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没有儿女,我结婚他没随礼,不料婚礼结束后,他偷偷拉住了我
楔子
“二叔,您今天能来,我真的很高兴。”我端着酒杯走过去,他却把脸别向窗外。喜宴的喧闹像被他的沉默隔开。他粗糙的手指在裤缝上蹭了蹭,嘴张了张,终究什么也没说。母亲在身后冷冷哼了一声:“连个红包都没见着。”二叔的肩膀明显僵了一下。他转身要走,我却瞥见他裤兜里露出一角折得方方正正的旧报纸,里面似乎裹着什么硬邦邦的东西。
第一章 送帖
婚礼前三天,我骑着电动车去了城东那片老居民楼。
楼是八十年代的筒子楼,外墙的水泥一块块地往下掉,楼道里堆着蜂窝煤和旧纸箱,空气里一股潮湿的霉味。二叔租住在一楼最里头那间,门半掩着,里头传来金属碰撞的声响。
我敲了敲门框。
“进来。”
二叔蹲在地上,面前是一截爆裂的水管,扳手搁在膝盖上,两只手沾满黑灰色的泥浆。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去,用生料带一圈一圈地缠螺纹。旁边搪瓷盆里积着漏出来的脏水,漂着几片锈屑。
“二叔,忙着呢?”
“水管冻裂了,房东不管。”他的声音像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干硬,没多少起伏,“你坐。”
我扫了一圈,屋里只有一张方桌、两把椅子、一张单人床。桌上搁着半包榨菜、一只搪瓷缸,还有一摞零钱,一块五块十块的,用橡皮筋扎着,旁边压着一本暗红色的旧存折,边角磨得发白。我没细看,把手里那张红色喜帖放在桌角干净的地方。
“二叔,我下周六结婚,在城南的喜来登酒店,您有空来。”
他缠完最后几圈生料带,拧开水阀试了试,水管不再渗水。他把扳手往地上一搁,手在裤子上蹭了蹭,拿起喜帖翻开看了一眼。他的目光在“林远”两个字上停了一瞬,又扫向旁边新娘的名字。
“知道了。”
就这三个字。他没说去不去,也没提随礼的事,把喜帖合上,压在那一摞零钱旁边。我心里有点堵,但面上没显出来,拉起家常:“酒店位置挺好找的,坐地铁三号线到终点站,出了站走两百米。要不我给您叫个车?”
“我自己能走。”
他蹲回去收拾工具,背对着我。我注意到他后颈上有一道深色的晒痕,像是常年戴帽子留下的印子,皮肤比脸上还要粗。
“妈说……”我顿了一下,还是说出口,“想让您坐主桌。”
扳手磕在铁管上,当的一声。
“主桌?”二叔没回头,声音从肩膀后面传过来,“我一个泥瓦匠坐主桌,像什么话。”
“您是我亲叔,坐主桌天经地义。”
“你妈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
这话问得我一时答不上来。他这才转过头,嘴角那几道深纹往下压着,眼神却不如语气那么尖锐,里面有我读不太懂的东西,像河底的石头,沉在那里好些年没被翻动过。
“我坐角落就行。”他说,“你办你的喜事,不用管我。”
屋里安静下来。水龙头还在滴答响,一滴一滴砸在搪瓷盆里。我看着他的侧脸,忽然想起小时候他带我去工地,那时候他还年轻,笑起来眼角的褶子往上扬,给我买两毛钱的冰棍,自己掏出一根烟点上,说“远儿,看二叔给你砌堵墙”。那墙砌得笔直,他拿线锤吊着看,满意地咂咂嘴。
现在他五十五了,砌不动墙了,开始修水管。
“那……您到时候直接来,到了给我打电话。”我把手机号码写在桌上一张撕下来的日历纸上,推过去。
二叔“嗯”了一声,没看那张纸。
我起身要走,走到门口又回头。桌上的那一摞零钱被窗缝里漏进来的风吹得微微掀动,旧存折翻开了一角,露出里面密密麻麻的手写数字。那一瞬间我心里掠过一丝异样,但没抓住它,只觉得喉咙发紧。
“二叔,我走了。”
“把门带上。”
我迈出门槛,身后传来工具碰撞的响动,一下又一下,像是他又在敲打什么。筒子楼的走廊很长,我走了十几步,忽然听见身后门响了。
“远儿。”
我停下脚步。二叔站在门框里,手扶着门边,那只手粗大、布满裂口,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黑泥。
“你那请帖……”他的声音低下去,“我收着了。”
他转身回了屋,门关上了。
我站在昏暗的走廊里,回味他最后那句话。他本可以不说的。他这人就是这样,永远只说半句,剩下的半句让你自己去猜,猜不猜得着看你造化。我从小到大猜了无数次,有时候猜对了,比如他其实愿意我去他家吃饭;有时候猜错了,比如我以为他不在乎我爸的事。
回去的路上风很大,我骑着电动车穿行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二叔屋里那本存折的样子。暗红色封皮,中国农业银行,边角起毛。我记得小时候在他屋里见过类似的本子,那时候他从里面取钱出来,说要给我爸救急。
后来我爸生意垮了,二叔再没提过那本存折的事。
手机震了一下,周小萌发来消息:“喜帖送到啦?二叔怎么说?”
我停在红灯路口,单手回了一句:“收了,说到时候来。”
“那就好呀。主桌的事呢?”
我看着屏幕上这几个字,不知道怎么回。绿灯亮了,我把手机揣进口袋。风灌进领口,带着初冬那种干脆的凉意。
回到租住的婚房,周小萌正蹲在地上清点喜糖,一百多份,码得整整齐齐。她抬头看我脸色不对,放下手里的活:“怎么了?”
“没什么,二叔说他坐角落。”
周小萌沉默了一下,走过来蹲在我面前,手搭在我膝盖上:“林远,二叔这个人……你比我了解。他不来主桌,是不是有什么原因?”
“能有什么原因。”我扯了扯嘴角,“他就是别扭。”
“那你就别多想。”她拍拍我的腿,“婚礼那天人多,有些事顾不上。等忙完了,咱们单独请二叔吃顿饭,好好聊聊。”
我点点头。可心里有个声音一直在响,像二叔屋里那个没拧紧的水龙头,滴滴答答地,不肯停。
那本旧存折上,到底记了什么?
第二章 空手
婚礼那天是个大晴天,十一月的阳光薄而脆,透过酒店宴会厅的落地窗铺了一地。
我站在门口迎宾,西装是租的,领带是周小萌帮我打的,打了三次才满意。宾客一个接一个地来,握手、寒暄、递红包,礼金台旁边的红绸布上堆起一座小山。我妈穿了一身暗红色的旗袍,头发盘得一丝不乱,笑得合不拢嘴,眼角那道皱纹比平时深了许多。
我抽空看了一眼手机,二叔没来消息。
“别看了,”周小萌从后面轻轻拽了一下我的袖口,她穿着婚纱,脸被衬得格外白,“该来的都会来。”
我点点头,继续迎客。
十一点四十,大部分宾客已经入席。我站在宴会厅门口准备进去的时候,余光扫到了一个人影。蓝衬衫,洗得发白,袖口卷到小臂中段,下面是一条深色的旧裤子,皮鞋倒还算干净。他站在礼金台旁边,没排队,也不看收礼金的人,眼睛往宴会厅里扫了一圈,像是在找什么位置。
我张了张嘴,想喊一声二叔,可他已经迈步走进了宴会厅。礼金台前,负责收礼的表姐抬头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他一眼,手里的笔悬在半空。二叔就从她面前走过去了,步子不急不慢,像是路过一个跟自己无关的地方。
“那是谁啊?”周小萌小声问我。
“我二叔。”
她愣了一下,很快反应过来,挽住我的胳膊往里走:“先进去,典礼要开始了。”
宴会厅摆了二十桌,主桌在正中间靠前的位置,我妈和几个长辈坐那儿,旁边两个空位是留给二叔和周小萌父母的。周小萌父母从外地赶过来,坐在主桌另一侧,正跟我妈说着话。我扫了一圈,在最里面靠墙的那一桌看到了二叔。那桌本来是备用桌,坐的是几个远房亲戚和村里来的旧邻居。二叔坐在靠墙角的位置,背挺得很直,面前一杯茶,没动过。
典礼开始,司仪的声音热闹又响亮,我和周小萌在台上交换戒指、鞠躬、讲话。台下掌声一阵接一阵,我妈坐在台下抹眼泪。所有环节都按流程走完了,我余光时不时往最角落那一桌瞟,二叔一直没抬头看我,像是在盯面前的茶杯,又像是在听,但表情淡淡的。
敬酒环节从主桌开始。我妈特意让司仪把主桌的座位牌摆了又摆,空椅子摆在正中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有安排。可我敬完主桌才发现,那张椅子从头到尾没人坐。
“二叔呢?”我低声问我妈。
我妈脸上的笑僵了一下:“坐在角落里呢,喊他他也不过来。算了,大喜的日子。”
她语气里那点不快很明显。我没说什么,端着酒杯往角落那桌走。
堂伯林建业坐在隔壁桌,六十来岁的人,耳聪目明,全场的风吹草动没有他不知道的。我刚走到半路,就听见他的声音从旁边飘过来,不高不低,恰好能让周围几桌听见。
“亲叔叔,来了不坐主桌,红包也没见着一个。这像什么话?我活这么大岁数,头一回见。”
旁边有人跟着笑了一声,也有人打圆场:“人家可能有难处。”
“什么难处?侄子结婚,当叔的随个礼是难处?”林建业端起酒杯咂了一口,嗓门更大了些,“他一个包工头,手里能没钱?就是——怎么说来着,这叫不懂人情世故。”
我看见我妈的后背绷了一下。她没回头,但筷子搁在盘沿上,叮的一声。
我走到二叔那桌。桌上几个远房亲戚正低头吃菜,二叔见我过来,终于抬了头。他的眼睛跟我爸很像,深陷的眼窝,看人的时候目光直,不躲不闪。
“二叔。”
“嗯。”他站起来,端起面前的酒杯,是白酒,满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倒的。他举起来,杯口朝我微微倾了一下,“小远,好好过日子。”
说完一仰头,整杯酒下去了。喝得很快,眉头都没皱一下。
我张了张嘴,想问点什么,哪怕就一句“今天忙,招呼不周”,或者“我妈刚才还问起你”。可他放下酒杯,冲我点了下头,就坐下了,重新拿起筷子,没再看我。
我站在那儿,手里握着自己的酒杯,觉得那杯酒千斤重。旁边坐的远房表舅站起来跟我碰杯,说恭喜恭喜,我机械地应着,干了,目光越过表舅的肩膀,看见二叔夹了一筷子凉菜,慢慢嚼着。那盘凉菜离他最近,他好像只吃那一盘。
周小萌不知什么时候过来了,轻轻挽住我的胳膊,跟桌上的人打招呼。她的手在我臂弯里紧了紧,我明白她的意思——走。
我走了。
接下来的敬酒一桌接一桌,笑声、祝福声、碰杯声混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可我脑子里时不时闪过二叔放下酒杯的那个动作。太快了。太快,也太干脆。他大老远来一趟,就为了喝这一杯酒,说这一句话?连主桌都不肯坐,连跟我妈照个面都不肯。
林建业刚才的话又飘进耳朵里。我端着酒杯在人群里穿行,脸上笑着,心里那点不对劲的感觉却越积越厚,堵在胸口。礼金台上那一堆红包里,确实没有二叔的。他进门的时候两手空空,除了那件蓝衬衫和一张写满了什么的脸。
可如果他只是来吃顿饭,为什么要来?
婚礼一直闹到下午两点多。宾客散得差不多了,我妈在门口跟周小萌父母道别,脸上的笑已经淡了,眉眼间只剩下疲惫。我陪着周小萌在更衣间换衣服,她脱了婚纱,换上一件红色的毛衣裙,对着镜子理头发。
“你二叔走的时候跟你说了没?”
“没有。”我靠在门框上,“我出来送客就没看见他了。”
周小萌从镜子里看我一眼:“今天你忙,顾不上。等回去咱们商量商量,找个时间去看看他。”
我没接话。兜里的手机震了一下,我掏出来看,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只有四个字:我在楼下。
没有署名,但我知道是谁。
第三章 拉住
我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好几遍,电梯也不等了,直接从楼梯往下跑。婚礼在三楼宴会厅办的,楼梯间铺着旧地毯,脚步声闷闷的。跑到一楼大厅,门口只剩几个收桌的酒店服务员在搬椅子,落地窗外天已经暗了,停车场上稀稀拉拉停着几辆车。
没有二叔。
我走到门外,冷风一下子灌进领口,酒意散了大半。掏出手机想拨回去,又停住了。说什么?问他为什么发短信不打电话?问他为什么走之前不吭一声?
正犹豫着,身后传来脚步声,很轻,但急。我还没转头,胳膊就被一只手攥住了。力气不小,捏得我小臂一紧。
“跟我来。”
是二叔。他从侧面那根装饰柱子后面走出来的,身上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外面套了件灰夹克,拉链拉到一半。他没看我,拽着我往酒店侧面的消防通道走。我被他拖着走了几步,脑子里嗡嗡的,想问什么又张不开嘴。他的手很硬,全是茧,指关节硌得我胳膊疼。
消防通道里没灯,只有楼梯尽头安全出口的绿光幽幽地亮着。二叔把我拉到二楼拐角的平台,松开手,先往上下都看了一眼,确认没人,才转过身来。
离得近了,我才发现他脸色不太好,嘴唇发白,额头上有一层薄汗。他抿了抿嘴,喉结上下动了一下,从夹克内侧的兜里掏出一个东西。是一个信封,牛皮纸的,边角都磨毛了,看着比一般信封厚,拿在手里鼓鼓囊囊的。
他把信封往我手里一塞,动作快得像怕后悔。
“回去再看。”
说完就要走。
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腕。他的手冰凉,腕骨突出,瘦得硌手。他停住了,没挣,也没回头。
“二叔。”我声音有点哑,清了清嗓子又说,“您这是干什么?今天忙,我也没顾上跟您好好说句话。您这就要走?”
他还是没回头,侧脸对着我,安全出口那点绿光打在他脸上,皱纹一道一道的,比过年时看着又深了。
“您来都来了,饭也没吃几口。我妈还说……”
“你妈说啥不重要。”他打断我,声音低,但很硬。
“那您总得告诉我这信封里是什么吧?”
