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岁

我今年九十八了。老街坊们总爱问我，您一个人住，不要保姆不要钟点工，怎么活得这么精神？我就笑，说靠两件事呗。他们追着问哪两件，我卖关子，其实心里想的是：一把好牙口，和一只铁皮盒子里的账本。这话听着简单，里头藏着我这一辈子的风风雨雨。

我出生在1926年的北京南城，打小在胡同里跑着长大。那会儿家里穷，爹拉洋车，娘替人家浆洗衣服，底下还有两个弟弟。我九岁那年，一场时疫带走了娘。我哭着问爹，往后谁给我们做饭？爹蹲在门槛上抽旱烟，半天没吭气，末了说：“丫头，没人给你做了，你自己学着做吧。”那话我记了一辈子。从那天起，我就站上板凳学着熬棒子面粥，火燎了刘海，糊了锅底，但总算能把一家子喂饱。如今想来，我的长寿第一件事，就是从那时候练出来的——绝不亏待自己的嘴。自己做的饭，哪怕一碗白粥，也是干净的、热乎的，吃着舒坦。所以我从不用保姆，不是请不起，是怕她们做的饭不对我的胃口。我那闺女总说，妈您太犟，可我觉得，这犟劲救了我的命。

二十一岁那年，我嫁给了街口修自行车的赵永年。他话不多，老实，手艺好。我们生了两个孩子，闺女赵秀兰，儿子赵建军。日子总算一天天好起来。可建军刚满七岁那年，永年在马路上帮人拉抛锚的大卡车，赶上下雨路滑，卡车从他身上轧了过去。我赶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凉透了。那段时间我感觉天塌了，每天站在胡同口发愣，看见个骑自行车的背影就追出去好远。可是日子还得过啊。白天我去街道纸盒厂糊纸盒，晚上在家里给人拆毛衣、织毛衣，一针一针，把两个孩子的学费和饭钱都缝了进去。

那些年压力大啊，三十出头的寡妇，拖两个小的，背后什么闲话没人说的。但现在回头看看，我最该感谢那段苦日子。因为忙，因为我得撑着这个家，我根本没工夫去“想”那些糟心的事。人活世上，谁心里没点烦心事？关键是你拿它怎么办。我的办法就是第二件事：把烦心事一笔一笔落在纸上，不让它在心里过夜。我不认识太多字，但记个流水账是会了。每天睡觉前，我找个破本子，拿根铅笔头，歪歪扭扭写上：“今儿建军发烧，花了八角钱买药，肉疼。” “东屋刘嫂借了我两个鸡蛋，没还，记着。”有时候写着写着眼泪就砸在纸上，把铅笔字洇成花。写完了，我就把本子盖上，跟自己说：“行了，这一篇翻过去了，明天又是新的一页。”就这么个土办法，我靠着它走过了丧夫的绝望，走过了孩子们下乡插队时我的提心吊胆，走过了闺女远嫁、儿子工作调动的空巢孤独。

日子一晃就到了九十岁。秀兰提过不止一次，说妈您跟我回楼房住吧，我给您请个保姆，我放心。我说我不去。胡同里多好，早上起来门口那个炸油饼的摊子热气腾腾的，隔壁庆玉家的孩子上学路过喊一声“姑奶奶早”，我听着心里头暖和。再说了，我这一把老骨头，干吗去别人家里碍眼？秀兰拗不过我，退一步说，那至少每周来给我打扫一次，或者送饭过来。我把脑袋摇成拨浪鼓：“我手还能动，腿还能走，凭啥让人伺候？我自己擦桌子擦得可干净，我自己包出的饺子皮薄馅大，你吃了这二十年都不腻，我还没伺候够自己呢！”

我这人说话有时候没好声气，秀兰总被我气哭。但我知道她是为我好。可我不愿意认输啊，我总觉得，一旦你让保姆把你伺候上了，让人给你端屎端尿，那你的人也就泄了气，也就废了。我自己能动弹的每一天，都金贵着哩。

