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本文依据央广网、中国新闻网、央视网、澎湃新闻、羊城晚报、南方+、中国青年网、新快报、《中国刑事警察》1996年第3期及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刑事裁定书等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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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5日下午三点零六分，云南瑞丽。
一辆黑色SUV拐进团结建材市场北门，停在"博华陶瓷"店铺门口。
车门打开，六名便衣下车，没有鸣枪，没有喊话，径直走进正在装修的店堂。
店里那个戴黑框眼镜、清瘦个儿的中年男人正蹲在地上跟工人交代贴砖的活计。
听见脚步声抬起头，跟领头的民警对视了一眼。
他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
民警问他叫什么名字。
他答得干脆："陈恂敏。"
民警又问，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
他点了点头，语气平得没有一丝起伏："从1号开始，我的心就一直怦怦怦跳得厉害，我就预感你们就要来了。我知道你们来是怎么回事，我配合你们就是了。"
手铐铐上，出门，上车。
三点十七分五十八秒，黑色SUV驶出建材市场。
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隔壁铺面正在喝茶的老板没有察觉，斜对面记账的老板娘没有察觉，住在同一栋出租楼二楼的门卫老廖那天下午刚好换班，也没有察觉。
两百米外，他那个沉默寡言的媳妇正推着自行车准备去学校接三个闺女放学。
这个被邻居叫作"莫眼镜"、"莫师傅"的中年男人，是1995年12月22日广州番禺运钞车大劫案的头号主犯。
那起案子七个人干的，九声枪响，一名经警当场死亡，一千五百多万现金被抢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金额最大的武装劫钞案。
另外五名主犯在案发后不到一个月全部落网，1996年春天被执行死刑。
剩下他和另一名主犯，像两滴水融进大海，消失了整整二十一年。
这二十一年里，他在几千里之外的西南边陲，重新活了一遍。
【一】 干部子弟手上的第一滴血
陈恂敏，1969年8月7日出生在广东省清远市阳山县青莲镇。
青莲镇坐落在连江边上，老码头的青石板被几百年的水浪磨得发亮，是粤北山区一个依水而兴的小镇。
陈恂敏的父亲在清远市公路局当办公室主任，在那个年代的小镇上，这是标准的干部家庭。
陈恂敏从小脑子好使，读书一路顺顺当当，考上了广州一所大学的桥梁专业，大专文化。
在那个大学生稀缺的九十年代初，他是街坊邻居嘴里"有出息的孩子"。
1991年，陈恂敏还在读书。
这一年的10月，阳山的山路上发现了一辆吉普车，车里全是血，司机已经没了。
司机是个身材魁梧的汉子。
警方赶到现场时发现，此人经过了激烈反抗，血溅了一车。
可奇怪的是，车上的钱没怎么动，车也没开走——凶手杀人之后，被这汉子的反抗震慑，弃车逃了。
警方把仇杀、情杀、劫杀各种可能性逐一排查，没有头绪。
唯一的线索，是司机生前给妻子的BP机发过一条讯息，只有六个字："送两学生回家。"
这桩悬案一挂就是四年。
1995年番禺大劫案爆发，五名落网主犯在审讯中交代了早年的作案事实，警方这才把1991年阳山吉普车司机遇害案并案侦查。
杀人者，正是陈恂敏和他的初中同学何伟光，另外还有两名同伙。