他沉默了几秒。楼梯间里很安静,能听见楼上某处水管里水流的声音,还有远处电梯运行的嗡嗡声。他手腕在我手心里动了一下,像是想抽回去,但最终没动。
“你爸当年托我的事,我没忘。”
这句话很轻,轻得像自言自语,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落在我耳朵里。我愣住了,脑子里有什么东西猛地翻了一下。我爸?我爸托他什么事?我爸走了五年了,五年里二叔从没跟我提过一句我爸临终前的事,连葬礼上都是站得远远的,点了个头就走了。
“什么事?”我手上用力,怕他跑,“二叔,我爸托您什么事了?”
他终于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就一眼,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憋了很多年的话堵在嗓子眼,又被他自己硬生生压回去了。他嘴角动了动,最终只说了一句:“你回去看了就知道了。”
然后他手腕一翻,从我手里挣了出去。这次他动作很利索,转身就往下走,脚步咚咚地敲在水泥台阶上,一声接一声,越来越快。
“二叔!”我往前追了两步。
他没停,也没回头,只是在拐弯的地方抬起手,朝后摆了一下。那只手在空中划了个短短的弧线,像是在赶什么,又像是在告别。然后他就消失在下一层拐角的暗处,脚步声越来越远,最后被一楼安全门关上的闷响彻底截断了。
我站在二楼的楼梯拐角,信封攥在手里,厚厚的、沉甸甸的。走廊那头传来服务员推车收碗碟的声音,瓷器碰在一起,叮叮当当的。远处宴会厅还有人在喊“林远——林远——”,是周小萌的声音。
我把信封翻过来看了一眼。封口没粘,只是折了进去。正面一个字没写,光秃秃的牛皮纸,摸着有点潮,像是被汗浸过。
我没拆。二叔说了,回去再看。
我把信封塞进西服内侧的兜里,贴着胸口。那地方心跳得厉害,一下一下的,把信封顶得微微地晃。我深呼吸了几口,等心跳慢下来,才整了整领子,推开消防通道的门走出去。
周小萌在大堂找我,看见我就小跑过来,脸上带着急:“你去哪了?打你电话也不接。”
“二叔找我了。”
她愣了一下,看我脸色不太对,没追问。只是伸手帮我把歪了的领带正了正,手指碰到我胸口,隔着衬衫和西服摸到了那个硬邦邦的信封边角。
“这是什么?”
“不知道。”我说,“二叔给的,让我回去再看。”
周小萌看了我一眼,点点头:“那咱们回家。”
我妈还在门口跟婚庆公司的人对账,我过去跟她说我们先走。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嘴巴张了张,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最后只挥了挥手:“去吧,路上慢点。”
我走出酒店大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门口那对红灯笼还亮着,地毯上散着彩色的纸屑和花瓣,风一吹,贴在地上打旋。宴席散了,热闹也散了。可兜里那个信封鼓鼓的,贴在胸口,像揣着一块温热的石头。
上了车,周小萌发动引擎,暖风慢慢吹出来。她没急着开,侧过头看着我。
“你二叔跟你说了什么?”
“他说,我爸当年托他的事,他没忘。”
周小萌蹙起眉头,也想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她伸手过来,覆在我放在腿上的手背上,手心温温热热的。
“回去拆开看看。”
我点了点头。车窗外的街灯一盏一盏往后走,红色的尾灯拖成一条一条的线。我靠在椅背上,手按着胸口那个位置,忽然想起一件事——刚才在楼梯间,二叔转身下楼的时候,我好像看见他抬手抹了一下脸。就一下,很快。当时没在意,现在回想起来,心里那股说不清的滋味更浓了。
车拐进小区地下车库,熄了火。周小萌轻轻拍了拍我的胳膊:“到家了。”
我睁开眼,先低头看了看西服内侧——信封还在,鼓鼓囊囊地贴着心口。
那一瞬间我忽然有点不敢拆。
第四章 旧账
电梯里灯光白亮,照得人有点晃眼。周小萌靠在我肩上,头发散下来蹭着我脖子,带着一股淡淡的发胶味。她累坏了,从早上四点起来化妆到现在,脚上那双婚鞋踩了一天,刚才上车就踢掉了,光着脚踩在冰凉的梯板上。
“到家赶紧洗个澡,”她嘟囔着,“身上全是酒店的油烟味。”
我搂着她肩膀,没说话。电梯一层一层往上跳,数字变着,我兜里那个信封也跟着一上一下地坠。那种感觉很奇怪,明明是一件轻飘飘的东西,搁在心口上却比什么都沉。
进了门,周小萌先去洗澡了。哗哗的水声从卫生间传出来,混着排风扇嗡嗡的响。我坐在客厅沙发上,把西服脱了搭在扶手上,那个牛皮纸信封从内兜里滑出来,落在茶几玻璃面上,啪嗒一声轻响。
我看着它,像看着一个不认识的东西。
纸确实有点潮,刚才贴着我胸口那几个小时,边角都有点软了,封口处是一道折过的印子,没粘胶,就是折了一下压平的。二叔的手。他那双手我认得,粗糙,指节大,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净的水泥灰。他在楼梯间把信封塞给我的时候,手背蹭到了我的手心,凉的,硬邦邦的。
我把信封拿起来,对着客厅顶灯照了照。什么也看不出来,里面就叠着什么东西,不算太厚,有棱有角。
卫生间的门开了,周小萌裹着浴巾出来,头发湿漉漉地搭在肩上,热气跟着往外涌。
“还没拆?”她一边拿毛巾擦头发一边走过来。
“等你。”
她在我旁边坐下,膝盖碰着我的膝盖,一股沐浴露的清香散过来。她看了一眼信封,又看了一眼我。我把折口翻开,伸手进去,指尖碰到纸的边缘,两样东西,一样硬挺挺的像某种小册子,另一样薄薄软软的,是一张照片。
我先抽出那张照片。
四寸见方,边缘微微泛黄,有一道浅浅的折痕从中间竖着穿过。相纸很老了,表面有细微的龟裂纹路,像干涸河床上的那种裂。照片上站着两个人,背景是一间灰瓦泥墙的老屋,门槛很高,屋前有一棵歪脖子枣树。
左边那个人高一些,穿着件白背心,肩膀宽,下巴棱角分明,笑的时候露出一排整齐的牙。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我爸。年轻得不像话,我记忆里他从没这么年轻过。他一只胳膊搭在右边那个人肩上,手指头勾着人家的肩头,很用力的样子。
右边那个人矮一些,瘦,穿一件深色汗衫,袖子卷到肩膀,露出的胳膊上肌肉线条分明,黑得发亮。他的表情有点拘谨,嘴角提着,眼睛没看镜头,偏过去一点点,侧脸对着旁边的哥哥。
那是二叔。
年轻时的二叔,头发又黑又密,不像现在灰白大半了。他的嘴角翘着,带着一种不太习惯被拍下来的别扭,眼睛盯着画面外面,好像在躲什么。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一行褪色的蓝圆珠笔字,笔画工整,像刻上去的:1998年春,和建军在老屋前。
那间老屋我认得。我爷爷留下来的,土改时分的地,后来我爸和二叔一人一半,两兄弟结婚后都住在那。再后来我爸出去做生意,挣了钱,盖了新楼,老屋就只剩二叔一户住。我小时候去玩过,门槛高得我每次都摔。二叔每次都在门槛外面垫一块砖头,让我踩着过。
“这是你爸和你二叔?”周小萌凑过来看,声音放轻了。
我点点头。
她伸手翻过照片看背面那行字,念出来:“1998年春……老屋前。”她顿了顿,“你二叔一直留着这个?”
我没回答。手指伸进信封,把另一样东西抽出来。
是一本存折。
深红色的封皮,巴掌大,边缘磨得发白,有些地方的塑料皮已经翘起来了,露出底下灰纸板。封面上印着某某银行的字样,字口都模糊了。我翻开,第一页印着户主的名字:林建国。开户行是城东支行,日期是2003年11月。
里面密密麻麻地打着存取记录。
最早一笔在2003年12月,存入三百块。之后隔几个月存一次,有时候是两百,有时候五百,有时候三百。每一笔都清清楚楚地排着,像一条细细的溪流,一年一年地往下淌,从不间断。存折页面换了好几本,银行都合并改名了,最后换成了一张银行卡的对账折,打印出来的字迹是新式的。
最后一笔,就在昨天。婚礼前一天。
存入,八千块。
存折上的余额,六万七千三百块。
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六万七。二叔做泥瓦匠,一天挣多少钱?包工头有时候能挣点,有时候被人拖欠工钱。六万七千块,这些零碎的几百块几百块攒起来的东西,放在眼里就是一个数目,可我知道那是什么。
那是他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昨天存的,”周小萌轻声说,“婚礼前一天。”
我把存折合上,又打开,手指头在那行最新记录上摸了一遍,打印的墨迹能摸出微微的凸起。然后我翻回第一页,看着那个开户日期。2003年11月。那年我十岁。
“这些钱……”周小萌没说完。
“他一直在存。”我说,“从03年开始。”
客厅安静了下来,能听见冰箱压缩机嗡嗡响,还有窗户外头偶尔过车的轮胎声。我把照片和存折并排摆在茶几上,照片里的两个人冲着我笑,一个咧着嘴露着白牙,一个偏着头躲镜头。他们背后是那间老屋,门槛高高的,屋檐下挂着一串风干的玉米。
十几岁的年龄差,照片里两个年轻人看起来却像差不多岁数。我爸那时候三十出头,二叔二十来岁,两个人站在一起,肩膀挨着肩膀。
后来呢。
后来那间老屋拆了。我爸生意失败,欠了一屁股债,债主上门堵着,拿走了家里能搬的东西。我记得有一阵子家里连电视机都没了,晚上我妈抱着我坐床上,用手指头在墙上比划着讲故事。那时候我七岁,什么都不懂,只记得我爸出门了一趟,回来以后整个人瘦了一圈,蹲在门口一根一根地抽烟。二叔来家里吃饭那次,他和我爸在堂屋里吵了一架。我没敢听,躲在房间门后面,只听见二叔的嗓门突然炸开来,说什么“钱”什么“脸面”,然后我爸摔了一只碗,碗碎的声音很脆。二叔当天晚上就走了,从那以后就少来。
再后来我爸病倒了。肝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从查出来到走,不到四个月。那几个月里二叔来过医院两次。一次是拎着一兜橘子站在病房门口,往里看了一眼没进来,把橘子搁在走廊的长椅上就走了。还有一次是半夜,我趴在病床边打盹,迷迷糊糊听见有人跟护士说话,睁开眼看见二叔的背影在病房门口闪了一下。我以为他会进来,但他没有。第二天我问我爸,二叔昨晚是不是来过,我爸闭着眼睛没说话,眼角有一滴泪。我一直以为是错觉。
照片上的两个人还不知道后来会变成那样。快门按下的时候,枣树正开花,他们站在属于自己的老屋前,肩膀搭着肩膀,笑得都挺好看。
“小远。”周小萌叫我。
我回过神,才发现自己脸上是干的,但鼻子里堵得慌。
“明天,”我说,“明天我问问我妈。”
周小萌靠过来,头贴在我肩膀上。她没再说话,只是把一只手覆在我攥着存折的那只手上,掌心的温度一点点渗过来。
那天晚上我没怎么睡。周小萌在我旁边睡着了,呼吸匀匀的,偶尔翻个身。我躺着看天花板,脑子里全是那个牛皮纸信封,存折页面上那些几百几百的记录,照片里二叔偏着头躲镜头的表情,以及婚礼上他坐在最角落那张桌子旁边,一口菜都没夹的背影。
他穿的那件蓝衬衫,领子洗得发白了,袖口也磨了。我妈后来跟我说的,那件衬衫他穿了十几年,每次出门吃席才穿。婚礼那天他穿着它来了,礼金台前什么也没掏,转身进了宴会厅。
原来他把所有的都掏了。
天快亮的时候我才迷糊过去,做了一个梦。梦里我站在那间老屋前面,门槛还是那么高,二叔蹲在门口砌砖,一块一块地码得整整齐齐。我喊他,他回过头来,脸上沾着灰,冲我笑了一下,说,小远,门槛高,踩着砖头进来。
我醒了。窗户外面天刚泛白,周小萌的手臂搭在我胸口上。茶几上的存折和照片还摊在那里,安安静静的。
我拿起手机,给母亲发了一条消息。
妈,二叔当年和我爸,到底是怎么回事?
发完我把手机扣在枕头边,盯着窗外慢慢亮起来的天。过了大概十分钟,手机震了一下。我拿起来看,母亲只回了几个字:你知道了?回来吧,我跟你说。
那种语气,好像她一直在等着这一天。
第五章 泥瓦匠
母亲回的那条消息之后,我没再睡着。周小萌翻了个身,迷迷糊糊问我几点了。我说还早,你睡吧。她嗯了一声,手缩回去,又沉沉睡过去。
我盯着天花板,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母亲那句“你知道了”。这三个字里藏着的东西太多——她一直在等,等我问。也就是说,这些年她心里也一直搁着这件事,只是从没主动跟我提过。每次我问起二叔,她不是岔开话题就是干脆说“别学你二叔,没出息”。我一直以为她是真的瞧不上二叔。
天亮以后周小萌起来,看见我坐在沙发上抽烟。我们刚搬进新房,家具都是她精挑细选的,烟灰缸还没拆封,我用一个茶杯底凑合。她愣了一下,大概是因为我平时很少抽烟。
“没睡?”她走过来,伸手把我嘴里的烟拿掉,摁灭在杯底。
“想事情。”
“你妈怎么说?”
