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二年。
山东，济水边上一个小县，县城西关。
西关那条老街南北走向，四百来米。路面是青石板，有几块碎了，雨天存水。
街南头有一间临街院子，三间北屋，一个杂货小铺。院墙是青砖的，两米高。
铺子是韩老四的。韩老四六十九，是加代的老丈人。铺子一天卖三四十块钱的货，油盐酱醋、火柴蜡烛、散装的酒。
那年头办一张过户的纸，本人得到场按手印，中间过一道手就再按一回，少一道，那张纸就是死的。
老街上的铺子天亮就开，隔壁是打烧饼的老宋。
“韩叔，今儿酱缸盖了没有。”
“盖了，天亮前就盖了。”
“我这儿盐不多了，晌午过来拿两包。”
“拿吧。”
“北头杜家那小子这两天可来了两回，都在街口站着。”
“站着就站着。”
“韩叔，他那个人不白站着。”老宋说，“他站过的地方，后来都归了他。”
这是四月十五的事。
四月十六上午，杜家有带着人上了门。
杜家有三十六，本地人，手里有几个人，在县里跑着一个砖窑，一个煤场。
“韩叔，我跟你说个事。”
“说吧。”
“这块地归我了。”
韩老四正擦柜台的玻璃，手停了一下。
“你说什么。”
“这块地，我从别人手里买过来的。”杜家有把一张折过的纸放在柜台上，“纸是真的，我盖了印的。”
“这院子我住了四十年。”
“我知道。所以你搬的时候，我给你留工夫。”
“搬哪儿去。”
“那是你的事。”
“我不搬。”
“韩叔，话别说死。”杜家有把那两瓶酒往柜台上一放，“酒你先喝着，点心给孩子吃。我给你十天，十天以后我让人来砌墙。你也不用搬远，街北头我给你找一间，比我这个价钱还便宜。”
“你找的那间是谁的。”
“我表弟的。”
“那我更不去。”
“你砌到哪儿我拆到哪儿。”韩老四说。
“那你就拆。”杜家有笑起来，“韩叔，我这不是跟你横，我这是讲理。纸在桌上摆着，你拿什么跟我讲。”
“我拿我住了四十年跟你讲。”
“四十年不算数。”杜家有说，“纸上写的地界才算数。你要是想不通，你就去县里问，问完了再回来跟我说。”
那两瓶酒留在柜台上，韩老四拎起来搁到门口台阶上。
五天后，一个夜里，院墙被人扒开一个口子。东墙靠北那一段，扒掉一米二宽，砖头堆在路边。
韩老四早上起来开门，站在那个口子前头站了很久，手里还端着尿盆。
打烧饼的老宋过来看。
“韩叔，这是谁干的。”
“你说呢。”
“要不要报一声。”
“报了管什么用。”
“那你这墙补了也白补。”
“补上一天算一天。”韩老四说，“我住一天，这墙就得立在一天。”
“你这么大岁数了，搬了算了。”
“我搬了他明天就敢扒隔壁老李的。”
那天上午他找了两个人来补，用新砖垒了一上午，垒到一半高。泥抹子搁在砖垛上，抹子上那点灰还没干。
期限还剩一天，杜家有又来了，身后跟着两个人。
“韩叔，你别补了。”
“这是我家的墙。”
“这墙是我的地界上的。”
“你地界在哪儿，你拿尺子来量。”
“我不用尺子。”杜家有说，“我有纸。”
韩老四从墙根上站起来，手里还攥着抹子。
“你那张纸是假的。”
“你去县里说。”
“我去。”
“你去。”杜家有往前走了一步。
那两个人从他身侧上来，一把把老人从墙根上拽开。老人往后退，脚跟磕在院门口那块石阶的棱上，整个人向后倒下去，后脑勺磕在台阶下头的砖沿上。
抹子先掉在地上，响了一声。
老人躺在自家门口，没起来。
“他爹。”韩老四的老伴从铺子里出来，蹲下去托他的头，手心里沾了一片湿。
“婶儿，你别动他。”老宋说，“先别动，看看他认得人不。”
“他认得我。”老伴说，“老头，你看看我。”
“别摇了。”老人说。
“认得。”老伴说，“认得就好，认得就好。”
那两个人往后退了两步。
“人不是我推的。”其中一个说。
“你手上有泥。”老宋说。
那人低头看了看手，把手在裤子上蹭了两下。
杜家有站在院子里，抬头看了看那半截新墙。
“别补了。”他说。
老人躺了三天，往后能坐起来，就往那道口子上看。
街坊有人来看，隔着窗子说两句，说完就走。
“韩婶，人怎么样了。”
“能坐了。”
