珅是个奸臣，但他“善用”奸臣；而和珅也自知罪恶深重，只能以对乾隆的绝对忠心来换取生命安全，君臣之间达到了这种微妙的平衡，各取所需。魏征是一面镜子，照出帝王的不足。和珅是一面哈哈镜，只照出帝王想看的模样。李世民选择了照镜子，哪怕镜中形象并不好看。乾隆选择了哈哈镜，因为他已经不想看见真实的自己。
所以，乾隆的这种“英明”，让他的世界观变得“狭隘”，这在他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时表现得淋漓尽致。英国人带来的礼物中，有前膛枪、望远镜、地球仪、天体运行仪，和一艘110门炮舰的模型。这些东西的背后，是工业革命的全部成果：蒸汽动力、机械制造、远洋海军。但乾隆只看了一眼，便将其归入“奇技淫巧”，未予重视。1793年的马戛尔尼使团，是乾隆一生中最后一次面对“世界”的机会。乾隆的反应是什么？是礼仪之争。清廷坚持英使必须行三跪九叩，马戛尔尼坚持只行单膝下跪。最后双方妥协，在万寿典礼上，英国使团连续九次单膝跪地俯首，而不是双膝跪地触地。乾隆为此写了一首诗刻在玉册上，把这件事与自己标榜的“十全武功”相提并论。
乾隆回赠了英国国王一份976字的国书。核心三句话：天朝什么都有，不需要跟你们贸易；你们恭顺的诚意我看到了；你们学中国也没用，学了也学不会。这封国书里最致命的，不是傲慢，而是对工业革命的全然无感。 英国人的蒸汽机在乾隆眼里是“奇技淫巧”，织布机是“工匠玩物”。他看不到这些东西背后的生产体系、军事体系和全球扩张逻辑。他只看到一群“化外之人”来给自己祝寿，需要被打发得体面一点。马戛尔尼使团回国后，提交了详细的报告，报告中对清帝国的认知是：“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1793年，乾隆说“天朝不需要跟你们通商”，到了1840年，换来了英国人的炮舰停在珠江口，逼迫中国签下不平等条约，开放通商口岸，中间不过四十七年。
这四十七年里发生了什么？乾隆继续宠信和珅，吏治继续败坏。嘉庆除掉和珅，抄出相当于全国十年财政收入的财产，但只解决了“和珅这个人”，没有解决“和珅得以存在的制度”。官僚系统仍然是筛选和珅的机器，谁来坐龙椅并不重要。我认为：乾隆的宠信和珅，不只是个人趣味。它是一种信号，告诉整个官僚体系：什么样的人会被提拔，什么样的能力会被奖赏。和珅式的逢迎被奖赏，把朝堂变成了一个只会报喜不会报忧的体系，这样的体系面对马戛尔尼时，只能做出一种反应：把他当成贡使，把礼物当成贡品，把通商请求当成“恳请天恩”，这样的统治体系已经失去了理解“平等贸易”和“工业文明”的认知能力。
中国真正的没落，是从乾隆大帝的“不需要学习”开始的。这个“开始”不是一个瞬间，而是一种心态的固化。其核心是：我们什么都有，不需要学别人；别人学我们也没用，因为学不会。魏征的价值，在于他不断地告诉李世民“你有的东西不够”。李世民忍受这种“不够”，所以贞观年间朝廷还有自我修正的能力。和珅的价值，在于他不断地告诉乾隆“你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乾隆享受这种“不缺”，所以乾隆晚期朝廷彻底丧失了自我修正的意愿。一个王朝的没落，从来不始于某一次战败，而始于它不再认为自己需要改变。乾隆沉浸在自己的“十全”叙事里，以为天下秩序尽在掌握。他写给英国国王的那封信，被郑重地收好，后来辗转流入大英博物馆，静静躺在玻璃柜里。
玻璃柜外的人读到“天朝物产丰盈，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时，看到的是一个帝国的全部骄傲，和一个时代错过的所有可能。我从所谓的乾隆盛世得到的感受是：民族自豪感是一回事，但如果“自豪”到不需要向外国先进经验学习的地步，那就是没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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