“让我回去一趟。”我把手机递给她看。
周小萌看完没吭声,过了一会儿才说:“那你去吧。今天周日,我陪你?还是你想一个人。”
“我自己去。”我说,“有些事我得单独问我妈。”
她点头,没多问,转身去厨房给我热早饭。我坐在那儿翻手机,翻到二叔的号码——存在通讯录里好几年了,拨出去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最近一次通话记录还是去年过年,我打过去拜年,响了七八声他才接,背景里轰隆隆的,他说在工地,信号不好,回头再说。那“回头”就一直没来。
我本来打算上午就回母亲那边,但出门之前接了个电话,是单位临时有事。我赶去处理完,已经快中午了。母亲又发来一条消息,说饭给你留着,什么时候来都行。我回了两个字:下午。
开车过去四十分钟。母亲住在城东老小区,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楼道里的墙皮掉得更厉害了,楼梯扶手的红漆斑驳得看不出颜色。三楼右边那扇防盗门还是老样子,门上的福字褪成了白色。
母亲来开门,系着围裙,手里还攥着锅铲。她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侧身让我进去。
客厅里的摆设和我搬走之前没什么变化。电视柜上多了一张我结婚那天的合影,我和周小萌站在酒店门口,笑得挺开心。照片边上摆着父亲的遗像,黑框,小小的,和我印象里他最后那几年消瘦的脸重合在一起。
母亲给我倒了一杯水,坐在我对面,膝盖上搭了条旧毛巾。她比我上个月见她的时候好像又瘦了些,颧骨突出来,但精神还算好。
“你昨晚发的消息,我想了一宿,”她开口,声音比平时低,“该跟你说清楚了。你爸走了五年,有些事我一直搁在心里,也不是故意瞒你,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没接话,等她继续。
“你二叔对你爸,有恩。”母亲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眼睛看着茶几上那杯水,没看我。“你爸年轻的时候想做生意,家里没钱。你爷爷走得早,你奶奶那点积蓄连给你爸娶媳妇都不够。是你二叔,那时候在工地干了三四年,攒了一笔钱,本来是准备结婚用的。”
我坐直了身子。
“他那个对象,姓吴,是隔壁村的,人挺好的。”母亲说得慢,每个字都像在称重,“两个人处了两年多,都谈婚论嫁了。结果你爸要跟人合伙开建材店,缺本钱,找你二叔借。你二叔二话没说就把钱拿出来了,他对象知道以后跟他吵了一架,说这钱是留着盖房子办酒席的。你二叔说,那是我亲哥,他不帮我谁帮。”
母亲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手指捏着围裙边搓了搓。
“后来呢?”我问。
“后来你爸那店开了不到一年就黄了。合伙人跑了,欠了一屁股债。你二叔那笔钱全打了水漂。他对象家里人等不了了,逼着她嫁了别人。你二叔那年三十一,从那以后就一直单着。”
我想起小时候见过的那个“吴阿姨”,其实印象已经很模糊了,只记得二叔家相框里有一张女人的侧影,齐耳的短发,很爱笑的样子。后来那张相框不见了,我问过二叔一次,他说扔了。
“我爸呢?”我的声音有点干,“他后来跟二叔怎么闹翻的?”
母亲抬起头看我,眼圈有点红,但没哭。她这个人一辈子要强,眼泪很少在外人面前掉,包括在我面前。
“你爸觉得丢人。”她说,“你二叔没催过他还钱,但你爸心里过不去。有一年过年,你二叔喝多了,说了句‘哥,那钱不用还了,就当我给你随了份子’——你爸当场就翻了脸。他觉得你二叔是在寒碜他。两个人吵了一架,你爸摔了杯子,说从此以后各过各的。”
“我妈——我是说你,”母亲改了口,苦笑了一下,“我那时候也怨你二叔,觉得他多嘴。但你爸走了以后我才慢慢想明白,你二叔那句话不是寒碜,是真心的。他这个人,嘴笨,不会说话,什么都在心里憋着。”
我脑子里闪过很多画面。小时候二叔带我去工地,那时候他还在干泥瓦匠,一天挣不了几个钱,但每次我去,他都给我买冰棍。绿豆味的,五毛钱一根,他总是买两根,一人一根,蹲在树荫底下吃。他那时候爱笑,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工友都喊他“大建”,他跟谁都能聊两句。
后来我就不怎么去工地了。父亲不让去,说泥瓦匠没出息,让我好好念书。再后来父亲和二叔不来往了,过年过节两家也不走动。我上高中那年,学费凑不齐,母亲到处借钱,有一天突然跟我说钱有了,是姥姥家那边凑的。我当时信了。现在想起来,姥姥家那边条件也不好,哪能凑出那么多。
“妈,”我打断自己的回忆,“我上高中的学费,是不是二叔给的?”
母亲愣住了,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是不是?”
她低下头,围裙边被她攥出深深的褶子。“你爸不让我说。你二叔把钱送到工地门口,让人转交的,没留名字。是你爸后来猜出来的,但他不让我跟你说。”
我站起来,走到阳台上。阳台外面是小区的院子,几个老太太在晒太阳,一只橘猫趴在墙头上打盹。阳光挺好的,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但我后背一阵阵发凉。这些年我过的每一个坎,学费、找工作、结婚——二叔都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搭了一把手。而我做了什么?我结婚的请帖是让快递送去的,我甚至没亲自去一趟。婚礼那天他坐在角落,我忙着敬酒,只远远看了他一眼,心想他怎么瘦成这样。
我在阳台上站了很久,直到母亲在屋里喊我吃饭。我进去坐下,她给我盛了一碗汤,自己却没怎么动筷子。电视开着,放的是本地新闻,我们谁也没看。
吃完饭我要走的时候,母亲叫住我,从卧室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橘子。
“你二叔爱吃橘子,”她说,“上次你爸住院,他来看过一回,拎的就是橘子。”
我接过来,塑料袋上印着超市的名字,很便宜的那种。“你怎么知道他来过?”
“护士说的。一个瘦老头,在病房门口站了半个钟头没进去,最后把橘子搁下就走了。”母亲别过头去,“我那会儿没当回事。现在想想……”
她没说完。我拎着橘子下了楼,坐进车里,手机在兜里震了一下。周小萌发来消息:“问清楚了吗?怎么样?”
我盯着屏幕打了几个字又删掉,最后只发了一个“嗯”。
发动车子之前我给二叔拨了个电话。响了十几声,没人接。我又拨了一遍,还是没人接。我把手机扔在副驾驶座垫上,手搭在方向盘上,忽然想起小时候有一回,二叔骑自行车带我去赶集,我坐在后座上,他的背很宽,骑得稳稳当当。路上遇见一个卖糖葫芦的,他捏闸停下,掏了半天兜,翻出几张皱巴巴的毛票,给我买了一串。那串糖葫芦红彤彤的,我舍不得吃,一直举着。二叔回头看了我一眼,笑了,说,傻小子,糖化了就不好吃了。
我把车打着火,掉头往城郊方向开。手机扔在旁边,导航没开。我知道二叔以前常去的那个工地大概在什么位置,老赵之前提过一嘴,在建材市场往北那片。
我得见到他。现在就去。
第六章 躲
车开到建材市场往北那条路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路灯还没亮,路两边是拆了一半的旧厂房和堆着沙石的荒地,偶尔有拉货的三轮车突突突地从旁边过去,扬起一阵灰。我放慢车速,借着车灯辨认路边的门牌和招牌,在一排简易板房前停了下来。
上次老赵提过,二叔偶尔住这片工地旁边的工棚,给一个做外墙的包工头帮忙。我熄了火,推开车门,冷风灌进来,带着水泥和铁锈的味道。
板房最东头那间亮着灯,门虚掩着,里面传出收音机咿咿呀呀的唱戏声。我走过去敲了敲门,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探出头来,嘴里叼着半截烟,眯着眼打量我。
“找谁?”
“找林建国。二叔,林建国。”
那人把烟从嘴里拔出来,往门框上一磕,“老林啊?走了。”
“走了?去哪儿了?”
“临市,说是接了个活,前天走的。”他把门拉开些,让我看清屋里确实没有第二个人。一张铁架床,铺盖卷着,搪瓷缸子里剩半缸凉水。“你是他什么人?”
“侄子。”
“侄子?”他上下看了我一眼,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只摆了摆手,“那你打他手机呗,他走的时候说那边信号不好,有事发短信。”
我道了谢,退出来站在板房门口,掏出手机又拨了一遍。依旧是响到自动挂断。我又发了一条短信:二叔,我是小远,有事找你,回个电话。发完之后盯着屏幕看了半分钟,没有回复。
我回到车里坐着,空调还没热起来,车窗上蒙了一层薄雾。我伸手在玻璃上抹了一道,外面的板房灯光模糊成一小团。前天走的,那不就是我婚礼后的第二天?婚礼那天晚上二叔拉住我塞了那个旧信封,第二天一早就走了?
这个念头让我心里堵得慌。他是在躲我。
我拨了老赵的电话。老赵是二叔多年的工友,以前来过我家几回,说话实在。电话响了三声就接了。
“赵叔,我是林远。”
“哟,小远啊。怎么了?”
“二叔是不是去临市了?我刚去工棚找他,人不在。”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我听见老赵在跟旁边的人说了句什么,然后是打火机的声音。“小远,我跟你说实话,你别急。”老赵吸了口烟,“老林没去临市。他就在本地。”
我愣住了。
“他这几天在城南那个新开的楼盘干活,离你那边不算远。他……他特意交代过我,要是你来找,就说他去了外地。”
我攥着手机,半天没说话。老赵在那头叹了口气:“小远,你二叔这个人你也知道,一辈子要强。他那天从你婚礼回来,在我这儿坐了一宿,啥话也不说,就抽烟。我问他新娘子好不好看,他说好看。我说那你怎么不高兴,他就不吭声了。”
“赵叔,他为什么躲我?”
“具体我也说不清。但他那个人,帮了谁从来不愿意让人知道。你爸那时候……”老赵顿了一下,像在斟酌措辞,“你爸生意上的事,老林搭进去不少。后来你们家不提了,他也不提。前些年你上大学,他偷偷往你妈卡上打过钱,不多,每次就一两千,他说是工地结的零头,我看着他啃了半个月馒头就咸菜。”
我喉咙发紧,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这回你结婚,他私底下跟我说过好几次,说小远成家了,他这当叔的算是把事办完了。我问他随了多少礼,他说没随。我以为他舍不得,还说了他两句。他也没解释。”老赵把烟掐了,“小远,你二叔不是不想见你。他是怕你把钱还他。”
“还什么钱?”
“你心里没数?你结婚前前后后,他忙活了大半年。我听他说过,他给你准备了点东西,是他这些年攒的。他怕你知道了不要,更怕你拿了觉得亏欠,回头又要还他。他那个人,你给他一分,他睡不着觉。”
挂了电话,我靠在座椅上,闭上眼。老赵的话在脑子里翻来覆去——他怕你把钱还他。二叔这一辈子,跟谁都不欠,唯独觉得欠了我爸。可我爸欠他的呢?我爸到死都没还上。
我睁开眼,发动车子,在导航里输了一个地址。那是城南一个新开的楼盘,老赵刚才说的。我不知道二叔具体在哪个标段,但我可以一间一间板房地找。今晚找不到就明天找,明天找不到就后天。他躲我,我就不能躲。
车子拐上主路时,手机屏幕亮了一下。周小萌发来的消息:“回来了吗?二叔怎么说?”
我把车停在路边,回了一条:“二叔的事有点复杂,我晚点跟你细说。今晚可能回去晚。”
她秒回了一个字:“好。”
想了想,又追加一条:“注意安全。不管二叔怎么想,你把他找回来,我们是一家人。”
我看着“一家人”三个字,忽然想起婚礼那天晚上,二叔把那个旧信封塞给我时,手指粗糙得像砂纸,蹭在我手背上。他一句话没多说,转身就走了,蓝色的背影在路灯下拉得老长。我当时站在原地,手里的信封沉甸甸的,还没来得及打开。
现在我大概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了。也正是因为知道,我更得找到他。他躲,是因为他把什么都给了我,自己什么都没留。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在工棚里啃馒头,对着那张旧照片过夜。
城南的楼盘灯火通明,塔吊的影子在夜空里慢慢转。我把车停在工地外面的土路上,熄了火。远处有几排亮着灯的板房,其中一间亮着昏黄的灯,窗户上蒙着塑料布。
不管是不是那间,我都要去看一眼。
板房区的路坑坑洼洼,我深一脚浅一脚地摸过去,几家窗户透着光,电视机声音嗡嗡的。找到那间亮着昏黄灯的,门虚掩着,我敲了两下,里头没人应。推开门,一张上下铺,被褥叠得方方正正,床头搁着个搪瓷缸和半袋榨菜,墙上挂着一顶落灰的安全帽。人不在。
隔壁出来个中年男人,披着外套打量我:“找老林?他昨儿就走了,说邻市有个急活,得去个把月。”
我心里咯噔一下,掏出手机拨二叔的号。嘟了七八声,没人接。又拨一遍,还是没人接。我发了条短信:“二叔,我是小远,我在你工棚门口。你回个话。”
等了五分钟,屏幕没亮。
我又打给老赵。老赵沉默了好几秒,才压低声音说:“小远,我跟你说实话吧。你二叔没去邻市。他就在城南,换了间板房住,跟人交代了别告诉你。他这人就这样,帮了谁从来不挂在嘴上,可你要还他什么,他比谁都拧。他不是躲你,他是躲你那声‘谢谢’。”
第七章 工棚
老赵给了我一个地址,城南家具城后面,临时搭的活动板房,门口有棵歪脖子梧桐树。他让我别说出去是谁给的,“你就装着路过,撞见的。你二叔那人,你要明说是来找他,他更拧。”
我没等天全亮就出发了。家具城在城郊结合部,绕了两圈才找到那条小路,路口立着块褪色的广告牌,后面堆着废弃模板和钢筋头。梧桐树还在,叶子没几片,底下那间板房比昨晚看到的更小,铁皮门关着,门外搁了一双沾满水泥的胶鞋,鞋底朝上晾着。
我敲了门。里面传来一声闷闷的“谁”,门开了条缝,二叔探出半个脑袋,头发乱糟糟的,眼角的皱纹比婚礼那天更深。看清是我之后,他身子明显僵了一下,没说话,也没让开。
“二叔,我就说两句话。”我从门缝里看到他身后的折叠桌上放着半个馒头和一包榨菜,搪瓷缸里的水估计是凉的。
他侧身让我进去。屋里就一张行军床、一张折叠桌、一个煤炉,炉子灭着,地上堆着几件沾满灰浆的工装。墙上挂着一本旧日历,停在上个月。屋里有一股潮湿的铁锈味,混着水泥灰和冷掉的饭菜气。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个旧信封,放在桌上,存折滑出来,蓝皮的封面磨得起了毛边。我认得这存折——封面上的字都模糊了,但我母亲提过,二叔年轻时就在镇上那家信用社开户。
“二叔,这钱我不要。”我把存折往他那边推了推。
他没看存折,低头把搪瓷缸端起来喝了一口水,喉结动了一下,才说:“给你结婚用的,不是还给你的。”说完把存折又推回到我面前,力气不大,但态度很硬。
“你结婚,叔没随礼,这个就算随了。”他顿了顿,“别人随多少我不管,我随我的。”
我看着他花白的鬓角,忽然不知道该怎么接。婚礼那天他空手来,坐在最角落,堂伯林建业嘀咕的声音老远都听得见。我妈脸挂不住,几次想说什么又忍住了。我那时候以为二叔就是来吃顿饭,没想过他怀里揣着东西,等一整天,等到人散光了才拉住我。
“二叔,你为什么不早给我?”我喉咙有点发紧,“当着面给我,不比偷偷塞强?”