“那我们就先不进去了。”那人说，“杜家那小子这两天在街口站着，谁进这个院子他都看得见。”
“韩婶，得送医院。”
“他不去。”
“这么大岁数了。”
“他说躺躺就好。”老伴说，“他说他一进医院，这条街就都知道他让人打了。他说他这一辈子在这条街上没让人戳过后背。”
电话是韩老四的老伴打的，打到深圳加代表行隔壁那间小卖部。
那天晚上十点多，加代赶到小卖部，把电话回了过去。
“加代，你爹倒下了。”
“什么时候。”
“大前天下午。”
“人怎么样。”
“躺着呢。躺着也不说，就是往墙上瞅。”
“谁推的。”
“杜家有，还有他那两个人。加代，你爹说了，不叫你来。”
“我知道他不叫。”
“他说你要是带人回来，他就不活了。他还说，这条街上的人看他闺女嫁了个什么人，眼睛都亮着呢。”
“婶儿。”
“你说句实话，这事你管不管。”
小卖部那盏灯挂在门楣上，招了一晚上蚊子。
“婶儿，你听我说。”加代说，“我回来。我一个人回来。”
转天夜里，加代回了西关。
他到县城是凌晨四点。从县城到西关老街还有四里，他走着回去的。他就带了一个包，一身换洗衣裳，包里两万块钱。
没带人。一个人也没带。
到院门口是四点半。天还黑着，院门口那块石阶上有一摊暗色的印子，被扫过了，扫不太干净。
韩老四坐在堂屋门口的小板凳上，一见他就想站。加代按了按他的肩，让他坐下。
“我躺着能好。你回来干什么。”
“看看你。”
“看我干什么，我又没死。”老人把小板凳往前挪了一下，“加代，这个事你别管了。你把那人叫来也没用。我在电话里跟你媳妇说了，你要是带人回来，我这一条街怎么走。”
“我没带人。一个也没带。”
“一个也没带？”
老人抬起头看了他半天。
“你一个人回来的？”
“一个人。”加代说，“我从县城走着回来的，四里地，没叫人接。”
加代把包放在门槛上，看老人后脑勺上那块肿。
“药呢。”
“抹的是红花油。”老伴从灶屋里出来，手里端着一碗面，“一天抹三回。他不让抹，说味儿大，怕邻居闻见，闻见了就知道他让人打了。”
“抹。”加代说，“他不让抹，你把药搁在他手边上。”
天亮以后，加代把老街从南头走到北头，走了半个钟头，然后去了北头的老冯头家。
老冯头七十三，在镇上当了三十一年会计。
“你爹这个事，我知道。”老冯头说，“我去了两趟，杜家有不见我。”
“我想托你带个话。”
“带什么话。”
“地的事先放下，人先赔个礼，把那道墙补上。”加代说，“他提的数目，我照付。”
“加代，这话我带得过去。”老冯头说，“带得过去，你也别指望。”
老冯头转天就去了。
“他怎么说。”
“他说他家跟韩家没仇，就是地界的事。他还说，这块地他前后花了八千多，买纸的钱、请人吃饭的钱，都算进去。”
“我说的是人。”
“我提了。”老冯头说，“他说人是他底下的人失手，他管教过了。他还说，加代替老丈人出头，他不好拦；可要是加代带人回来，那这一街上的老少爷们可就都看着了。”
“看着就看着。”
“加代，这话不是他说给你听的。”老冯头把兜里的烟摸出来，又塞回去，“这话是说给我听的。你带人回来，我这张老脸在这条街上就算揭下来了。”
“你的脸跟这事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老冯头说，“我在这镇上干了三十一年，谁家办红白喜事我都坐头一桌。我要是替你把话带成了，往后街上的人就得说，老冯头替深圳来的那个当说客。我这张脸不是我的，是我孙子往后在这儿过日子用的。”
“那我一个人去。”
“你一个人去，你爹脸上更好看。”老冯头说，“他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让人戳后背。”
“你早说这一句，我就不托你了。”
“你托不托我，这一句我都得说。”
江林比加代晚一天到，带了两个人，车停在镇口，没往街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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