四个人为了抢一辆车，把一个手无寸铁的司机活活砍死在山路上。
陈恂敏大专毕业之后，进了清远市公路局，被安排管理局下属的一家公司，专门承揽道路建设工程。
九十年代初的工程行业正红火，他手底下那家公司一年赢利过百万，还能接下上千万的大工程。
在清远地界，他是个有头有脸的年轻人物，人称"敏爷"、"公子爷"、"师爷"。
可陈恂敏身上那股不安分的劲儿，早在读书时就冒了头。
他以老乡、同学、战友为纽带，拉起了一个小圈子。
何伟光，他的初中同学，广州大学建筑专业肄业，干过包工头；陈恩年（又名陈海强），他的高中同学，在青莲镇附近跟妻子开过一家小吃店；袁长荣、何冬海，都是青莲镇本地人；吴兆全，广西人，跟袁长荣一块儿在广西柳州当过兵。
这几个人后来都在陈恂敏管的那家公司里干活，酒桌上拍肩膀称兄道弟。
七人团伙的构成，后来被《中国刑事警察》杂志在1996年第三期刊发的案件侦破纪实中概括为：两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四名退伍军人。
他们懂得一整套反侦察伎俩，手里后来还持有七支手枪、两百多发子弹、二十多枚自制手雷。
【二】 投名状
1995年5月，圈子里又混进来一个关键人物——清远市建设银行押钞股长何永新。
陈恂敏在饭桌上跟他吃了几顿酒，一来二去混熟了。
何永新还有个上级，建行保卫科科长刘光。
两个人利用职务之便，从银行盗出了五支"五四"式手枪。
五支枪到手，陈恂敏心里的算盘就打响了。
他后来向审讯民警交代，自己从小爱看《水浒传》，又受那个年代港台黑帮片的影响，几个人凑到一块儿，真就照着梁山好汉的样子立了"投名状"——要干，就干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1995年10月，番禺大劫案前两个月，陈恂敏先在清远市区做了一次"演习"。
那天中午十一点半左右，清远一家银行的工作人员正准备锁门出去吃午饭，刚把侧门拉开一条缝，两名持枪汉子就撞了进来。
枪往柜台上一拍，抢走21万元现金，临走还在银行内开了一枪，所幸无人受伤。
两名劫匪得手之后，骑着一辆自行车，沿着河边一路骑到码头，上了一条早就备好的船——"阳机397号"。
走水路，一溜烟没了踪影。
这一次抢劫，何伟光在路边望风指挥，袁长荣、何冬海冲进去动手，陈恂敏本人连面都没露。
整个过程干净利落，警方事后折腾了好一阵子，没有摸到门。
21万到手，几个人分了，吃喝挥霍。
陈恂敏的胃口被彻底喂大。
据落网主犯后来供述，陈恂敏野心很大，总想承揽更大的工程，可缺本金。
他打主意的法子不是正经贷款融资，而是直接抢一笔大的，注资到自己管的那家公司，一边揽工程，一边把黑钱洗成白钱。
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朱明健后来分析："他不缺钱，我分析他的作案心态，就是贪得无厌。"
从1995年10月那次"演习"得手，到12月22日番禺大案爆发，中间满打满算两个月。
可陈恂敏对番禺那辆运钞车的踩点，整整做了半年。
半年里，他没有住进案发地附近的酒店——他知道那样容易被警察记住脸。
他反复观察那辆运钞面包车每天几点出门、走哪条路、在哪个储蓄所门口停下、押钞员几个人、配枪、什么时候把钱箱搬上车。
几把
他甚至把车的车牌号都记了下来。
他还搞到了一张极其详细的逃跑路线图。
这张图后来被警方缴获，图上标得密密麻麻：从番禺作案现场出发，开车到顺德伦教要多少分钟，从伦教弃车之后怎么上船，"阳机397号"从番禺开到北江汇合口要多久，再从哪儿下船、走哪条陆路去清远、末了到青莲码头靠岸——连转弯的路口都画了记号。
七名主犯分了工。
陈恂敏和陈恩年这"一号""二号"，根本不到现场，直接坐镇在"阳机397号"船上遥控指挥。