他抬起头看我,眼神很快又落到别处。他摸出烟盒,里面只剩两根,他抽了一根叼在嘴上没点,又放回去。
“当着你妈的面给,你妈不收。”他声音很低,“我知道她恨我。”
我张了张嘴。我妈对二叔确实有怨气,这些年一口一个“你二叔那人薄情”,逢年过节从不主动来往,连我送请帖那天都没提让二叔坐哪桌。
“你爸当年做生意,来找我借钱。”二叔忽然开口,我一下子坐直了。他很少提这些事,我也从来没听他把话讲全过。“我把准备结婚的钱拿给他了,三万块。那时候三万块能买半套房,我对象跟我闹,说你哥骗你钱,钱回不来了,婚也别结了。”
他说得很平,像在讲别人的事。
“后来你爸生意赔了,三万没还上,我们又吵了一架。从那以后,兄弟俩就不怎么来往了。”他拿指尖点了点桌面,“你妈觉得是我逼你爸太紧,其实我后来再没提过那笔钱。没意思,提了钱就没了,兄弟也没了。”
我父亲生前最后那两年,话少了很多。我记得他老捧着相册翻,翻到我二叔年轻时候的照片就停住,合上相册就坐那发呆。我问他看什么,他摆摆手说没事。
“你爸走之前那阵子,给我打过电话。”二叔的声音又低了几分,“他说他这辈子最对不住的人是我,让我别记恨他。我说我没记恨,他还不信。”
他伸手把烟从烟盒里抽出来,这回点上了,深吸一口说:“你爸是我哥,我不帮他谁帮。”
我坐在行军床沿,床板吱呀响了一声。我盯着他手里那根烟慢慢烧,烟气模糊了他半边脸。我突然想起小时候他带我去工地,夏天热得要命,他把我放在树荫底下,自己去搬砖。歇工了给我买冰棍,自己抽根烟坐一边看着我吃,也不说话。那时候他还年轻,头发黑亮,一笑就露出两颗虎牙。
后来他对象走了,他就再没笑过。
“叔,那你这些年……”我话到嘴边又咽回去。
他明白我想问什么,弹了弹烟灰:“没什么。欠银行的钱早还完了,存折上是后来攒的。我一个光棍,花不了几个钱。”他看了我一眼,“你爸走的时候托我照顾你,我没本事照顾你什么,你结婚我不能空手。”
我攥着存折,蓝皮封面被我手心捂热了。封面上那行褪色的钢笔字,仔细看还能辨认出他的签名,林建国,字迹工工整整,描过好几遍似的。
“二叔,你跟我回家。”我说。
他把烟掐灭,站起来收拾桌上的馒头和榨菜,用塑料袋包好塞进抽屉,像是没听见我的话。
“二叔——”
“你刚结婚,我去住不合适。”他背对着我,从行军床下拉出工具箱,把扳手钳子往里码,“你有这份心,我就没白攒这个钱。回去吧,别耽误你上班。”
“存折我收着,”我把信封重新揣进口袋,站起来说,“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别再换地方,别再躲我。我随时来,你不许关机。”
他手上的动作停了停,没转身,过了好几秒才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嗯。”
我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他蹲在工具箱旁边,肩背弓着,蓝色工装洗得发白,后背一道水泥印子。日历停在过去的某一天,煤炉冷冷清清,搪瓷缸里的水早凉透了。
“叔,下回我来给你带热饭。”我说。
他没回头,只摆了摆手。我把门带上,站在梧桐树下深吸了一口气。手机震了一下,周小萌发来的:“找到了吗?”
我打了两个字:“找到了。”
发送之后,又加了一句:“晚上回来跟你说。帮我把我妈那边的柜子收一下,我回去要找点东西。”
她回:“好,你想找什么?”
我看着板房门缝里透出来的一道昏黄灯光,二叔的影子在光里晃了一下。
我回:“找我爸的照片。”
第八章 照片背面
回到家已经快十点。周小萌没睡,盘腿坐在沙发上整理一堆东西,我妈那边的旧柜子被她翻了个底朝天,茶几上摊着几本相册和一摞证件。她抬头看我一眼,没急着问,先起身去厨房把温着的饭端出来。
“先吃。”
我确实饿了。中午那顿酒席乱糟糟的,几乎没动几筷子。我扒饭的时候周小萌坐在对面,下巴搁在手掌上看着我,也不催。等我放下碗,她才指了指茶几上那几本相册:“柜子里翻出来的,你要找什么照片?”
我从外套内兜把旧信封掏出来,存折先放一边,那张泛黄的照片抽出来放在茶几上。照片有点发脆,边缘卷了毛,画面里两个人并排站在一间灰瓦土墙的老屋前。左边的是我爸,头发浓密,穿一件浅色衬衫,笑得露出牙。右边是二叔,比现在瘦得多,蓝布工装,头发黑亮,手插在裤兜里,表情有点拘谨。两个人都年轻。
周小萌凑过来看,手指悬在照片上方没敢碰。“这是爸和二叔?”
“嗯。今天二叔塞给我的。”
她目光移到照片右下角,忽然停住了。“背面有字。”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小字,笔迹是我爸的,笔画压得很深,有些地方洇开了。我凑到台灯底下辨认:“一九九八年春,和建军在老屋前。”
建军是我爸的名字。这行字是他堂弟写的?我愣了一下,反应过来是二叔写的。二叔的名字里有个“建”字,但他不叫建军——建军是我爸。二叔写“和建军”,说明照片是别人拍的,他在照片背面记下时间地点,语气就是二叔那种能省则省的样子,多一个字都嫌费。
“一九九八年。”我算了算,那年我五岁。
周小萌的指尖点着照片背景里那间老屋的轮廓。房子不大,两间开面,门框歪斜,屋檐下挂着一串干辣椒,旁边的窗户糊着塑料布,风吹得鼓起来一块。她看了好几秒,忽然说:“林远,这屋子我怎么看着眼熟。”
“农村老房子不都差不多。”
“不是。”她摇头,指着照片左下角,“你看这儿,墙根底下有块石头,圆的那种,跟你老家祖屋门口那块是不是一块?”
我老家祖屋我去过太多次了。小时候每年清明我爸带我回去上坟,车停村口,走一段土路,过了池塘边那棵歪脖子柳树就是。祖屋门口确实有块大石头,我爷爷以前夏天坐在上面纳凉,后来传到我爸这一辈就没人坐了,石头还立在那儿,半截埋进土里。
但那间祖屋十几年前就拆了。我上初中那会儿,村里搞土地平整,老房子推的推、平的平,留了一堆碎砖烂瓦,后来长满了野草。我爸为这事念叨过好几回,说该回去拍张照片留个念想,一直拖着没去,再后来就拆了。
我重新看照片。灰瓦、土墙、歪门框。那道矮墙的走向,门口那两级台阶,左边一间厢房的窗户比右边小一截——全对得上。就是那间祖屋。我爸和二叔年轻的时候,并排站在它前面,笑得那么自在。
镜头里我爸穿着那件衬衫,口袋那里鼓鼓的,像是揣着钢笔或者烟。他搭着二叔的肩,其实仔细看是虚搭着的,手没完全落下去,有点小心翼翼的。二叔站得笔直,肩膀绷着,跟现在一样不爱照相。
“一九九八年春天。”我说,“那年我爸准备做建材生意,二叔在工地干活。”
这些事我没经历过,都是后来从我妈嘴里一句半句听来的。那年之后,兄弟俩就散了。我爸生意赔了,二叔帮他还债,对象没了,两家到死都没好好说句话。
周小萌把照片翻回正面,对着台灯仔细看。“你爸和二叔年轻时候挺像的。”
像吗?我把两张脸来回看。我爸眉眼圆些,笑起来眼睛眯成缝。二叔颧骨高,嘴角往下压,拍照那会儿也没怎么笑,只是嘴角稍微提了提。两个人年轻的时候站一起,确实能看出是亲兄弟。但这些年二叔老得太快,头发白了大半,背也驼了,跟照片里那个精瘦的年轻人简直两回事。
“我爸走之前,”我忽然想起来,“我在医院守他,他有一阵子总翻一本相册。蓝皮的,老式那种,插袋都松了,一翻就往下掉照片。”
“当时你没在意?”
“没在意。”我有点闷,“他说是找一张跟老家的合影,翻了好几天没找到。我那会儿光顾着看他的管子、看监护仪上的数,哪有心思想这些。后来他走了,那本相册也不知道收哪儿去了。”
周小萌把照片小心地放回信封,又把存折也塞回去,递给我。“你妈那边柜子翻得差不多了,剩下最上面一层没动。要不要明天我陪你回去再找找?相册可能在那边。”
我捏着信封,脑子里反复转着那行字。一九九八年春,和建军在老屋前。拍这张照片的时候,祖屋还在,我爸的生意还没垮,二叔的婚事也还没黄。那大概是兄弟俩最后一次心平气和站在一起。
照片背面为什么只写了这一行?二叔留了这么多年,搬家搬了多少回,居然一直没丢。
“我想回老家一趟。”我说。
周小萌没犹豫,点头:“我跟你一起去。明天请假?”
“明天周五,我请半天。下午走,天黑前能到。”
“找什么呢?”
“不知道。”我实话实说,“老宅拆了,东西都归拢在我妈那边。但我爸临走前翻相册那件事,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他当时想给我看,没来得及。”
周小萌去卧室拿手机,靠在门框上给领导发消息请假。我坐在沙发上把照片又翻出来看了一遍。灯光下,那间老屋的门框歪得有点滑稽,我爸搭着二叔的肩膀,二叔的右脚边有一小片模糊的阴影——是他们的影子,太阳从左边照过来,春天地里刚翻过,墙上那串干辣椒红得扎眼。
我的目光顺着老屋的山墙往右看,照片边缘被裁掉了,只能看到一截木梯斜靠在墙边,梯子顶头搭在屋檐下面,像是刚修过房顶。梯子后面那扇窗,窗框上有个深色的点,像钉了个钉子或者挂过什么东西,但照片就拍到这儿,剩下的没了。
“看什么呢?”周小萌走过来。
“这个梯子后面,好像是堂屋的窗户。”我指了指,“小时候去祖屋,堂屋窗户上挂着个旧镜框,里面塞了几张照片。我爸说那是爷爷留下的。”
“会不会就是你要找的相册?”
“相册在我妈那儿。但祖屋的东西,搬走的时候不一定全带上了。”
周小萌看着我,认认真真地说:“那就回去看看。拆都拆了,地方还在。砖头瓦片说不定还能扒拉出点什么。”
我把照片收好,和存折一起装进信封,塞回外套内侧口袋。那地方贴着胸口,走路的时候能感觉到硬纸壳的棱角硌着。厨房里温饭的小锅还亮着保温灯,周小萌去关了灯,回头冲我招招手。
“睡觉,明天要开长途。”
我跟她走进卧室,经过玄关的时候,我妈放在鞋柜上的一个旧铁盒子映入眼帘,盒盖上落着灰。我伸手抹了一下,打开盖,里面是些缝纫针线顶针之类。盒底压着一张折起来的纸片,露出来一个角,泛黄。
我抽出来展开。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一小块,只有巴掌大,图片模糊不清,是某个工地的开工合影,一排人站在脚手架前面,前排第二个人的侧脸有点像年轻时的二叔。图片下面印着一行小字,日期是一九九八年四月。
我把纸片叠好,揣进口袋。关灯。黑暗里我睁着眼睛,天花板上有外面路灯透进来的一小块光斑,模模糊糊的形状,像一扇歪斜的窗户。周小萌的呼吸声匀匀的,我翻了个身,想着明天回老家,腿才慢慢放松下来。
第九章 老屋
早上六点半就醒了,天刚蒙蒙亮。周小萌还在睡,我轻手轻脚洗漱完,把昨晚那个旧铁盒翻了一遍——除了那张剪报,底下还有几颗生锈的图钉和一卷发脆的线绳。我把剪报抽出来夹进钱包,出门买了早点回来时,周小萌已经换好衣服在客厅等我。
“走高速还是国道?”她问。
“国道吧,不赶时间。”
车出了城,往东走。初秋的早晨没有太阳,路两边的杨树叶子灰蒙蒙地翻着边,远处收割过的田地里立着成排的玉米茬。周小萌靠着车窗看了一会儿就睡着了。我调低了收音机,脑子里反复在想老屋的位置——村子东头第二排,门前有棵歪脖子槐树,院墙是青砖的,正房三间带东西厢房。小时候每年过年回去贴春联,二叔踩着木梯子往门框上抹浆糊,父亲在下面扶着梯子递对联,两个人话不多,但配合得顺。
车下国道拐进乡道的时候,导航提示还有十公里。路变窄了,柏油路面裂了缝,缝隙里长满了苍耳和狗尾巴草。开了二十多分钟,远远看见村口的石桥还在,桥头那家小卖部换了招牌,但房子还是原来的红砖墙。
我把车停在生产路上,和周小萌走进去。村子比记忆里安静得多,好几户人家的院门锁着,门口晒着发白的花生秧子。走到第二个巷口,我停住了。
歪脖子槐树还在,只是枝干更歪了,朝南的一侧几乎压到了邻居的房顶。青砖院墙塌了半截,院子里长满了齐腰高的蒿草。正房塌了一间,剩下的两间房顶露着洞,椽条黑黢黢地戳着天。西厢房只留了半面墙,东厢房连着门楼,门楼上的瓦片掉了一地,露出灰白的椽木。
“就是这儿。”我说。
周小萌站在院门口往里看了看,没有出声。我拨开蒿草往里走,草籽儿粘了满裤腿。东厢房的门框还在,门扇缺了一扇,另一扇歪挂着,上面的绿漆裂成了鳞片状。我用肩膀顶开门,腐朽的木屑扑簌簌往下掉。
屋里光线很暗。地上铺了一层碎瓦和烂木,脚踩上去嘎吱响。靠北墙有一口旧柜子,柜门开着,里面塞着几团发黑的破布和一件烂棉袄。我把棉袄扯出来,柜底还剩一个铁皮盒子,锈得几乎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我蹲下来把盒子端出来。盖子锈死了,我用钥匙沿边撬了半天,终于“咔”一声开了。盒子里叠着几层发黄的报纸,我把报纸揭开,底下是一本卷了边的练习本,封面上沾着机油手印,还有个牛皮纸信封,封口没粘,只折了两折。
我先拿起信封。上面用钢笔写着“建国收”,是父亲的字迹,笔画有些抖,末尾的“收”字被水渍晕开了一块。我抽出信纸,只有一页,折痕深得快要断裂。
“建国:哥这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你。九八年那笔账,我到现在也没算清,你到底替我垫了多少,你从来不说。那年你对象小杨来家里,我听见你跟她说‘再等一年’,我脸烧得慌。后来她走了,你一个字没怪我,可我心里过不去。你嫂子不知道这些,我也不想让她知道。小远今年考上大学,你偷偷塞的学费,是你工地上攒了大半年的钱,我从你工友那听说的。建国,你骂我两句行不行?你什么都不说,比骂我还难受。”
读到这里,信纸上的字开始模糊。我停住,使劲咽了一下。后面几行挤在纸角,写得歪歪扭扭,墨水颜色也浅了不少。
