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848 年，年近六旬的李德裕被大唐皇帝贬往海南的崖州。要知道，在古代时期，海南距离之远，凭借当时的交通条件来说，要去并非易事，更何况李德裕已经上了年纪。
李德裕出身于赵郡李氏，其父亲做过宰相，而自己也在几年前辅佐唐朝皇帝，内外兼修，一度被人称之为万古之良相。然而，就在其人生巅峰之际，人生急转直下，被贬海南。
而又在一年之后，年事已高的李德裕最终在异地他乡病逝。妻儿也先后客死天涯。
而此时，距离大唐灭亡还有 57 年的时间。
在李德裕被贬这一事件之外，就是中国历史上相当有名的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这四个字所意味的是从唐宪宗元和三年算起，到唐宣宗大中年间落幕，前后横跨 40 年，贯穿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朝的朝堂大乱斗。
这 40 年正是大唐中兴的关键时期。在这 40 年的时间里，牛李两党轮流执政，上台则全力对对手进行打压，下台者则伺机进行反扑，整个朝堂被党争反复清洗，各种政令反复无常。
这种近乎于不务正业的朝堂斗争，已然加速消耗着大唐的国运和精力。
隋朝的时候兴科举制，而唐朝的时候科举制更加发扬光大。到了唐代中后期的时候，官员来源已经彻底分成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一条是门荫世袭，靠祖上的功勋和门第入仕。走这条道路的大多是传统世家大族，他们注重经学、注重家世、注重门第和传承。
另一条路就是走科举考试，依靠着自己的九年苦读和满腹经纶，考试进入朝堂之中。走这条道路的多是没有家族背景的寒门庶族。
这些人没有家族背景，于是以师以同年同门师生结成了不一样的人际纽带，构成了一种新的人际团体。
于是在朝廷之中，这两种不同途径入朝为官的人，各自结成了不同的团体。而这两种团体之间，出身不同，价值取向也不同，互相看不上谁。士族的看不起这些科举考试之人，出身低微，家学渊博。而科举之人则看不起这些世家大族子弟，骄横跋扈，品行良莠不齐。
客观地说，科举制度的越来越成熟，也成为这种矛盾的催化剂。
科举制度的不断成熟发展，使科举取士的规模不断增大，这也意味着朝廷中寒门子弟的力量越来越强。而这两种势力相互斗争之中，必然会爆发。
更重要的是，当时唐朝已来到中晚期，唐朝中央帝王权威持续下降，藩镇割据势力不断增强，而内在宦官专权现象愈加严重，皇帝越来越无力整肃朝纲，反而只能利用两党之中的斗争互相进行牵制。
在这样的情况下，唐中晚期的朝廷党争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越来越严重。
元和三年，这一年朝廷举行贤良方正科考试，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三人在对策中直言时政之弊，主考官杨於陵、韦贯之将他们评为上等。
然而当时的宰辅李吉甫认为这些考生的策文矛头直指自己，于是便以考官徇私为由向唐宪宗进行申诉。唐宪宗听了之后，便将裴垍、王涯罢免翰林学士，杨於陵、韦贯之贬出京城，牛僧孺等人也长期未获升迁。
此事并没有结束，反而成为牛李党争的序幕。
牛僧孺和李宗闵这二人并没有因为贬谪而走向人生低谷，反而因为此次事件在天下寒门士子中声名鹊起，名声大噪。后来又依附于朝中反对削藩的势力，重新杀回朝廷，位至宰相，而其身边又聚拢了一批科举寒门士子。
当年把牛僧孺等人打出朝廷的宰相李吉甫，他的儿子李德裕后来也在朝廷中身居高位，由此与牛僧孺等人开始了近 40 年的仇怨。
而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则与牛僧孺等人结下了延续近四十年的仇怨。
从此开始，李德裕及其身边之人被称为李党，牛僧孺等人则被称为牛党，牛李之争拉开序幕。
李党以李德裕为灵魂，核心成员包括郑覃、陈夷行、李绅等门阀出身的高官。
李德裕这个人，才华卓绝，治政能力极强，连李商隐都称他为“万古良相”。
李德裕的主要政策主张在于削减藩镇、强化中央、对抗吐蕃回鹘、遏制宦官专权。
会昌年间，李德裕辅佐武宗推行的改革，史称“会昌中兴”，而这也是晚唐最后一次像样的自救。
然而李德裕本人也有一些缺点，那就是他出身于豪门大族，再加上自身确有能力，于是让他的性格变得相当之刚硬，做事决绝，树敌太多。
后来李德裕插手吴湘贪赃案，本来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因掺杂个人情感，最终闹得使其成为了双方政治斗争的工具，也为他后来的悲情结局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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