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的时候，在四川江津陈独秀接见了老朋友家人的时候，在餐桌上吃了很多四季豆红烧肉。晚上吃饭之后出现腹部疼痛的情况，并且出现了腹泻和疲劳的症状，病情发展得非常快。一个月以后，在鹤山坪石墙院里他去世了，年龄是六十三岁。
通常把这一餐当作陈独秀生命的最后一天来讲述。但是从本质上来说，饭后发病是病情恶化的一个标志，并不是一顿饭就能要了人的命。他本身就有胃病、高血压以及心脏病等疾病，所以身体很难再承受更多的打击了。
之前因为吃了一朵发霉的蚕豆花而中了毒。两次由于饮食引起的疾病，在老人的故事中成为重要的回忆，但是那时候并没有今天的检测技术来确定具体的病因。把所有的病都归结为某种食物的原因是不对的。
现代食品安全事故可以让我们看到两者之间的区别。2011年德国发生了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造成53人死亡；南非从2017年至2018年发生的李斯特菌疫情中已经有上千名确诊患者，并且有216人死亡。这是有明确病因、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的公共卫生事件，并不能把陈独秀个人患病的情况与之相提并论。
使这次生病变得很严重的原因是他所处的环境以及当时的病情。石墙院距离江津县城有三十多里的山路，陈独秀从三年前搬到这里之后就一直住在里面。平时看病、找人很不方便，一旦身体出现异常情况，家属也无法及时求助。
陈独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儿子陈松年。潘兰珍认为丈夫以前经常生病，这次休息几天应该可以恢复健康，于是先在家里照顾他。但是陈独秀一站起来就会头晕目眩，过了几天也没有见好，所以才派人到江津城去送信。
把信交给陈独秀的学生何之瑜之后，他就通知了陈松年，并且与邓仲纯一起前往鹤山坪。当他们赶到的时候，陈独秀已经生病很严重了，多次昏迷不醒，依靠医生用药才稍微好了一点。后来因为重庆的两位医生不能亲自来，所以就按照病情开出了药方，并且派人送来了药物。
那个时候，在陈独秀身边并没有人会牵挂着他，但是人们所能做的事情却很少。潘兰珍自己跑到重庆去找医生，请来了两个医生，但是仍然不能让这两个医生来到病人的床边。陈松年的家人住得很远的地方，每逢节假日都要翻山越岭去看望自己的父亲，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这样的情形下，陈独秀与潘兰珍已经过上了好几年了。潘兰珍比他小29岁，是江苏南通人，在做女工的时候出生的。两人在上上海认识的时候，陈独秀用了化名李先生，并且没有告诉对方自己真实的姓名。她在他患胃病摔倒的时候扶着他起来，之后就经常帮他洗衣服、做饭，而他也开始教她认字读书。
一直到陈独秀被逮捕之后，潘兰珍才从报纸上得知自己的丈夫是何人。陈独秀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关押了四年零十个月的时间，于是她就搬到了附近的住所去探视他。出狱之后，他们来到了江津，在老房子里面住了下来，但是生活仍然很艰苦。
潘兰珍在院里种四季豆、土豆、青菜，并且料理家务，还照顾着陈独秀写作。家里缺少资金的时候，她把首饰卖掉给朋友们买的衣服做抵押。陈独秀有稿费，但是不肯使用教育部预先拨给的一万两白银来支付，《小学识字教本》出版的要求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书名也有争议。他认为书稿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出版，所以不应该得到这笔钱。
就是在病人病情危急的时候还想着怎样去筹集医药费。据说何之瑜为了照顾他而向别人借钱，所以他就说自己有钱，并且仍然把那万元稿费如数退还给对方。生活都已经到了需要依靠亲戚朋友来维持的地步了，为什么还不愿意接受帮助呢？按照陈独秀的观点，金钱与原则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5月25日的时候，他就把潘兰珍叫到了自己的床边，并且告诉她以后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生活，如果找到了合适的对象就可以再婚。之后就让何之瑜办理后事。陈独秀并没有留给妻子很多财产，只是说家里还有一些古代瓷器以及一些衣物。后来这些碗被拿到典当行去典当了，但是也没有换回什么钱。
病情不断加重，在1926年5月27日晚上九点半的时候，陈独秀就去世了。当包惠僧来的时候，他已处于昏迷状态。潘兰珍把包惠僧带到床边，陈独秀的眼珠微微转动了一下，流出了一些眼泪之后就没有再醒过来。
最后一面的意义也使第一顿饭有了新的含义。当天来接的人是包惠僧妻子夏松年，因为包惠僧没有陪同而去，但是陈独秀在被囚禁的时候得到过他的救助。陈独秀从南京出狱之后能够来到江津隐居，也是由于这位老朋友的帮助才得以实现。临死之前的老朋友才来见了他，并且已经来不及和他说什么了。
陈独秀死后，江津的乡绅捐出了棺木、墓地，并且朋友们还凑了一些钱来办理丧事。一共收到礼金三万三千七百五十元，实际花费了三万八千七百五十三元，剩余的钱被北京大学的同学会补齐了。五年之后，陈松年把父亲的棺材从外地运到安庆安葬，在这里与母亲合葬。疾病和贫穷留给了江津，但是让他最放不下的是妻子能否继续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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