“我查出来肝上的毛病,医生说时间不多。我不怕死,我怕小远往后没人管。你嫂子心窄,遇到事容易慌。小远性子像我,闷,有什么苦都往肚子里咽。建国,哥求你,往后小远的事你帮我看顾着点。别告诉他这些,他要是知道我没本事供他上学,是你出的钱,这孩子心里搁不住事。哥对不住你。建军。”
信纸从手里滑下去,我弯腰去捡,手指抖得厉害。
周小萌从背后走过来,蹲下,把手轻轻放在我后背上。
“还有本子。”过了一会儿她才说。
我拿起那个练习本,翻开。前面几页记的是工地上的用料账目,铅笔字,潦草但清楚。翻过一大半之后,内容变了,变成日记,没有天天写,隔几天或十几天一条。字迹比信上更早,笔锋有力。
“三月十二日。今天和小杨去镇上看了场电影,她笑得好看。我说等我把哥的债还清就办事。她说等。我说可能要两年。她说等。我不知道该怎么谢她。”
“七月初九。哥的铺子彻底关了,债主上门。嫂子哭,小远才那么点大,蹲在门槛上不说话。我把存折给了哥,三万八。小杨知道了,没吭声,那天晚上她走了,留了张条,说家里催婚,等不了。我把条撕了。没跟任何人说。”
“九月初三。今天看到小远的高考成绩单贴在村委墙上,考上了。哥给我打电话报喜,声音哑的,像哭过。我说好,那头的电话挂了。我知道哥又去喝酒了。第二天我去镇上,存折上取了一万二,装牛皮纸袋送到学校传达室。留了张条:给小远交学费。没写名。过了几天小远回来,跟他妈说是学校减免的,他信了。这孩子实诚。”
“腊月廿六。又梦到哥了。梦里他跟我道歉,说建国你别恨我。我说我从来没恨过。醒过来枕头是湿的。去医院看哥,他瘦得脱了形,抓着我的手说小远,我说我知道,你别说了。他说你答应我。我说我答应你。他闭上眼歇了一会儿,又说对不起。这是哥这辈子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日记到这里断了。后面还有十几页空白,纸已经发黄变脆,我小心地合上本子。
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下来的,滴在封面的机油手印上,把那块深色晕得更大了。周小萌蹲在我旁边,什么也没说,手一直放在我背上。我攥着那封信和本子,蹲在老屋的地上,嗓子眼堵得厉害,喘气像在喘碎玻璃。我哭出了声,在坍塌的老屋里,一个成年男人的哭声在碎瓦和烂木头之间来回撞着,像是要把这么多年没流的眼泪一次倒出来。
不知道哭了多久。周小萌等我慢慢平息下来,从包里掏出纸巾递给我。我擦了脸,把信折好夹回本子里,和铁皮盒一起放进背包。
“你爸要是不写这封信,你二叔估计这辈子都不会提一个字。”她轻声说。
我站起来,腿麻得晃了一下。走到门口往外看,院子里的蒿草在风里摇着,那棵歪脖子槐树的一根枝丫正伸到东厢房门口,上面挂着一片枯叶,被风吹得转了个圈。
“你知道我上大学那几年,”我开口,嗓子哑得自己都认不出来,“每个月卡上多出来的钱,我一直以为是学校发的补助。我问过辅导员,辅导员说没有这项。我还去银行查过,柜台说现金存的,没留名。我以为是谁弄错了,花了两年才花完。原来是他。”
周小萌把背包背好,看着院墙外头。
“我们走吧,”她说,“去找二叔。”
我没有马上回答。我在老屋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那扇歪斜的窗户——和照片上那个窗框重叠在一起。窗框上那个深色的点,此刻就在我眼前,那是一颗生锈的钉子,上面挂着半截红绳,绳子末端系着个拇指大的塑料框,褪色得看不出原样了。
我伸手把它取下来。塑料框里嵌着一张发皱的小照片,只有指甲盖大,是我小学毕业那年和二叔在工地上拍的。我举起来对着光,照片上的二叔咧着嘴笑,露着两排白牙,那时候他还显得年轻。
我把塑料框也装进背包,转身往外走。蒿草拨开的路上,周小萌已经帮我踩出了一条道。走出巷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老屋,歪脖子槐树在风里晃了晃,像是点了一下头。
第十章 喊一声叔
我在城里找了一圈,从二叔租住的老居民楼到平时他接活的几个地方,都没有人。铁门锁着,房东说二叔退租了,半个月前就搬走了。我问搬去哪儿了,房东摇头,说那老头话少得很,从来不跟人闲聊。
老赵的电话就是这时候打过来的。
“你找建国?”老赵那边风声很大,像是在室外,“他在城郊那个建材市场旁边的工地,有个小活儿,搭个临时库房。你要是去,别说是从我这儿问的,他这人不爱让人知道他窝在哪儿。”
我开车往城郊去。导航到了建材市场,再往北走一条土路,两边堆着水泥管和旧砖垛,路的尽头是一片铁皮围挡,里面传来切割机的刺耳声。我顺着围挡的口子走进去,看见几间用彩钢板和石棉瓦搭的临时工棚,地上散落着钢筋头和碎砖块。其中一个工棚的门敞着半扇,门口晾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和我婚礼那天二叔穿的那件一模一样。
我在门口站了几秒钟。工棚里面很暗,只能看见一张行军床,一个旧木箱当桌子,上面搁着搪瓷缸和半袋榨菜。二叔背对着门坐在床沿上,手里捏着半个馒头,就着一根大葱在吃。他吃东西很慢,嚼两口停一下,像是在想什么事。
“二叔。”
他的背僵了一下,没回头。馒头送进嘴里,嚼了半天才咽。
“你怎么找来的。”声音闷闷的,含着葱味。
“老赵告诉我的。”
他放下馒头,在裤子上蹭了蹭手上的油,这才转过身来。工棚里光线不好,他脸色显得更黑了,眼窝凹进去,颧骨上的皮肤松松地垮着。他看见我手里拎着的背包,目光停了一下,又移开了。
“回去吧,这儿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我没有走。我走进去,把背包放在那个木箱上,拉开拉链,从里面取出铁皮盒、日记本,还有那封信。二叔的目光落在日记本封面的机油手印上,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钉住了,肩膀的线条一下子拉直了。
“你回老屋了。”他的声音很轻,轻得几乎被外面的切割机声盖过去。
“找到了爸写给你的信。”我把信封递过去,“没寄出去的。”
二叔没有接。他低头看着那个信封,上面是父亲的字迹,歪歪扭扭的,最后几个字洇开了一小片,不知道是水渍还是别的什么。他的手在膝盖上攥了攥,指节发白,过了很久才伸出来,接过去。
他拆信封的动作很慢。信封已经被我拆开过一次了,他沿着原来的折痕小心地撕开,抽出里面那张信纸。纸很薄,上面的字不多,但二叔看了很长时间。他看得很慢,像是在一个字一个字地嚼,跟吃馒头一样。工棚外的切割机突然停了,四周安静下来,只有远处工地上的敲打声隐约传来。
我看到二叔拿纸的手在抖。不是那种明显的抖,指头尖微微地颤着,像是有风在吹。他把信纸翻过来,背面空白,他又翻回去,从头看了一遍。
“你爸这人,”他终于开口,嗓子像被砂纸磨过,“死要面子。”
他把信纸折起来,塞回信封,放在膝盖上,目光盯着地上的碎水泥渣。
“他什么时候写的?”
“日记上记的是走之前一个月。”
二叔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他低下头去,两只手交叉握着那个信封,拇指反复摩挲着信封的边缘。外面的风吹进来,把他鬓角几根白头发吹得竖起来又趴下去。
“你妈知道了吗?”
“还没告诉她。”
他嗯了一声,像是松了口气,又像是更沉重了。
我在他对面的行军床上坐下来。床板很硬,弹簧咯吱响了一声。我们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一米远的距离和二十多年的沉默。我想说的话太多,堵在嘴边成了一团乱麻,越急越理不出头绪。二叔也不催我,就那么坐着,两个人听着外面偶尔传来的敲打声。
“二叔,”我终于开口,“你为什么不早说?”
他抬起眼看我,目光浑浊,但没有躲。
“说了就不是帮了,是讨债。”
这句话他说得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没关系的事。但他说完之后别过头去,看着工棚门口那点亮光,喉结上下滚了一下。
“我爸的信里说,他这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你。当年那笔钱……”
“别提钱。”二叔打断我,声音突然硬起来,“你爸欠我的,他早就还清了。你上大学那几年,我拿的是他给我的钱,他让我转交给你,不许我说。他说他没脸见你,也没脸见我。我们俩谁欠谁,早就算不清了。”
我愣住了。父亲的信里只写了托付,没有提这些。二叔看了我一眼,像是猜到了什么。
“你爸给我寄过钱。那几年他身体还行的时候,在镇上给人看仓库,每个月挤出来一点。他信上写得少,但每次汇款单都附一句话——‘给小远交学费’。后来他走了,我就接着寄。”
切割机又响了起来,尖锐刺耳。二叔站起来,走到门口,把半扇门板拉上一些,噪音稍微小了点。他背对着我,肩膀微微垮着,那件旧衬衫的肩线已经洗得发毛了。
“二叔,”我站起来,“你跟我回家。”
他没有转身。
“我那儿有地方住。周小萌也说了,让你搬过去,慢慢找活也行,不找也行。”
“我住工地挺好。”他的声音从门板那边传过来,闷闷的。
“这不是家。”
他转过身来。工棚里的光线背着他,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看见他眼眶那一圈颜色比平时深,湿湿的,像是没擦干。他张了张嘴,又合上了,喉咙里滚出一声含混的声响。
我走过去,从背包里拿出那本存折,放在木箱上,搪瓷缸旁边。
“这钱我不要。你留着养老。”
二叔看了看存折,嘴唇抿成一条线。
“给你结婚用的。”
“我婚已经结了。”我说,“你来吃了席,就是随了礼了。”
他愣了一下,像是没想到我会这么说。他的目光从存折移到我的脸上,又移开,落在门口晾着的那件蓝布褂子上。风吹得褂子晃了晃,空荡荡的袖子在风里摆着。
“你回去吧,”他说,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路上慢点。”
他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但他伸手把存折拿了起来,握在手里,拇指按在封面上,没有塞回我手里。我拉开门板往外走,走了几步又回头。二叔还站在门口,一只手撑着门框,低头看着手里的存折。他身后工棚的暗影里,行军床的床头用铁丝绑着一个旧铁夹,上面夹着那张我和他的合影,照片上两个人都在笑。
“叔。”
我第一次这么喊他。以前总觉得二叔就是二叔,一个称呼而已。可这个字从嘴里出来的时候,像是终于找对了位置。
“你照顾好自己。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他没回答,只抬起手摆了摆,手指在风里张开又收拢,像是要抓什么,最后只是揉了揉自己的眼角。我转身上车,发动引擎的时候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二叔还站在工棚门口,身影缩成一个小点,背后是灰扑扑的围挡和一堆废砖头。那件蓝布褂子被风吹得鼓起来,像是要飞。
车开上土路,颠得厉害。我从后视镜里看了最后一眼,那个小点还在,一直没动。
第十一章 母亲
母亲正在厨房里洗碗。水龙头哗哗响着,她没听见我进门。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婚假还剩两天,周小萌回娘家拿东西,家里就剩我一个。父亲的照片在客厅电视柜上摆着,相框边角有些生锈了,是那种老式铜边的,边上的漆已经掉了好几块。我走过去,把背包放在沙发上,从里面掏出那本日记和信。
“回来了?”母亲关了水,在围裙上擦着手走出来,“吃饭了没?锅里还有——”
她看见我手里的东西,话停住了。
“什么东西?”
“妈,你坐。”
她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手里的本子,那眼神像是在判断什么事态。她在沙发另一头坐下来,围裙也没解,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
我把日记本翻开,放在茶几上,又把那封信放在旁边。信纸很薄,折了三道,边缘已经发黄起毛,父亲的字迹歪歪扭扭的,像是在什么不平的地方写的。
“这些都是在老家柜子里找到的。”我说,“爸的日记,还有一封写给二叔的信。”
母亲的目光落在信纸上,眉头微微一皱。她没有动,也没有说话,只是盯着我父亲那几个字看了很久。老房子的窗户外面有人经过,楼梯间的声控灯亮了一下又灭了,光从她脸上滑过去一道,她的脸色比刚才白了些。
“你爸的字还是这样,跟虫子爬似的。”她声音很轻,手伸过去把信拿起来,展开。
我没有打扰她。阳光从阳台进来,照在她头顶上,几根白头发亮得扎眼。她读得很慢,嘴唇微微动着,像是在默念每一个字。读到后面,她的手指开始抖,纸页发出轻微的哗哗声。
信不长,父亲写得很短。大意是:建国,哥这次是真的撑不住了,欠你的钱怕是还不上。小远还小,你要是方便,帮哥看两眼。不方便就算了,哥不怪你。这辈子是哥拖累了你。
母亲把信放下,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过了很久她才开口。
“这事你二叔知道?”
