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先生，再留一阵，博士学位就到手了。」
1938年春，麻省理工化工系主任怀德曼挽留一个中国学生，可这个四年前和钱学森同榜留美的年轻人，执意要回到战火中的祖国。
他没造过一枚导弹，几十年后人们清点他教过的学生，竟数出了16位两院院士。
01
1942年初夏，时钧夹着一沓油印讲义，爬上了重庆沙坪坝的松林坡。
上午他刚在中央工专讲完两节课，午饭没顾上吃，又一路赶到中央大学。
这是他在中央大学化工系的第一堂课。
教室的墙是竹篾夹泥糊的，顶上盖着茅草。
一下雨，墙角就得摆两个脸盆接水。
时钧在门口停了一步，扯平洗得发白的长衫，迈了进去。
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盯了过来。
前排有人扭过头。
「助教来点名的？」
「不像，没拿花名册。」
时钧把讲义往桌上一搁，抓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五个字：化工热力学。
「我叫时钧，这学期的化工热力学，由我来讲。」
后排一个男生压着嗓子嘀咕。
「这么年轻，真是教授？」
学生们不知道，三年前他就当上了教授。
那年他26岁。
他只当没听见，翻开了讲义第一页。
「诸位都见过酒精厂。」
「从发酵液里蒸出酒精，要烧多少煤，塔要砌几层，冷却水要用多少，靠什么算？」
「靠老师傅的经验，也靠这门课。」
他在黑板上画了一座蒸馏塔，旁边列出一串公式。
一节课下来，没有一个人打瞌睡。
课本上冷冰冰的焓和熵，被他一样样拆开，安到了重庆城里那些冒黑烟的小厂上。
下课铃一响，他夹起讲义就走，下午还得赶回中央工专。
学生们凑到一起，有人憋不住笑。
「这位先生，比咱们大不了几岁吧？」
「人家清华毕业，留过美，在麻省理工待过两年。」
「教授都是胡子一大把的，他这样的该叫什么？」
有人冒出一句英文。
「Baby Professor.」
满屋子哄笑。
这个外号就这么传开了，后来又被叫成了“娃娃教授”。
第三排有个叫陈家镛的学生没跟着笑。
他在笔记本扉页上写了一行字。
【放着麻省理工不待，他回来图什么？】
学生们坐的这间茅草屋，本身就是逃难逃出来的。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
战火从华北烧到上海，南京眼看守不住了。
校长罗家伦当机立断，全校西迁。
图书、仪器、标本，能拆的全拆了，装船溯长江而上。
学校在沙坪坝松林坡上，只用四十多天就搭起了一片校舍。
唯独农学院那群良种牛羊，船装不下。
学校把它们托付给了农场职工王酉亭。
王酉亭赶着这群牲口从南京出发，翻山过河，走了一年。
1938年11月，一个满脸胡茬的汉子赶着牛羊进了沙坪坝。
罗家伦闻讯赶来，看着那一头头瘦了一圈的牛，眼圈红了。
牛羊可以一步步赶到重庆，讲台上的人却赶不来。
那几年，大后方的工科院系，最缺的就是能讲化工的人。
时钧，就是赶来的那一个。
02
1912年12月，时钧出生在江苏常熟莫城镇一户读书人家。
父亲早年应试落第，满肚子学问没处施展，就把指望全压在了孩子身上。
「书念不好，将来只能看人脸色。」
这句话，时钧从小听到大。
他小学毕业后跳级，直接考进了孝友初中二年级。
初中毕业，他跟着大哥去了苏州。
大哥读苏州工业专科学校，他进了附中。
1927年，学校合并，他转进苏州中学高中部理科班。
这个理科生偏偏爱舞文弄墨，还被《吴县日报》聘为业余编辑。
同学拿他打趣。
「你到底学化学，还是学写文章？」
「都学。」
「那以后吃哪碗饭？」
「哪碗饭国家缺，就吃哪碗。」
1929年，他高中毕业，被保送进东吴大学。
读了一年，他不甘心，又去考清华和中央大学。
两所学校都录取了他。
他挑了清华化学系。
四年里，他的成绩单上只有两门课没拿“优”。