真正的大考，在去年冬天。那天早晨下了场小雪，我一个人出门去菜市场买豆腐。地上结了层冰，我看着觉得没啥，还想着再去供销社买袋桂花糖呢。结果一脚踩滑，人就歪在那儿。右边的大腿跟断了的树杈子似的，朚地一下就疼得眼前发黑。我趴在地上，手冻得像鸡爪子，还是没跟路人叫苦，就让人帮我打了110。到医院一查，股骨头粉碎性骨折。医生跟秀兰讲，老人家九十七了，手术风险大，但保守治疗往后就只能在床上躺着，得专人伺候。秀兰那天哭得跟个泪人似的，攥着我的手说：“妈，这回您不能倔了，您不能一个人了。”

我心里也悬。在病床上躺着的那半个月，我头一回觉得，老天爷大概是真要把我给收走了。我望着天花板，回想我这辈子，苦吃过，福也享过，没什么不甘心。可我一想到往后要让人喂饭、让人翻身、每天在床铺上熬着数墙上的裂纹，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一天夜里，我梦见了永年。他还是年轻时的样子，穿着一件蓝布褂子，站在炕沿边冲我笑，伸出手说：“春菊，你要是累了，就跟我走吧。”我在梦里朝着他走了两步，眼看就要够着他的手了，突然“咣”的一声响，把我惊醒了。是隔壁床的一位老太太把水杯碰掉在了地上。我睁开眼，看着窗外干枯的槐树枝丫上落着一只麻雀，它蹦跶了两下，扑棱一下飞走了。就那么一瞬间，我忽然不想死了。我想啊，赵春菊，你九岁就会给全家做饭，三十岁能一个人拉拔大俩孩子，九十七岁怎么就认栽了呢？不行，怎么着也得再给自己煮碗粥喝。

出院后，秀兰直接把我和行李接回了她家。她家宽敞，有暖气，还请了个五十多岁的钟点工，每天来给我做饭、洗衣裳。我表面上应着，心里却是火烧火燎的。那钟点工是四川人，干活麻利，可她炒的菜放花椒放得狠，我一吃就咳嗽。我说要自己下厨，秀兰把厨房门锁了，说妈您再闹腾我就住这儿不走了。我躺在床上，气得把被子蒙过头顶。

那阵子，我每天只能目送着太阳从窗户这边挪到那边，浑身不自在。我发现我那个铁皮盒子也被她们收起来了，里头有我记了一辈子的本子，有四十七块钱压箱底的钱，还有永年年轻时候送我的一个木头做的顶针。没了我那些东西，我感觉自己像根被拔起来的葱，蔫了。

转机是第三天的晚上。秀兰去参加老姐妹的聚会，钟点工也走了，家里就剩我一个人。我慢吞吞地从床上挪下来，扶着墙，一点一点蹭到厨房门口。锁着。我又蹭到储物间，看见我的铁皮盒子搁在架子上。我踮起脚去够，没够着。我也豁出去了，拉过一把椅子，踩着椅面，把天花板下那口铁皮盒子抱在了怀里。下来的时候没站稳，哐当一下跌坐在地上，屁股墩儿生疼，但我抱着盒子笑了。我打开盒子，翻到最新的一页，拿起我那根秃得只剩一小截的铅笔，在本子上歪歪扭扭地写：“今儿赵春菊摔了一个大跟头，医生说怕是好不了了。”顿了顿，我又写：“可是她还没服输。她还想吃口自己做的大白菜馅儿的饺子呢。”