“以前应该不知道。这信没寄出去,在老家柜子夹层里。”
“那你爸欠他的钱……”
“我查了日记,前后加起来大概八万多,九几年的八万。”
母亲的手在围裙上攥紧了,指关节发白。九几年的八万,在我们这小地方,够买一套商品房了。她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我又把日记翻到其中一页,递过去。那页上父亲记着一件事:“今天建国来了,把存折放桌上就走了。我看了数额,是他准备结婚用的。我追出去,他不回头,只扬了扬手。这个情,我下辈子还。”
母亲把那页日记看了两遍,翻回前面的内容,又往后翻了几页。我坐在旁边,看着她一页一页地读。日记里不止这一处提到二叔。有一页写着:“建国帮着把材料款结了,他哪来这么多钱。”另一页写着:“秀兰问钱哪来的,我没敢说是建国给的。她要是知道,肯定不让要。”还有一页,日期是我考上大学那年:“建国偷偷塞了五千块,让别告诉秀兰。小远的学费算是凑上了。”
母亲的呼吸变重了,胸口大幅度起伏着。她把日记合上,两只手压在上面,脑袋低下去,头顶对着我。厨房水管里残留的水滴落下来,嗒的一声打在搪瓷池底,声音在安静的屋子里特别清楚。
“我不知道。”她说,声音从低着头的姿势里闷闷地传出来,“我一直以为……他不管你爸的事。你爸走的时候,他就来墓前站了十分钟,连顿饭都没吃。我那时候想,这人怎么这么冷。”
她抬起头来,眼圈红了,但没有哭。她用掌根狠狠抹了一把脸,像是要把什么东西硬擦下去。
“你结婚,我没让他坐主桌。”
我不敢接话。婚宴那天,主桌坐的是母亲,周小萌的父母,林建业堂伯,还有大舅二姨。二叔坐在宴会厅最角落的那桌,跟几个不太熟的远亲凑一块。我当时注意到了,但没多想,只觉得二叔这人本来就爱坐角落。现在想起来,他那天吃了几筷子青菜,一直低着头,酒都没怎么喝。
“是我的错。”母亲说。她说得很定,一个字一个字,“人家替我们背了多少东西,我连主桌都没给留一把椅子。”
“妈,那天事情多——”
“你别替你妈找补。”她打断我,声音不高但很硬,“错了就是错了。我嫁进林家三十年,你爸跟他弟弟之间的事,我从来只听你爸这一面。你爸说什么我信什么,他说建国不认他这个哥了,我就真以为是你二叔的错。”
她把日记重新翻开,手指点在一行字上:“你爸自己都写了,是他不敢跟你二叔开口。他怕丢面子。”
我点头。父亲这人一辈子要强,做生意赔了钱也从不跟家里人说,跟二叔闹掰那次,是因为一笔三千块的工程尾款。父亲觉得二叔给少了,二叔觉得大哥不信他。一个不肯问,一个不肯解释,就生生断了往来。父亲后来再没找过二叔,二叔也没主动上门。可在这本日记里,父亲记着二叔暗中送来的每一笔钱,那些事他嘴上从没提过一句。
“你爸把面子看得比命重。”母亲说这话时,语气里没有怨,只是陈述,“你二叔也是。两个人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她把日记和信摞在一起,用手掌抚平了信纸的折痕,动作很轻。
“妈,”我开口,“我想接二叔来城里住。”
她抬头看我,目光在灯下亮了一下。
“他现在住工地,连个正经房子都没有。天冷了,他身体也一般。租个一楼的小间,离我也不远,平时照应得上。”
母亲没马上答话。她站起来,把茶几上的杯子拿起来喝了一口,水早凉了。她端着杯子走到厨房,倒掉,又回来,在沙发扶手上坐下来,比刚才近了一些。
“你二叔那个脾气,你请得动他?”
“试试看。”
她沉默了一会儿。电视柜上父亲的遗照正对着我们,黑白照片里父亲四十出头的样子,微微笑着,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小远,”母亲忽然说,“你爸临走的时候,把我叫到床边,说了句话。他说,以后小远的事,你别拦着他二叔。当时我没听懂,还以为是说你二叔要来分什么东西。”
她顿了顿:“现在明白了。他是知道,你二叔一直在帮我们。”
我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了一下。父亲走的时候我在外地赶回来,没赶上最后一面。这些年每次想到这事,胸口都堵得慌。
“你看着办吧。”母亲说,站起来往厨房走,围裙角在腿边甩了一下,“房子你找,要请人帮忙我这边有几个老姐妹能打听。你二叔要是肯来,我去跟他认个错。”
“妈——”
“认个错又不丢人。”她头也不回,拧开水龙头,水声哗地响起来。隔着水声,她补了一句:“你爸要是在,也会这么办。”
我坐在沙发上,把那封信重新叠好,夹进日记本里。阳台外面的天已经暗下来了,对面楼有人亮了灯,一点一点地,像在点亮什么仪式。我拿出手机,翻到二叔的号码。
拨过去,响了很久。
“喂。”对面很吵,有电钻的声音,还有人在喊什么。二叔的声音混在里面,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
“二叔,是我。”
“知道。”
“今天我妈看了我爸的日记。”
电话那头忽然安静了,电钻声停了,像是有人把机器关掉了。过了几秒,二叔才开口,声音比刚才低了些:“你拿给她看了?”
“嗯。她把当年的事都知道了。”
二叔没有出声。我听见他在喘气,粗粗的,混着工地上的风声。
“妈说,想请你来家里住。我们给你找房子,你不用住工地了。”
长久的沉默。我几乎以为他挂了,看了一眼屏幕,通话还在计时。
“再说吧。”他说。
“二叔——”
“这边还有活。挂了。”
忙音。我攥着手机坐了很久,心里却没有前几次那么空。二叔说“再说吧”,不是“不用”,也不是“你别管”。上次在工棚,他说的是“我住工地挺好”,今天换成了“再说吧”。三个字的差别,我听得出来。
我站起来,走到厨房门口。母亲背对着我在擦灶台,一遍一遍地擦同一块地方。
“妈,他说再说吧。”
“嗯,”母亲手里的抹布停了一下,“那就再等等。你二叔这个人,话越少,事越大。”
她把抹布拧干搭在架子上,转过身来,眼圈虽然还红着,嘴角却微微动了一下。
“明天我去买床被子。新房子,总得有个新铺盖。”
第十二章 空椅子
周六一早,我和周小萌去了趟超市。她推着购物车,在货架间转来转去,拿了一桶花生油、一袋米,又挑了两条毛巾和一个暖水壶。我站在旁边看她往车里放东西,心里有点说不清的感觉,像是一种迟到很久的准备。
“够了吧?”我问。
“再拿个保温杯,”她说,“工地喝水不方便,泡点枸杞也好。”
我没说话,伸手把那杯子从货架上取下来放进车里。周小萌看了我一眼,没问什么,推着车往收银台走。从上次在电话里听见二叔说“再说吧”到现在,过去了一个礼拜。这一个礼拜里母亲真的去买了一床新被子,棉花胎的,厚实,浅灰色被面,叠在客厅沙发上占了大半个位置。她每天路过都要抻一抻被角,好像那被子随时会有人来盖。
二叔的住处我去过两次,两次都吃了闭门羹。第一次是周三傍晚,下了班我直接开车过去,老居民楼下面黑着灯,邻居说二叔还没回来。第二次是周五中午,我趁着午休跑了一趟,门依然锁着,信箱里塞了几张广告纸,其中一张被撕了一角,像是被人随手抽出来看过又塞回去的。
今天是周六,我不打算再空手回去。
车停在老居民楼下面,我熄了火,坐着没动。周小萌先下了车,绕到后备厢把东西拎出来,两大袋子。我赶紧下去接,她递给我一袋,自己拎着另一袋,朝楼道口努了努嘴:“走啊。”
楼道口光线很暗,水泥台阶上结了一层细灰,是楼上装修掉下来的。我们上了三楼,我抬手敲门,里头没动静。又敲了两下,还是没声音。我贴着门板听了听,里面有极细微的响动,像是有人在挪动脚步。
“二叔,是我,林远。”
门锁咔嗒转了一下,开了一条缝。二叔的脸露出来,比上次在工地见时瘦了一圈,眼窝陷下去,鼻头红红的,身上裹着一件旧棉袄。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周小萌,嘴唇动了动,把门开大了些。
“进来吧。”
屋子不大,一室一厅的格局,收拾得还算齐整。墙角堆着几袋水泥和一卷电线,大概是工地带回来的。靠窗的桌上放着一碗吃了一半的泡面,面汤已经凉了,上面浮着一层油花。床是那种老式铁架床,铺了一条薄褥子,被子团成一团堆在床头。屋里有一股感冒药和潮湿水泥混在一起的味道。
“二叔,你感冒了?”周小萌把东西放在桌上,伸手想摸他额头。
二叔本能地往后一躲,动作很快,随即又觉得不合适,僵在那里没再动。周小萌的手悬了一下,自然地收回来,转身去拿保温杯:“我们带了热水,您先喝点。”
二叔接过杯子,双手捧着,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水泥灰。他喝了一口,清了清嗓子,声音还是哑的:“小毛病,扛两天就好了。”
“吃药了吗?”我问。
“吃了。”他抬下巴指了指桌上的泡面旁边,那里确实散着几板感冒胶囊,有两板已经空了。
我在床边坐下,床垫塌下去一块。低头的时候看见枕头底下露出一个牛皮纸的角,鼓鼓的,显然塞着东西。我没动它。但二叔顺着我的目光看了一眼枕头,身体不易察觉地绷紧了,咳了两声,把被子往那个方向拉了拉。
“你们来就来,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他说,眼睛不看我们,看着那袋米,“我一个人吃不了。”
“慢慢吃。”周小萌说,“我给您熬点粥吧,感冒了吃泡面不行。”
二叔想说什么,大概是婉拒的话已经到了嘴边,但周小萌没等他开口,已经拎着那袋米进了厨房。厨房很小,灶台上落了灰,锅碗倒是挂着几件,看来平时也做饭,只是做得简单。周小萌翻出一个小锅,淘米,接水,动作利落。水龙头的声音在安静的屋子里格外响。
二叔坐在床边,我坐在他旁边。两个人之间隔着一拳的距离。他低着头看自己的手,那双手上有几个裂口,没贴创可贴,结着暗红色的痂。我忽然想起小时候他拉着我的手去买冰棍,那时候他的手比现在大得多,也厚实得多,能把我的整个拳头包住。
“工地那边——”我开口。
“快完了。”他说,“再有个把月。”
“二叔,上次电话里说的事,你再想想。”
他不接话,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户推开一条缝。冷风灌进来,他咳嗽了一阵,肩膀一耸一耸的。我起身把窗户关上,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
周小萌端了粥出来,一个小碗,热气直往上飘。她把碗放在桌上,又找了把勺子,用开水烫过,递给二叔。二叔接碗的手有点抖,低头吃了一口,停住了。好一会儿,才又吃第二口。
“咸淡刚好。”他说,声音比刚才还低。
周小萌笑了笑,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屋子里静了一阵,只有二叔喝粥的动静,很小,几乎听不见。我注意到他把碗端得很稳,一口接一口,没洒一滴。
吃完粥,他要去洗碗,周小萌不让,把碗拿去厨房洗了。二叔站在屋里,手脚好像不知道该往哪儿放。他不习惯被人照顾,这个我看得出来。以前都是他照顾别人——给工友做饭,给老家的亲戚帮忙修房子,过年过节一个人张罗。没人这么对他,他也不会应付。
“二叔,”我说,“你搬过来吧。我们家楼下有间空房,我看了,朝南,有暖气。离医院也近。”
他站在屋子中间,搓了一下脸。外面楼道里有小孩跑过去,咚咚咚的脚步声渐渐远了。他转过身,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东西——果然是那个牛皮纸信封,已经磨毛了边。他把信封拿在手里,没递给我,只是捏着。
“你爸那年托我的事,”他说,嗓子哑得厉害,“我没办好。”
“你办好了。我上学的时候——”
“那不算。”他打断我,“你爸要的是我照看你,不是光给钱。”
他低下头,肩膀往下塌。我第一次看见二叔这样,像一根绷了太久的绳子终于松了劲,连直起来的力气都没了。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喉咙发紧,一个字也出不来。
厨房里,周小萌把碗洗好了,轻轻地放在灶台上。她没出来,大概是听出了我们说话的语气。
“等我干完这个工地,”二叔终于说,“搬过去的事,你安排吧。”
他说完就背过身去,把信封重新塞回枕头底下。我站起来,走到他身边,伸手拍了拍他的后背。手心下面那块骨头很硬,瘦得硌人。他没躲,只是肩膀动了动。
“粥挺好喝。”他说,像是自言自语,“你媳妇不错。”
“嗯。”我说。
我转身走到厨房门口,周小萌正拿着抹布擦灶台,抬头朝我笑了一下,眼神里像是问“谈好了”。我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窗外的光斜进来,照在二叔的床上,那床单是旧的,洗得发白,褶皱一道一道的,像水面上的波纹。
回去的路上,周小萌开着车,我坐在副驾,手里攥着二叔给的钥匙。老居民楼的钥匙,黄铜的,齿纹已经磨得发亮。他让我们下周再过来拿些他舍不得扔的东西,一起搬到新住处去。周小萌说要去买几个收纳箱,把二叔那些工具和杂物分门别类装好。她一路上都在说这些具体的安排,我听着,偶尔应一声。
手机响了一下,是母亲的短信:“被子晒过了,问你二叔床多大,我再买个床单。”
我把短信给周小萌看,她一边看路一边笑:“你回,就说床是一米五的。”
我低头回短信。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天还没全黑,西边的云透着一点灰蓝色的光。车拐上高架桥,远处城市亮起的灯火一片连着一片。我想起刚才二叔背过身去的样子,想起他捏着那个信封的指头。存折还在我那儿,一直没动。那个信封他没给出去,只是又塞回了枕头底下。可他松了口,说“等我干完这个工地”。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我,但他也没有说“你别管”。
车下了高架,周小萌忽然伸手在我膝盖上拍了一下:“到了,想什么呢。”
我抬头,家门口的灯亮着,母亲站在阳台上往下看,大概是听见了车声。她朝我们挥了挥手。
“下周,我们去把二叔的东西收拾了。”我说。
周小萌把车熄了火,解开安全带,侧过身来看我,很认真地点头。
“好。”她说,“我跟你一起去。”
第十三章 腊月
腊月二十那天下午,我正在公司赶一份年终总结,手机响了。一个陌生号码,座机。我接起来,对方说是市二院急诊科的,问我认不认识林建国,我说是我二叔。那边说他在城郊工地上晕倒了,被工友送过来,现在人醒了,需要家属过来办手续。
我脑子空白了两秒,然后跟主管请了假,打车往医院赶。路上给周小萌打了电话,她说她直接从单位过去,让我别急。出租车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我坐在后座,手一直攥着手机,心跳得发慌。二叔的身体,我一直觉得是铁打的。泥瓦匠出身,干了几十年体力活,冬天在工地上啃冷馒头也没听他喊过一声累。可上次在他那间出租屋里,我拍他后背时手心里那块硌人的骨头,现在想起来心里发紧。
赶到医院的时候,周小萌已经在一楼大厅等着了。她迎上来,拉住我的手,说二叔在急诊观察室,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就是长期劳累加上营养不良,血压也高,挂了两瓶水,人已经清醒了。
我推开观察室的门,二叔靠在一张窄床上,蓝布工装外面套着一件医院的薄棉袄,脸色不太好,灰黄灰黄的。看见我进来,他先皱了皱眉,然后抬手朝我摆了摆,像是要赶我走。
“你怎么来了?”他的声音哑着。
“医院打电话了。”我走到床边,看着床头挂着的输液袋,“怎么回事?”