1934年夏天，时钧从清华毕业。
这一年，清华招考第二届留美公费生，考场设在南京中央大学。
这笔留学经费来自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名额少得可怜，一个专业往往只取一人。
更要紧的是，学什么专业由国家按需要指定，考生自己说了不算。
时钧报了名。
10月放榜，全国一共录取20人。
他在榜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同一张榜上，还有钱学森、张光斗、王竹溪、赵九章、夏鼐。
上海交大来的钱学森，被指定学航空。
时钧往自己名字后面一看，愣住了。
造纸。
同学凑过来。
「你一个学化学的，派去学造纸？」
时钧没吭声。
后来学校的人跟他交了底。
国内印报纸、印书用的好纸，大半靠洋船运进来，自己造不出，也造不好。
「真打起仗来，海路一断，连印课本的纸都没有。」
时钧把这话记在了心上。
按规定，录取的人要先在国内实习一年，再出国。
钱学森去了各地的飞机厂。
时钧去了纸厂。
一整年，他守在纸浆池边，看工人把木头磨碎，把纸浆过筛，再把湿纸从铜网上一张张揭下来。
1935年8月，他到了缅因大学，当时美国唯一设有造纸专业的大学。
03
缅因州冷，冬天的雪能没过膝盖。
时钧只在缅因大学念了两个学期。
1936年5月，他拿到了造纸专业的工学硕士学位。
他的论文研究机械木浆怎么筛分，筛出来的浆又是什么性能。
导师看完，把论文拆成两篇，发表在美国的造纸专业杂志上。
按说，他这时候该回国进纸厂了。
可这几个月泡在纸浆里，他琢磨出了别的东西。
纸浆要筛分、过滤、干燥、蒸发。
制糖厂也要过滤，制碱厂也要蒸发，炼油厂也要分离。
【这些工序，难道只有造纸才用得上？】
他钻进图书馆翻化工期刊，发现麻省理工早有人琢磨透了。
那里的教授把五花八门的化工生产拆开，归成流体输送、传热、蒸馏、吸收、干燥几种共通的操作。
学会这一套，换个行业照样能用。
这门学问，叫化学工程。
时钧写信给清华，申请转去麻省理工专攻化学工程。
1936年秋，他走进了麻省理工的校门。
化工系主任怀德曼是个大个子，讲课爱拿粉笔敲黑板。
他和同事提出的“双膜理论”，是当时讲气体吸收绕不过去的学说。
第一堂课，怀德曼在黑板上画了两条线。
「气体溶进液体，要穿过两层薄膜。」
「吃透这两层膜，你就能设计吸收塔。」
时钧坐在第一排，笔记记得密密麻麻。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到了波士顿。
中国留学生挤在一间公寓里，围着一份英文报纸，逐字逐句地往下读。
接着是淞沪会战。
再接着，南京沦陷。
那年冬天的一次聚会上，有人把杯子摔在了地上。
「国都打成这样了，我们还坐在这儿念书？」
有人顶了回去。
「回去能干什么？扛枪？我们连枪都没摸过！」
屋里吵成了一锅粥。
时钧缩在角落里，一言不发。
散了场，他踩着积雪走回宿舍，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
【国内缺的，是能干活的人。】
1938年春，时钧敲开了怀德曼办公室的门。
他是来辞行的。
怀德曼听完，把烟斗往桌上一搁。
「Shi，你再想想。」
「再留一阵，博士学位就到手了。实验室的位置，我给你留着。」
「谢谢您，教授。我想好了。」
「中国在打仗。你回去，没工厂，没设备，连像样的实验室都没有，能做什么？」
「什么都没有，才更缺人。」
怀德曼盯着他。
「你知道自己放弃的是什么吗？」
「知道。」
「那你知道回去要面对什么吗？」
时钧顿了顿。
「不知道。所以得回去看看。」
怀德曼叹了口气，起身伸出手。
「祝你好运。」
1938年5月，时钧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这时上海已经沦陷，回国的人大多先到香港，再坐粤汉铁路北上。