动手的是剩下五个人：何伟光、何永新、袁长荣、吴兆全、何冬海。
五个人五支枪，就是从建行偷出来的那五支"五四"式手枪。
枪有了，路线有了，人有了，船有了。
1995年12月22日，冬至。
番禺市桥易发商场附近的北郊储蓄所门口，一切按计划启动。
【三】 九声枪响
那天早上七点二十五分，天刚亮透。
一辆海狮牌白色面包车，车号粤AR0747，开到北郊储蓄所右侧停下。
鸣笛。
押运人员下车，正准备把钱箱搬进储蓄所大门。
五条汉子从街边各个角落一块儿冒了出来。
他们没有喊话，没有警告。
"砰——"
第一声枪响。
街上的人还没反应过来，枪声一声接一声，总共九声。
护送解款车的经警郭某当场中枪倒地，再也没有起来；司机许某受了轻伤。
五条汉子扑上去，把钱箱往面包车里一扔，跳上车，踩油门，面包车像疯了一样窜了出去。
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
面包车里装的是人民币1321万余元、港币210万余元，另有防暴枪10支、"五四"式手枪2支以及各种银行票据、印章一批。
合计约合1500万元。
案发之后，面包车按预定路线开到顺德伦教。
五个人跳下车，把车一丢，上了早等候在那儿的"阳机397号"。
船一开，顺着水往北走。
那辆被丢弃的运钞面包车后来被警方发现时，车里还塞着大约200万元现金没来得及拿走。
船上的分工早安排好了。
陈恂敏自己带了60万元，单独走陆路去清远处理那辆运钞车。
可他刚到清远附近，就发现满城都是警察，路口全是卡子。
他掉头就往广州花都方向跑。
陈恩年呢，船开到北江汇合口附近，独自下船，揣着约200万元现金往花都跑。
到了花都，跟陈恂敏会合，两人一块儿消失。
剩下那五名主犯，坐着"阳机397号"一路北上。
12月24日，案发两天后，船到青莲码头。
何伟光、何永新、吴兆全三人带着约500万元先下船；几个小时后，袁长荣、何冬海也靠了岸，船上还藏着约500万元。
五个人在青莲码头分了钱，三个往广西方向跑，两个钻进了深山。
他们以为这事儿就算成了。
他们低估了警察。
时任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朱明健后来回忆，警方一开始压根没想到劫匪会走水路，为此他还作了检讨。
等反应过来，调兵遣将，顺着连江一路往上摸，摸到青莲码头的时候，老码头的青石板上还留着几个人匆匆靠岸的痕迹。
那五个在青莲码头分了钱的主犯，跑的跑，藏的藏。
可九十年代的中国，天网已经在悄悄收口——车站要介绍信，旅馆要暂住证，银行取大钱要登记。
揣着几百万现金躲进深山，吃顿饭都难；跑回广西老家，乡里乡亲的眼睛比警察还亮。
不到一个月，五个人全被逮住了。
1996年2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何伟光、何永新、袁长荣、吴兆全、何冬海死刑。
同案犯温石其、温玉坤被判处无期徒刑。
1996年3月8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核准了对五人的死刑判决。
枪决。
那一天，距离番禺案发才两个多月。
七个主犯里，五个走了。
剩下陈恂敏和陈恩年，像人间蒸发一样，没了踪影。
警方找他们。
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二十年。
清远市公安局每年都会安排专门经费，用来追捕"两陈"，长年做"两陈"家属的工作。
办案民警黄琳绣后来对媒体说，警方知道他们不会跟家人联系，但家属方面的工作一直没断。
这两个人，到底去了哪儿。
【四】 从800万到13块钱
陈恂敏和陈恩年的逃亡路，说出来没人信。
两个人在花都会合之后，先是坐火车、坐汽车，一路往福建跑，再从福建折到陕西，又从陕西窜回广西，再从广西跑到海南。