“没事,早上没吃东西,站久了。”他偏过头去,不看我的眼睛,“你明天不是还要上班?回去。”
我没理他这句话,拉过旁边的凳子坐下来。周小萌跟进来,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她在医院门口超市买的热粥和几盒牛奶。她把粥放在床头柜上,轻声叫了声“二叔”,二叔嗯了一声,算是应了。
医生过来交代病情,说二叔这次晕倒主要是因为低血糖和高血压,加上长期饮食不规律,营养跟不上,身体亏得厉害。建议住院观察两天,做一些基础检查。二叔一听要住院,立刻坐直了身子,说不用,开点药就行。医生看了他一眼,又把目光转向我,那种“你们家属劝劝”的表情,我懂。
“住。”我说,“检查做完再走。”
二叔看了我一眼,嘴动了动,到底没再吭声。周小萌去办了住院手续,我留在病房里陪他。他靠在床头,闭着眼睛,那只扎了针的手搭在被子上,手背上全是老茧和裂纹,指关节粗大变形,像老树的根。我忽然想起来小时候他牵我的手过马路,那时候他的手也是这样粗糙,但比现在厚实。
“别告诉你妈。”他忽然说,眼睛没睁开。
“嗯。”
“你妈身体也不好,别让她跟着瞎操心。”
“知道了。”
他没再说话,呼吸慢慢沉下去,像是睡着了。我坐在床边看着吊瓶里的药液一滴一滴往下落,窗外天已经黑透了,走廊里有护士推车经过的声音,轮子在地上摩擦,很远又很近。
那天晚上周小萌回家给二叔收拾了几件换洗衣物和洗漱用品送过来,又陪我到十点多才回去。我在病房的折叠椅上坐了一夜,二叔半夜醒了一次,看我还在,说了句“你这孩子”,就又睡了过去。
第二天做了几项检查,结果出来,除了血压偏高和轻度贫血之外没有大毛病。医生嘱咐要规律饮食、多休息,不能再干重体力活。二叔听着,不点头也不反驳,就那么坐着,一只手搓着另一只手的手背。
我给老赵打了个电话,问工地上二叔还有多少活没干完。老赵说没多少了,本来就快收尾了,让二叔放心养着。老赵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说老林这人啊,倔了一辈子,前阵子为了赶工期,天天早上五点就起来,中午就啃两个馒头,谁劝都不听。
挂了电话,我站在住院部楼下的花坛边上,冷风吹过来,鼻子有点酸。我想起前两个月去看他时,他那间出租屋里就剩半袋米和一小罐咸菜。我当时怎么就没多想一想呢。
二叔在医院住了三天。第三天出院的时候,他自己去办了出院手续,我赶到的时候他已经换好了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和旧棉袄,坐在床边等着了。医生开的药他装在一个塑料袋里,提在手上。
“走吧。”他说。
我接过他手里的袋子,另一只手去扶他的胳膊。他躲了一下,但没躲开。
出租车到了我家楼下,二叔抬头看了看六楼亮着灯的窗户,站住了。
“谁让你把我拉这儿来的?”他说。
“你那个出租屋暖气坏了,楼上水管冻了,房东说修不了。”我说,“先住我这儿。”
其实暖气没坏,水管也没冻。但周小萌昨天特意去了一趟二叔的出租屋,拍了照片给我看——屋里就一张床一张桌子,窗户缝里透着风,墙上湿了一大片,待不住人。
二叔没再说什么,跟着我上了楼。周小萌开了门,叫了声二叔,把他让进客厅。母亲的房门关着,她这两天去我姨家了,还不知道二叔住院的事。
二叔站在客厅中间,一手提着药袋子,另一只手不知道往哪儿放。他的目光在屋子里转了一圈,最后落在我身后墙上挂着的相框上。
那是我爸的遗照。黑白的,照片里我爸四十出头,穿着中山装,微微笑着,那是他生病前一年拍的。
二叔看着那张照片,一动不动地站着。周小萌悄悄拉了拉我的袖子,我们退到厨房里,把客厅留给他。我透过厨房的玻璃门看过去,二叔还是那样站着,背挺得很直,手里的药袋子垂在身侧。过了很久,他慢慢走到墙边,离那照片很近很近,我听见他低低地说了一句话,听不太清,像是带着家乡口音的一句什么呢喃。
周小萌开始烧水做饭,切菜的声音笃笃笃的。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二叔的背影。他站了很久,然后抬手在相框边上轻轻碰了一下,像是拍了拍我爸的肩膀。
那天晚上吃饭,三个人围着小桌子。周小萌做了三个菜,二叔端着碗,吃得很慢,但每一口都咽下去了。吃完饭,他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里不知道播的什么,眼皮慢慢往下沉。我给他拿了枕头和被子,他在沙发上就睡着了。电视的光映在他脸上,皱纹一道一道的,像他这些年走的那些路,一道接一道,没有尽头。
周小萌收拾完厨房出来,轻手轻脚地把电视关了,给他把被子往上拉了拉。她走到我身边,低声说:“明天去把他的东西搬过来吧。”
“嗯。”
“床单被套我都准备好了,那个小房间收拾一下就能住。”
我看着她,她冲我笑了一下,眼睛弯弯的。厨房的灯还亮着,照在她脸上,很柔和。窗外腊月的风刮着,阳台上晾的衣服轻轻晃了晃。我想起我爸走的那年冬天,也这么冷。那年二叔来家里帮忙料理后事,一句话不说,忙前忙后干了三天,走的时候连饭都没吃。
沙发上二叔翻了个身,含含糊糊地说了句梦话。我和周小萌同时看过去,然后对视了一眼,都笑了。
我把客厅的灯关了,只留了厨房那盏。二叔的呼吸声很沉很稳,混着窗外偶尔的风声。我站在黑暗里,听着他的呼吸,忽然觉得这个家比平时暖了一点。
第十四章 团圆饭
腊月二十九那天,我把二叔从医院接回了家。他嘴上说不住不住,回工棚就行,可到底没拗过我。周小萌把小房间的床铺得厚厚实实,被子是新的,枕头也是新的。二叔站在房间门口看了一眼,什么都没说,把那个旧布包放在床头柜上,又退了出来。
那几天他话很少,但不再躲着我了。早上我去上班,他坐在客厅里看电视,音量开得很小。中午周小萌回来做饭,他就帮着择菜,手上有泥灰的时候习惯性地往裤子上蹭,蹭完又觉得不合适,讪讪地搓了搓手。周小萌看在眼里,什么也没说,第二天就在厨房门口放了条干净毛巾。
除夕那天来得很快。母亲一大早就打电话过来,说年夜饭准备在我们家吃,她带几个拿手菜过来。电话里她顿了一下,问:“你二叔……还在你那儿?”
“在。”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那正好,”母亲的声音低了些,“人多热闹。”
我没接话,心里却松了一下。母亲能说出这话,已经是种态度了。
下午三点多,母亲提着大包小包到了。开门的时候二叔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听见门响,整个人僵了一下,慢慢从沙发上站起来。母亲进门换鞋,抬头看见他,两个人隔着客厅对望了一眼。
“来了。”母亲说。
“嗯。”二叔应了一声,声音闷闷的。
就这两个字,然后各自别开目光。母亲进了厨房,二叔又坐回沙发上,电视里放着什么节目,他眼珠一动不动地盯着屏幕,可我知道他根本没在看。
周小萌在厨房里忙前忙后,我进去帮忙,被她推了出来。母亲在里面喊:“你出去陪你二叔说话。”
我回到客厅,坐在二叔旁边。他身子往边上挪了挪,像是怕占了我的地儿。茶几上摆着瓜子花生,我抓了一把递给他,他接过去,一颗一颗慢慢地剥。
“二叔,你身体感觉怎么样?”
“好了,早好了。”他剥了颗花生米塞进嘴里,嚼了两下,“那医院住着贵,白花钱。”
“钱的事你别操心。”
他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没再说什么。
五点多,天色暗下来。周小萌开始往桌上端菜,母亲做的是红烧肉和糖醋鱼,周小萌炖了个鸡汤,还炒了几个素菜。桌子不大,摆得满满当当。我去厨房拿碗筷,母亲喊住我,从她带来的布袋里摸出一双新筷子,竹的,颜色比家里的深一些。
“你二叔爱用竹筷子。”她说这话的时候没看我,低头整理着碗筷。
我接过来,心里一阵发烫。母亲还记得这个,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以前家里聚餐,二叔总会说塑料筷子滑手,用不惯。那时候父亲还在,二叔也年轻,饭桌上他爱说笑,嗓门也大。后来父亲走了,二叔就再也没在我家吃过几顿饭。
碗筷摆好,我喊二叔过来坐。他在沙发上犹豫了几秒,慢慢走过来。我给他拉了椅子,他坐下,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母亲从厨房端着最后一道汤出来,放在桌子中间。四个人围着方桌坐下,桌上热气腾腾的,把窗户玻璃蒙了一层雾。
“吃吧。”母亲先动了筷子,夹了块红烧肉。
我拿了公筷给二叔夹了一筷子鱼肚,那是他以前最爱吃的部位。周小萌给他盛了碗鸡汤,放在他手边。二叔看着碗里的东西,拿着筷子没动。桌上安静了一小会儿,只有汤勺碰碗的轻响。
母亲忽然又伸了筷子,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到二叔碗里,肉块落在米饭上,油亮亮的。她的手停了一下,没缩回去,搁在碗沿上。
“建国,”母亲开口,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这些年,辛苦你了。”
二叔的肩膀抖了一下,筷子差点没拿稳。他低着头看碗里的肉,喉结上下动了动。我坐在他旁边,能看见他手背上鼓起的青筋,一根根绷着。
他动了动嘴,像是想说什么,可最后只是“嗯”了一声,点了点头,把肉夹起来送进嘴里。他嚼得很慢,脸上的表情我看不太清,只觉得他坐着的那把椅子似乎比刚才矮了一些。
母亲没再说什么,端起碗喝了口汤。可我看得见,她眼睛也湿湿的。周小萌在旁边给二叔添了勺鸡汤,又往母亲碗里夹了块鱼肉,笑着说:“妈,这鱼今天炖得特别好,你尝尝。”
母亲接了,夸了句咸淡正好。饭桌上的话慢慢多起来,说鸡汤的火候,说窗花贴得正不正,说电视里春晚的节目单。没有谁说那些过去了的事,没有谁提钱,没有谁提父亲。可我知道,父亲就坐在那张空着的椅子上,看着这一桌子人。
吃完饭,周小萌去洗碗,母亲帮着收拾。二叔坐在沙发上,手在裤子口袋里摸了好一会儿,摸出一个鼓鼓的信封,牛皮纸的,边角磨得发白。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厨房方向,周小萌正好端着一摞碗从厨房出来。
“小萌。”二叔叫了一声,声音发紧。
周小萌擦了擦手,走到沙发跟前。“叔,怎么了?”
二叔把那个信封递过去,手伸得直直的,像递什么贵重东西似的。“拿着。”他说,“补的改口钱。”
周小萌愣了一下,看看那个信封,又看看我。我点了下头。她接过来,信封沉甸甸的,里面不是纸币,硬邦邦的,像是存折之类的东西。她没打开,攥在手里,认认真真地对二叔说:“谢谢叔。”
二叔摆了摆手,别过头去看电视,耳根却红了一片。母亲从厨房门口经过,瞥见了这一幕,脚步顿了一下。她什么都没说,转身又进了厨房。我听见水龙头打开的声音哗哗响着,响了好一阵。
周小萌把信封收好,重新去厨房忙活。我坐到二叔旁边,电视里正演着小品,观众笑得热热闹闹。二叔盯着屏幕,嘴角好像也扯了一下,但笑意还没到眼睛里就散了。
“二叔。”
“嗯?”
“明天初一,咱们去给我爸上炷香吧。”
他转过头看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晃了晃。最后他点了下头,说:“好。”
窗外有人家开始放烟花了,远远的,在夜空里炸开,亮一下又暗下去。周小萌端了盘切好的水果出来,放在茶几上。母亲也出来了,坐在单人沙发那边,拿起毛线织了两针,又放下,看着电视屏幕出神。
四个人坐在一个客厅里,电视开着,烟花响着,茶壶里的水咕嘟咕嘟冒着热气。二叔看着看着,眼皮慢慢往下沉,脑袋一点一点的。我顺手拿了条毯子给他搭上,他含糊地哼了一声,没醒。
母亲看了他一眼,又低头继续织毛线。毛线针碰在一起,发出细碎的声响。周小萌靠在我肩膀上,小声说:“明天早点起。”
“嗯。”
“把爸的照片擦一擦。”
“好。”
我看着沙发上睡着的二叔,看着旁边织毛线的母亲,看着靠在我肩上的周小萌。茶几上那个牛皮纸信封被周小萌放在水果盘旁边,灯光照在上面,映出暖暖的黄。外面鞭炮声此起彼伏,到了后半夜都不会停。
这个年,到底不一样了。
第十五章 存折
开春以后,天气回暖得慢,三月了还穿着薄棉袄。周小萌在餐桌上摊开一张纸,上面列着几行数字,是过年期间她悄悄盘算的。
“你二叔那本存折,我看了,数目不小。”她把笔搁下,“他一个人在工地上吃馒头咸菜省下来的,咱不能就这么干放着。”
我倒了杯水坐到她对面。存折的事这阵子压在我心里,周小萌提过好几次,每次我都没接话。二叔那种脾气,直接说帮他租房,他肯定扭头就走。
“我想过,”周小萌把声音放轻了些,“就说是咱自己租的,请他来帮忙照看。一楼带个小院,他可以在院子里种点菜。离咱们小区走路十分钟,有事随时能过来。”
“他要是问房租呢?”