04
1938年6月，时钧到了汉口。
南京失守后，大批政府机关、工厂和学校撤到武汉，这里成了全国抗战的指挥中心。
街上挤满了逃难的人。
也就在这个月，武汉会战打响了。
清华的老同学到车站接他，劈头就问。
「你怎么偏挑这时候回来？」
「这时候不回来，什么时候回来？」
老同学把他拽上黄包车。
「军政部的化学兵队缺教官，你去不去？」
「教什么？」
「防毒。日本人在战场上放毒气，咱们好多兵连防毒面具都不会戴。」
时钧当场应了下来。
在麻省理工，他学的是怎么设计吸收塔。
到了汉口，他教的是怎么让一个士兵在毒气里活下来。
一个年轻士兵举手。
「教官，这面具里塞的是啥？」
「活性炭。毒气从这儿过，被炭吸住，人吸进去的就是干净气。」
「炭还能吸毒？」
「能。跟你家灶膛里的炭能吸潮气一个道理。」
底下的兵哄地笑了。
他讲得通俗，兵们爱听。
可他心里明白，光靠戴面具，挡不住日军的攻势。
前线的消息一天紧过一天，日军沿长江两岸朝武汉压了过来。
武汉也守不住了。
时钧随着撤退的人流南下长沙，又折向西，进了湘西。
山路窄，车少，多半路程只能靠两条腿。
路上，他碰见一队工人抬着机器零件翻山。
零件用麻绳捆着，四个人一组，一步一步往山上挪。
时钧跟在后面，走了好长一段。
歇脚的时候，一个工人问他是干啥的。
「教书的。」
「教啥？」
「化工。」
「化工是干啥的？」
时钧指了指那堆零件。
「你们抬的这些机器，将来要造酒精、造肥料、造炸药，都得有人懂化工。」
工人点点头，把麻绳往肩上一甩。
「那你可得多教几个出来。」
出了湘西，是贵州。
再往北，是重庆。
1939年2月，时钧到了重庆。
从波士顿到重庆，他走了大半年。
05
1939年的重庆，已是战时陪都。
长江边的码头上，堆满了从下游抢运来的机器。
街上跑的汽车，多半不烧汽油。
车屁股后头背着一只铁炉子，炉膛里塞满木炭，一路冒黑烟。
重庆人管这叫木炭车。
沿海港口全丢了，汽油只能从滇缅公路这样的国际通道往里运。
卡车从缅甸拉油进来，一路翻山越岭，油箱里自己就要烧掉一大截。
运到的汽油，先紧着前线和飞机。
街头巷尾贴着一句口号：一滴汽油一滴血。
时钧落脚没几天，就有人找上门来。
是中央工业专科学校。
「时先生，我们化工科缺教授，您肯不肯来？」
这一年，时钧26岁。
「我？当教授？」
「您是清华出来的，又在美国学了化工，这样的人，国内找不出几个。」
他答应了。
这时兵工大学也找上了门。
兵工厂造炸药、造枪弹，离不开化学，得有人给学生上课。
「时先生，每周来我们这儿讲几节，行不行？」
「行。」
再接着，是动力油料厂。
厂里的研究室正琢磨着用植物油、用酒精，顶替运不进来的汽油。
一个技术员抱着一沓记录找上门。
「时先生，酒精浓度总上不去，塔顶温度也控不住，您给瞧瞧。」
时钧把记录摊在桌上，一页页翻过去。
「你们的回流比定低了。」
「回流比？」
「塔顶冷凝下来的液体，多少流回塔里，多少采出来。」
「采得越多，产量越高，浓度就越低。」
他提笔列了一串数字。
技术员照着改了，没几天就跑来报喜。
「先生，浓度上去了！」
动力油料厂当即聘他当了研究室顾问。
一个26岁的年轻人，就这样在重庆身兼三职。
他天天背着一只旧布包，里面塞着几门课的讲义，在几个单位之间来回奔波。
路远，坐不起车，大多靠走。
同事看不过去。
「你一个人顶三个人用，图什么？」
时钧笑了笑。
「多讲一节课，就多出一个能干活的人。」
1939年5月3日中午，重庆城上空一片晴朗。
时钧正背对着学生写板书。
防空警报响了。
一个学生撞开门冲了进来。
「先生，日本飞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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