每到一个地方，都换个假名，短住几天，看看没风险，接着跑。
他们身上有钱。
几百万在1995年是什么概念，能在广州最好的地段买好几套房子。
可他们不敢花。
大面额的钞不敢存银行，买大件不敢留名字，住好旅馆怕被认出来。
钱就那么一捆一捆藏在包里，白天提心吊胆，晚上不敢合眼。
1996年，两个人跑到海南。
分赃的钱就这么一点点挥霍光了——不敢正经消费，只能靠最原始的方式活着：住桥洞、吃冷馒头、找零活。
钱一空，日子就惨了。
他俩躲进大山里，给一个农场砍树，换口饭吃。
后来连树都没得砍，就去做苦力。
有时候两天吃不上一顿热饭，兜里没钱买车票，被长途汽车的售票员从车上轰下来。
怎么办，沿着公路走，走不动了就跟人讨。
一个曾经年入百万、被人叫"敏爷"的公司老总，一个曾经在青莲镇上开小吃店、被人喊一声"陈老板"的人，在1996年的中国南方公路上，低着头，挨家挨户地讨一口剩饭。
陈恂敏后来在押解的火车上跟民警回忆那段日子，说过这么一句："有时候想要投案，但仍下不定决心。"
就这么晃荡。
1996年，两人还溜到了越南，陈恂敏甚至去过缅甸。
可他俩在国内过惯了好日子，越南缅甸那地方穷，住不惯，又灰溜溜跑回国内。
1997年，两个人一路晃到了云南瑞丽。
这两年的日子，后来陈恂敏在押解的高铁上跟民警断断续续讲过一些。
他跟陈恩年两个人，像两条被打断了脊梁的野狗，在福建的小山村里帮人砍过竹，在陕西的窑洞里给人挑过水，在海南的橡胶林里割过胶。
白天跟着农民出工，晚上跟衣睡在牛棚隔壁。
钱花光之后，连一碗六毛钱的汤粉都吃不上，两个人在汽车站蹲过通宵，被联防队员盘查过三次，每次都靠编好的假名假身份混过去。
最狼狈的时候，两人沿着国道走。
走累了，见着路边有生产队晒的红薯，捡两个揣怀里就走。
晚上在桥洞底下挤着过夜，头顶上是哗哗的河水。
陈恂敏后来跟民警说，有一回他实在撑不住了，蹲在路边哭，说想去派出所自首。
陈恩年没拦他，就坐在旁边抽着烟，等他哭完。
末了，他还是没去。
初到瑞丽那天，陈恂敏摸遍全身，掏出全部家当——13块钱。
瑞丽在云南最西边，跟缅甸接壤，城区当时也就十万来人，是个做珠宝生意的边陲小城。
从市区往西南走几公里，抬脚就出国。
街上跑的，有汉族、傣族、景颇族、傈僳族，还有从对岸缅甸过来做珠宝生意的商人。
语言杂，口音杂，谁也不会留意一个从内地来的、戴着眼镜、沉默寡言的中年人。
陈恂敏站在瑞丽的街上，看着来来往往的少数民族面孔，听着半句听不懂的方言，找了个建筑工地蹲下来。
他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
他给自己编了一个新身世。
他给自己搭了一个新的家。
陈恩年跟他一块儿在瑞丽待了下来。
可两个人再也不能像当年在青莲镇喝酒拍肩膀那样相处。
他们不能同住一个屋檐下，不能一块儿出现在大街上，不能在电话里说任何要紧的话。
陈恂敏在工地贴砖的时候，陈恩年就在附近另一个工地干活；陈恂敏后来开了铺子，陈恩年就以"老表"的身份偶尔来店里打几天工。
两个人一年到头说不上十句话，可彼此都知道对方就在几公里之外。
这是一种比孤独更难熬的处境。
身边有一个全世界唯一懂你秘密的人，却不能相认。
而当这个新身份在瑞丽江畔落下脚、扎下根的那一刻，没有人会想到，十八年之后，当那张藏在银行自动取款机里的正面照片被发往千里之外的广州、当那辆黑色SUV悄无声息地停在"博华陶瓷"门口时，这个名叫"莫毅志"的男人，会用一句平静得近乎冷漠的话，把一段被刻意掩埋了二十一年的血腥往事，连同那个边陲小城里所有人对他的认知，一并掀翻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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