“就说朋友的空房,帮忙看房子不收钱。”周小萌眨眨眼,“也不算说谎,我同事老公的房子,确实空着。”
我看着她,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结婚才几个月,她把我家的事理得比我还清楚。
那套房我看过,老小区的一楼,两间屋,一个小院子围了半截矮墙。屋里有现成的水电,墙皮有些脱落,但收拾收拾能住人。房东常年在外地,听说我们要租,按市价打了八折,一次性付了半年。
搬家那天是周六。二叔东西不多,一个帆布包,一床被褥,还有一只用了不知多少年的搪瓷脸盆。他自己扛着包从六楼下来,我伸手去接,他没让,只说“不重”。
到了新住处,他站在院子里四下一打量,眉头皱了皱。“这房子不便宜吧。”
“朋友的空房,搁着也是搁着。”我按周小萌教的说,“您帮着看门,我们还不放心别人住呢。”
二叔看了我一眼,那种眼神我太熟了,什么都知道,但懒得拆穿。他把帆布包放在门口台阶上,弯腰从里面掏出一个用旧报纸裹着的东西,打开,是一本相册。
相册的封面是墨绿色硬壳,边角磨得发白。他把相册放在靠窗的桌上,用手掌压了压翘起来的封面角。
“先放这儿。”他说,转身去收拾那床被褥。
周小萌在厨房里擦灶台,我站在桌边,手搭在相册上。犹豫了一下,还是翻开了。
第一页是大伯家的全家福,黑白的,边上泛着黄。照片里的二叔年轻,穿着一件翻领白衬衫,头发很密,站在人群最边上,微微侧着身子,像是随时准备走开。再往后翻,是老宅翻修前的照片,屋顶的瓦片缺了几块,墙根长着杂草。父亲站在二叔旁边,两人中间隔着一个拳头的距离。
有一张照片是二叔和一个女人的合影,在公园的拱桥上。女人扎两条辫子,笑得露出酒窝。二叔的嘴角也翘着,那表情我从没在他脸上见过。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九五年春”。之后再没有这个女人的照片。
我把那页翻过去。
下一张,我的手停住了。
照片上,二叔抱着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两三岁模样,穿着开裆裤,嘴里啃着半根冰棍,脸上糊得一塌糊涂。背景是老屋的门框,春联还贴着,字迹已经褪得看不清。二叔那时候头发还没白,笑得眼角全是褶子。
我认出来那个孩子是我。
但我对这张照片完全没有印象。没有人给我看过。父亲没有,母亲没有,二叔更没有。
我把照片从相册的保护膜里慢慢抽出来。背面有字,钢笔的,墨迹已经洇开了一点,笔画却很清楚。四个字——
我的孩子。
我盯着那四个字,脑子里嗡嗡的。相册边角翘起来的硬壳硌着手心,我捏着,忘了松开。小时候的夏天,二叔骑一辆二八大杠来接我去镇上赶集。我坐在前杠上,他两只胳膊把我圈在中间,下巴搁在我头顶,胡茬扎得我直缩脖子。后来我上了初中,有一回下大雨,他冒雨来学校给我送伞,站在教室门口,浑身湿透,裤腿上全是泥点子,同学都笑他。我当时觉得丢人,假装没看见他。他把伞放门卫那儿就走了,我回去的路上才发现他把自己的雨衣也塞在伞袋里。
这些事,一件一件往脑子里涌。
厨房那边有锅铲碰铁锅的声音,周小萌在煮面。二叔从里屋出来,手里拎着刚擦好的桌子,看见我站在相册跟前,脚步顿了一下。
他走过来,目光落在照片上。
“那时候你才这么高。”他用手在腰间比了比,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家的事,“你爸忙,你妈带你外婆看病,我把你搁在车后座上,骑了二十里地。你一路上光知道吃冰棍,到家拉了两天肚子。你爸气得要揍我。”
我拿着照片,手指有点抖。那四个字正贴在我掌心。
“二叔。”
“嗯。”
“这照片背面……”
他没等我说完,伸手把照片拿过去,翻过去看了一眼,又翻过来,放在桌上。手掌在相册封面上摩挲了一下。
“留着吧。”他说,“本来就是给你的。”
“这字您写的?”
他点头。顿了一下,又说:“那时候年轻,不懂事,写这些有的没的。”语气淡淡的,像在说一件早就翻篇的旧事。
但我知道不是。相册放在他床头柜里,跟着他从一个工地搬到另一个工地,从一间出租屋挪到另一间出租屋,跟了快三十年。纸页边都毛了,这张照片却平平整整,边角没有一道折痕。
周小萌端着三碗面出来,看见桌上摊着的相册,凑过来看了一眼。她没说话,筷子夹了满满一筷子面放进二叔碗里。
“叔,吃面。”
二叔端起碗,埋头吃了一大口,有点烫,吸溜了一下。他放下碗,站起身走到院子里,背对着我们。初春的风还冷,他把外套拢了拢,低头看着墙角那片还没翻过的泥地。
“回头种几棵西红柿。”他说,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
我握着那张照片,走到门口。阳光斜着照进来,落在相册打开的那一页上,露出旁边另一张照片的边角。我翻过去看,是父亲和二叔的合影,背景就是这间屋子外面的巷子口。两个人都在笑,父亲搭着二叔的肩膀。
周小萌走到我身边,胳膊肘轻轻碰了碰我。她看了一眼照片,又看了一眼院子里那个后背微驼的人。
“咱家相册里也缺这张。”她小声说。
我把照片夹回相册,合上,抱在胸前。二叔在院子里蹲下来,手掌按了按泥土,像是试地温。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但眼神里有什么东西松动了,软下来了。
那种东西,大概在他心里憋了大半辈子。
我走进院子,蹲到他旁边。泥土还是凉的,带着潮气。
“二叔,我来吧。”
他看我一眼,让了让身子。我从墙根拿了把搁置的旧铲子,开始翻那块地。二叔在旁边坐着,从兜里摸出烟点上,吸了一口,慢慢吐出来。周小萌在屋里擦碗,瓷器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
初春的日头虽然淡,晒在身上还是暖的。新翻的泥土味混着烟味,说不上好闻,但踏实。
我翻了几下,回头看他。他把烟掐灭了,下巴搁在膝盖上,望着我刨出来的那块湿黑的土。
“小远,”他突然开口。
“嗯。”
“你爸当年要是听我的,不折腾那笔买卖……”
“二叔,”我打断他,“都过去了。”
他张了张嘴,像是还想说什么,最后只是长长出了口气,把话咽了回去。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走到水龙头底下搓了搓手,甩干。水珠溅在台阶上,很快渗进水泥缝里。
“是啊,”他背对着我说,声音带着一种奇怪的轻快,“过去了。”
周小萌从屋里探出头来,喊我们吃面。二叔擦干手,走进屋里,在桌前坐下。他拿起筷子,看看碗里的面,又看看我手里的相册。
“收好。”他说。
我点头,把相册放进帆布包里。桌上那三碗面冒着热气,窗子外面,巷子里有孩子在追着跑,笑声脆生生的,传了很远。
二叔低头吃面,吃得很慢。我看着他头顶冒出的白发,想起那张照片背面,那四个字。他这辈子没儿没女,年轻时的那点念想也早就断了。可他把那四个字藏在照片背后,藏在相册里,一藏就是快三十年。
我没说话,把碗里的面吃完了。面汤还烫着,喝下去,从嗓子一路暖到胃里。
周小萌收了碗去洗,二叔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户推开。外面的风灌进来,带着泥土和草木初醒的气息。他站在窗口,背对着屋里,肩膀轻轻动了几下。我没走过去。有些东西,不能看。
他背对着我说:“院子里那棵石榴,根还在,回头我给它松松土。”
“好。”
“今年还能吃上。”
“嗯。”
他回过头来的时候,眼睛有点红,但脸上带着笑。那种笑,我以前在照片上见过,是很多年前,他抱着我的时候。
第十六章 以后
开春后的第一个周末,天还没亮透,二叔就起了。
我听见院子里有动静,推开窗一看,他已经把那把旧铁锹扛出来了,在堂屋门口站着,身上换了件干净的灰夹克。我套上外套出去,他把铁锹往地上一戳,说:“那天跟你说过,给你爸坟上添点土。”
我点头。前些天翻地翻出来的那块硬土,二叔一直留着,说坟头上的土松了,得补。周小萌从厨房探出头,问要不要带点吃的。二叔摆摆手,说不用,早去早回。
车是我开的。出城往西,过了两个镇子,拐上一条老公路。路边的杨树刚抽了新芽,枝子还是光秃秃的,远远看去像挂了一层绿雾。二叔坐在副驾驶上,手里攥着那个装土的蛇皮袋子,眼睛看着窗外,没怎么说话。快到镇口的时候,他忽然开口:“往右拐,走老路。”
我看了他一眼。导航上那条新路更近。
“老路好走,”他说,声音淡淡的,“新路修得直,两边全是房子,看着闹心。老路两边还是庄稼地。”
我没再问,打了方向盘。老路确实颠,柏油早没了,碎石路面被几十年的大车碾出了两道深槽。二叔指了几个岔路口,说这儿以前有棵大槐树,那儿以前是个砖窑厂,语气像是在数别人家的日子。我一边开车一边听,忽然意识到,这条路他走了很多年。
公墓在一道缓坡上。车停在外面的土坪里,二叔扛着铁锹和袋子走在前头,步子不快,但没歇。我拎着带来的香和纸,跟在后面。坡上的草还没返青,枯黄的一片,踩上去软塌塌的。
父亲的墓碑是灰白色花岗岩,字是二叔当年找人刻的。碑面上落了灰,还有些干掉的鸟粪。我把带来的抹布打湿,一点点擦干净,露出“林建军”三个字。二叔站在旁边看了一会,把蛇皮袋解开,用铁锹把新土一锹一锹地添到碑后的土堆上。他添得很仔细,每锹土都拍实了。风把他的衣角吹得翻起来,他没管。
添完了土,二叔把铁锹往地上一插,从兜里掏出烟盒。他抽出一根烟,没点,放在碑前的石台上。又抽出第二根,自己点上,吸了一口,烟雾被风扯散了。
“哥,”他说,声音不高,像是平常说话,“小远结婚了。人挺好,会做饭,性子也稳。你放心。”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我挺好的。小远也常来看我。”
烟在他手指间静静地烧。他没有再说话,就那么站着,看着碑。风从坡顶下来,带着远处麦田的土腥味。我站在旁边,没出声。有只麻雀落在旁边的松树上,叫了两声又飞走了。
二叔抽完那根烟,在铁锹上把烟头摁灭了,扔进旁边的垃圾桶。他弯腰把那根没点的烟收起来,重新装回烟盒。
“你爸不抽烟,”他跟我说,“他那个肺,抽不了。以前我俩干活,我抽一根他能咳半天。那会他就说你以后别学我。”
“我没学。”
“嗯。”他把烟盒揣好,拍了拍手上的土,“不抽好。”
下山的时候,二叔走在我前面。坡上的路不平,他的步子有点外八字,一脚深一脚浅。我看着他微驼的背影,灰夹克在风里鼓着,忽然觉得他比我印象里矮了一些。以前他带我去工地的时候,走路带风,工人们都听他的。现在他每到一个年纪大的地方,都要先看看有没有凳子。
走到半坡上,他停下来歇了歇,扶着路边的松树。我赶上去,他冲我摆摆手,说没事,喘口气。
“小远。”
“嗯。”
“我想找个看门的活。”
我愣了一下,“你那个工地不干了?”
“不能老干,”他抬头看了看天,“腿脚没那么利索了。看个门,守个夜,还行。前几天老赵说小区物业招人,我去问问。”
“二叔,不急这个,”我说,“你先歇着,房子也租好了,住过去适应适应再说。”
他笑了笑。那种笑淡淡的,嘴角往上提了提,眼睛没怎么动。“你爸当年也是这么说我的。”
我没接上话。他继续往下走,手从松树上松开,插进兜里。风送来远处镇子上的广播声,断断续续的,听不清说什么。
回到车上,二叔把铁锹横放在后座,自己坐进副驾驶。我发动车子,从后视镜里看了眼坡上的公墓。父亲的碑在灰蒙蒙的天底下,像一小片安静的影子。
车往回开的时候,二叔像是累了,头靠着车窗,半闭着眼。我放慢了速度,过了几个坑洼都尽量避着。开到老路和新路的岔口,他没说话,我也没问,直接拐上了新路。路面平整多了,两边的田地里有人正在烧荒,白烟笔直地升起来。
“你婚礼那天,”二叔忽然开口,眼睛还闭着,“我拉你到楼梯间,你还记得吧。”
“记得。”
“我那会手心里全是汗,”他说,声音带着一丝笑意,“怕你不肯要。”
“我没不肯。”
“嗯,你没不肯。”他睁开眼,看了看窗外,“你爸要是看见,该说我磨叽了。他那个人,做什么事都利索,就吃亏在这上头。当年那笔买卖,我劝他缓缓,他不听。后来赔了,我拿钱给他,他跟我翻脸。”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可不是嘛,”他重复了一遍这三个字,声音比刚才轻,“过去了。”
过了很久,我以为他睡着了,他又开口:“房子你租的那个,带院子?”
“带,不大,能种点东西。”
“那行,”他说,“回头把那棵石榴挪过去,种院子里。根没伤着,能活。”
我应了一声。车子驶过镇口那座小桥,桥下的水浑黄浑黄的,淌得急。二叔看着水流,喃喃了一句:“开春了,水涨了。”
那天下午,周小萌把租的那间小房子收拾了出来。一楼的窗户朝南,阳光能照进来半天。二叔的东西不多,一个旧木箱,两床被褥,一个装工具的帆布包。他站在屋子中间,四下看了看,像是不知道该往哪儿放自己。
周小萌给他铺好了床,在窗台上放了个小陶罐,说回头买点花籽种上。二叔点点头,把带来的那个相册放在了床头柜上。我翻开看过一回,里面最旧的那张照片就是他和父亲在老屋前的合影,背面写着“1998年春,和建军在老屋前”。那些天我把它翻来覆去地看,能记住每个细节。
他坐在床沿上,手搁在膝盖上,看着窗外的院子。院子里那片空地是硬的,还没翻过,但墙角有一小丛草冒了绿。
“小远,”他叫我。
我从门口走过去。
他拍了拍床沿,示意我坐下。我坐下,他把手伸进夹克内兜,掏出个东西。我以为是烟,接过来才发现是张纸条,折得方方正正,已经有点发毛了。
“你爸写的,”他说,“写完没给,夹在一本旧账本里,我去年收拾东西翻出来的。”
我打开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父亲那歪歪扭扭的字迹:“建国,小远就麻烦你多看顾着。我这当爹的没本事,你比他强。”
日期是父亲走的那年。
我把纸条折好,收进口袋。二叔没有看我,只是望着窗外那丛新绿。
“我没照顾好,”他说,“你结婚的酒席钱,其实我早就备好了,放在老赵那儿存着,想着到时候直接给你把账结了。后来想想,那样你该不肯了。”
“二叔。”
“嗯?”
“以后你就在这儿,”我说,“哪儿也别去了。”
他看着窗外,没接话,嘴角慢慢浮上一点笑意。院子外面,巷子里有孩子跑过,笑声隔着玻璃传进来,闷闷的,但很实在。
窗台上那个空陶罐在阳光里亮着,等着种点什么。
(全文完)
文章虚拟演绎,请勿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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