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缠绕许久的婚外情，把两个女人拖入无法回头的深渊。

江苏盐城，2018 年的初夏，凌晨一点的居民楼安静得只剩下零星的脚步声。一名女子揣着一把美工刀，独自走进小区北楼，敲响了出租屋的门。她不是来寻仇，至少出门那一刻，她给自己的目的是：找到丈夫，以自残相逼，劝丈夫回家。

这名女子，我们称她为 A 女士。结婚多年，她在 2017 年 9 月就察觉到丈夫的异常。几番查证之后，丈夫和另一位女子 B 女士的情人关系浮出水面。A 女士无数次沟通、劝阻，希望丈夫斩断这段不正当关系，可两个人始终没有分开。B 女士也不愿退出，矛盾一次次激化，争吵、对峙接连发生。

时间来到 2018 年 5 月 4 日深夜。本该回家的丈夫迟迟不见人影，微信消息发过去，丈夫冷冰冰回复：不回了，我想在哪就在哪。看着这句回复，A 女士认定丈夫就在 B 女士的出租房内。情绪崩溃之下，她抓起一把美工刀，独自前往 B 女士租住的公寓。她心里盘算，当面对峙，实在不行就用自杀的方式，逼迫丈夫回归家庭。

等她推开房门才发现，丈夫刚刚已经离开。这间屋子里，只剩下 B 女士。

两个积攒了长久怨恨的女人，正面相遇。A 女士要求 B 女士不要再纠缠自己的丈夫，而 B 女士不肯退让。积压数月的委屈、愤怒在狭小的房间里瞬间爆发，争吵越来越激烈。A 女士怒火攻心，掏出随身携带的美工刀，朝着 B 女士的颈部、面部、胸口等多处位置连续划割。锋利的刀片一次次落下，二十余道创口遍布被害人全身，一刀划破颈部，造成气管断裂、颈静脉破裂，鲜血瞬间涌了出来。短短几分钟，B 女士倒在血泊之中，因为大出血当场死亡。

惨剧发生之后，A 女士瞬间清醒。她没有逃离现场，拿出手机拨打 110 报警，留在原地等候民警到来。她还把现场的视频发给丈夫，告知丈夫出事了。民警与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时，被害人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归案之后，A 女士完整、如实供述了全部作案经过。

案件进入一审阶段，盐城中院审理后作出判决。法院认定 A 女士构成故意杀人罪，考虑到自首、本案属于情感矛盾引发、被害人存在过错，加之双方达成民事调解，A 女士无犯罪前科，最终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宣判，A 女士不服，提起上诉。她和辩护律师提出：自己根本没有杀人的想法，带刀只是打算自杀逼丈夫回家。冲突是临时爆发，主观上只是想教训对方，应当认定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而不是故意杀人。一审量刑过重。

二审开庭前，A 女士的家属没有停下努力，继续和被害人亲属沟通协商，追加赔偿，最终取得了被害人家属的书面谅解。江苏省高院受理上诉之后，合议庭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意见，不开庭审理本案。

法庭仔细审查全部证据：现场勘验记录、法医鉴定、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凶器物证，还有报警录音和小区监控。法医鉴定显示，致命损伤来自颈部锐器切割伤，直接造成大血管破裂大出血。虽然 A 女士前往现场之初，没有预先谋划杀人，但在争吵过程中，手持锋利美工刀，反复攻击颈部这一致命部位，她完全清楚，这样的行为极有可能造成对方死亡，依旧持续动手，放任死亡结果发生。因此，二审法院没有采纳辩护方关于故意伤害罪的定性意见，罪名依旧维持故意杀人罪。

但新增的谅解情节，成为二审量刑调整的关键。综合自首、民间情感纠纷引发案件、被害人对矛盾激化存在过错、被告人认罪悔罪、二审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等全部情节，江苏高院作出终审改判。撤销一审无期徒刑判决，A 女士犯故意杀人罪，改判十五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作案工具美工刀予以没收。

案件尘埃落定，一段婚外情，两条人生轨迹彻底改写。B 女士失去生命，A 女士从婚姻里的受害一方，沦为杀人犯，十五年牢狱，青春尽失。

很多人看完这个案子，第一反应都会感慨：婚外情害人，原配太可怜。但从法律层面，我们要厘清几个普通人最容易踩进的认知误区。

很多当事人都会混淆，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和故意杀人的边界在哪里。不是看你出门之前有没有想着杀人，也不是看你事后有没有后悔。判断主观故意，法官会结合凶器类型、攻击部位、打击次数、伤情后果综合判断。本案中，美工刀属于锐器，持续攻击颈部要害，连续多刀划割，即便没有事前预谋杀人，行为人明知行为足以致人死亡，仍然继续实施，放任死亡结果发生，在刑法上属于间接故意杀人。这也是辩护律师定性辩护没能成功的核心原因。

还有一个大众高频疑问：被害人是第三者，持续介入他人婚姻，存在过错，是不是就可以减轻很大的处罚？在这里要讲清楚，被害人过错只是酌定从轻情节，不等于可以免除刑事责任，更不等于可以大幅度降格量刑甚至无罪。法律不鼓励私力报复。婚姻情感里的委屈、不甘，应当通过离婚、民事维权等合法途径解决，不能用暴力剥夺他人生命。无论情感纠葛多么令人同情，任何人都无权私自剥夺他人生命权。生命权是最高的人格权利，受到法律绝对保护。

本案还有一处非常值得关注的实务细节：民事调解和刑事谅解，并不是一回事。一审阶段双方达成民事调解，只是就赔偿金额达成协议，被害人家属仅仅拿到赔偿款，并未出具谅解书。谅解书代表被害人亲属从情感上对被告人予以宽恕，是独立的酌定从轻情节。这也是本案能够二审大幅降刑，从无期徒刑改判十五年有期徒刑最核心的增量情节。刑事案件中，单纯赔钱不等于谅解，谅解文书的价值，在二审阶段依旧能够发挥巨大作用。

自首的认定在本案也十分典型。案发主动报警，留在现场等候抓捕，归案如实供述罪行，构成自首，属于法定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但自首同样不是 “免死金牌”，最终量刑，仍然要结合全案情节综合权衡。

站在律师的视角，这个案件也给刑事辩护带来重要启示。情感激化类恶性人身犯罪，想要把故意杀人定性变更为故意伤害，难度极大。这类案件辩护策略，往往不必死磕定性，更务实的方向，是全力挖掘各类从轻量刑情节，积极促成赔偿，争取被害方谅解，以此争取量刑上的大幅降低。本案辩护人就是典型，定性辩护未能成功，但量刑辩护取得了突破性效果，实现刑期大幅下调。

激情杀人，从来都不是法律的避风港。婚姻里遭遇背叛，内心的痛苦可以理解，但暴力永远不是解决情感矛盾的解药。一时的怒火，夺走别人性命，也亲手毁掉自己余生。所有的情绪冲突，都应当守住法律底线。

婚外情带来的爱恨纠缠，最终没有赢家。逝去的生命无法重来，漫长的牢狱岁月，也将持续提醒所有人：情绪失控的代价，沉重到普通人根本无法承受。

婚姻里遭遇背叛，痛苦是真实的，但以暴制暴真的能讨回公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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