写完这句话，我的心里舒坦多了。我趴在地上，也不管冷不冷，靠着墙歇了一会儿。然后我开始干一件事——我要自己重新站起来，自己走回我那胡同里的小院去。从那天起，我把秀兰给我买的香蕉苹果都放一边，也不靠钟点工给我按摩了。我按照自己琢磨出来的土办法：每天坐在床上，往左脚上套一根绳子，用左脚拽着右脚，慢慢地循环使劲；又扶着衣柜，伸直手臂，像根木桩子似的站一会儿，再挪半步。每练一次，疼得满头大汗，后背上内衣都湿透了，但我咬着牙一声不吭。秀兰回来看到我扶着墙龇牙咧嘴的样子，眼泪又下来了，说妈您是存心要我的命啊！我让她看我的眼睛，我说：“秀兰，你妈一辈子硬气，临了也不能当个瘫子。”

就这么练了四十多天。头二十天，我连站着都哆嗦；后二十天，我能扶着墙从卧室走到客厅了。我让钟点工把厨房门打开，我就站在灶台边，蒸了一条鲫鱼，炒了个素炒饼。炒饼有点糊，但秀兰下班回来一进门，闻到那葱花的香气，眼泪跟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我知道，她这是盼着我好，也是心疼我。我指着锅，说：“你看，妈还能喂饱自己，你还不让妈回去？”

那天晚上，秀兰坐在我床跟前，从包里掏出我那个铁皮盒子，还给我。她叹了口气，说：“妈，我拦不住您，您想过什么日子就过什么日子去吧。但我有个要求，我得在您院里给您安个摔不坏的扶手，派人每周去给您检查一次煤气和水管，要不我真不放心。”我想了想，点头答应她了。这各退一步，母女俩心里也就都踏实了。

如今，我回到了我那间二十平米的平房里。每天早晨，我还是自己熬一锅小米粥，把腌好的雪里蕻切碎了拌上点香油，蹲在屋门口的青石台阶上喝。谁路过都问一句，姑奶奶，您早饭吃的啥？我端着碗给他们看，心里特美。中午阳光好的时候，我就搬个小马扎坐在胡同里晒太阳，用我那个铁皮盒子压着几张报纸，眯着眼睛看看上面的字。不认识的字，我就去问隔壁庆玉的孙子——那小子正在读大学，每次见我都可热情。

有人问我，您一个人不怕吗？晚上有贼怎么办？我乐了，说我这胡同里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谁家锅台上几粒米我都清楚，没啥好怕的。再说了，就算真来个贼，我这把老骨头一瞪眼，他还得给我扶起来倒水喝呢。话虽说得风趣，但夜里我也有睡不着的时候。往年那些朋友、老伴、弟弟妹妹，一个接一个地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在这个越来越快的世界里。我心里能不孤单吗？那肯定会。可我那铁皮盒子帮了我大忙。睡不着了，我就开灯，把白天发生的事都记下来。哪天庆玉家的孩子给我送了碗豆浆，哪天卖菜的小伙子少收了我两毛钱，哪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个新鲜的词儿。一笔一笔写下来，写完了，心里那点空的滋味就被填满了。我就觉得，这一天，我赵春菊又实实在在地活过了一遍，没白过。

前两天秀兰来看我，给我带了一身新棉袄。她看我正在院里自己腌酸菜，满手的料，又是心疼又是好笑。她临走的时候，不经意地问：“妈，您说的那两件事儿，到底是哪两件啊？我跟老姐妹学了学，她们都想知道。”我正搅着那一大缸的白菜帮子，头也没回，说：“第一件，甭管日子多难，也得给自己弄口热乎饭吃；第二件，甭管心里多堵，也得把它写到纸上扔出去。”秀兰愣了半天，喃喃道：“这我也做得到啊。”我回过头，看了她一眼，说：“那就好。等你也学会这两件事，到我这岁数，保管还是好好的。”

我今年九十八了。头发白了，牙也缺了半边，可我心跳得稳稳当当的。我不怕死，就像我不怕活一样。只要我还能自己给自己熬一碗粥，只要我还能把那本铁皮盒子里的破账本一页页记下去，我就觉得，这日子啊，还长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