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工作结束后，北京一处住所内，熊伯涛收到两瓶茅台酒。送酒的人说明来意后，他没有立即打开，只是看了看瓶身，低声说：“他这是道歉。”屋里很安静，熊伯涛没有客套，也没有责怪，伸手把酒收下了。
送酒的人，是当时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两位将领在红军时期有过并肩作战的经历，却也曾因为一桩旧事留下隔阂。茅台酒不是庆贺授衔，更不是普通礼物，而是刘亚楼迟到了二十多年的一声赔礼。
熊伯涛出生于湖北黄陂一个贫苦家庭。父亲不愿儿子一辈子困在贫困中，省吃俭用送他进私塾。1923年，熊伯涛考入私立中学，开始接触新思想。毕业后，他参加农民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较早走上了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熊伯涛被迫离开家乡。那段日子并不顺利，他一度无处可去。后来，他得知一位高小同学在冯玉祥创办的军官学校任职，便赶往郑州求助，经介绍成为学兵。
进入军校后，熊伯涛重新同党组织取得联系，承担起兵运工作。中原大战结束，冯玉祥部队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部队内部反蒋抗日情绪不断增长，许多官兵开始思考队伍的出路。
1931年12月，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等人率领下举行宁都起义，约一万七千人加入红军，随后改编为红五军团。熊伯涛先后担任红五军团第十四军第四十一师作战科长、第四十一师第一二二团团长，逐渐成为一名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员。
真正改变他个人经历的，并不是战场上的枪炮，而是一场行军途中的谈话。
1934年，红一军团第二师组建，熊伯涛出任参谋长。在一次前往草台岗方向的行军途中，他和刘海云谈到冯玉祥。熊伯涛并没有替旧长官辩护，只是认为评价一个人不能简单化，应当看到其在不同阶段的表现。
这番话传到刘亚楼那里，性质却发生了变化。刘亚楼当时年轻，处在激烈作战环境中，对起义部队出身的旧军官也存有警惕。没有经过充分核实，他便认定熊伯涛政治立场不坚定，并在党支部会议上提出批评，甚至作出了开除党籍的决定。
“你对冯玉祥还有幻想吗？”据有关回忆，会上曾有人这样追问。
熊伯涛没有同对方争辩。他知道自己没有改变立场，但在当时的组织环境下，个人解释很难立即扭转结论。随后，他被送到军团司令部接受谈话，又被安排到教导营担任教员。
这次处分，对一个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干部影响不小。熊伯涛没有因此消沉，反而把精力投入军事教学。他改进授课方法，把战场经验拆解成易于理解的战术要点，教导营中的学员和干部对他的工作评价较好。
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后，谭政重新了解这桩旧案。经过调查，事情的来龙去脉逐渐清楚，熊伯涛的党籍得到恢复。遗憾的是，错误处分虽然被纠正，留下的影响却不会立刻消失。
授衔时，熊伯涛被授予少将军衔。按照他的资历、职务和长期贡献，军中有人认为，若没有那段受处分的经历，他的评定或许会有所不同。不过，军衔评定涉及多方面因素，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个原因。可以确定的是，那次风波确实成为他革命履历中无法忽略的一笔。
刘亚楼一直记得这件事。战争年代军务繁重，两人也未能坐下来把话说开。1955年授衔后，他得知熊伯涛被授予少将，便派人送去两瓶茅台酒，借礼物表达歉意。
熊伯涛收下酒，没有追问当年的细节，也没有借此发泄不满。对他来说，党籍已经恢复，革命工作也经受住了考验，旧案的责任应当由历史事实来判断。两瓶酒送到，意味着刘亚楼终于承认当年处理得过于仓促。
此后，两人的交往并不算多。刘亚楼病逝后，熊伯涛参加追悼活动，前往送别这位红军时期的战友。那两瓶茅台没有改变授衔结果，却让一段沉积多年的误会，留下了迟来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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