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本文依据人民网党史频道《英雄，献身岂止在战场……》（邱树添、阮朝阳撰文，原载《福建日报》）、福建党史方志网、宁德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城工部事件的发生》、中国军网阮英平词条、福安新闻网《英平之殇》（缪小宁）、四川省情网阮朝阳《我的两个爸爸叶飞和阮英平》、福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闽东烈士陵园资料、今日头条"说谍"系列城工部事件考证等公开史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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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初的闽东大山，冷得像一块铁。
国民党保安团的搜山部队漫山遍野，碉堡修到了每一个隘口，村子并了又并，户口查了又查。
共产党的游击队被压缩在天湖山一带的密林里，吃不上一顿热饭，睡不上一个整觉。
就在这种让人喘不过气的局势下，闽浙赣区党委常委、军事部长兼闽东地委书记阮英平，决定亲自出山，去福州向省委汇报工作。
他带了警卫员陈书琴和交通员彭昌四，三个人化装成走山的货郎，避开大路，专挑羊肠小道走。
1月27日，队伍行至宁德九曲岭，迎面撞上国民党军搜山部队。
枪声一响，三个人在密林里被冲散了。
阮英平凭着多年游击战的经验钻进了山沟，摆脱追兵后发现身边空无一人——陈书琴和彭昌四都不见了。
他一个人在大山里转了五天。
饿了嚼几口随身带的干粮，渴了喝山涧里的冰水，夜里靠在大树根底下打个盹。
衣服被荆棘撕成了布条，鞋底磨穿了一个洞，脚趾头露在外头冻得发紫。
2月1日傍晚，他终于走出了深山，看见了山坳里飘出的一缕炊烟。
那是宁德县洋中镇北洋大窝村。
阮英平在这片区域打过多年游击，闽东地委机关当年就设在附近的九斗丘。
他对这里的山山水水不陌生，也认定这里的基本群众靠得住。
他整了整破烂的衣襟，整理了一下神色，朝村口那栋冒着烟的土屋走去。
这一走，再也没有走出来。
【一】闽东大山里走出的"雷公"
阮英平原名阮兰茹，又名阮玉斋，1913年9月24日出生在福建省福安县下白石镇顶头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顶头村坐落在白马河畔，家家户户靠打鱼晒盐勉强糊口。
阮英平从小看着父亲在滩涂上摸爬滚打，十二三岁就开始替人放牛、学木匠，手掌上全是老茧。
阮英平的性格从小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他个头不算高，骨架粗大，说话嗓门极大，跟打雷似的。
村里孩子打架，他永远是冲在最前头的那个。
受了委屈不哭不闹，转头就自己把场子找回来。
乡亲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雷公"——说他脾气暴、性子烈，说炸就炸，跟闽东夏天下暴雨时的雷声一模一样。
1931年，阮英平在赛岐一家茶行当学徒。
茶行里有个做木工活的师傅叫陈洪妹，是中共地下党员。
陈洪妹看这小伙子手脚勤快、性子耿直，时常趁干活的间隙跟他聊些时局的话。
今天说地主怎么欺压佃户，明天说军阀怎么横征暴敛。
阮英平听进去了，越听越觉得这世道该变一变。
1932年，阮英平跟着陈洪妹回到家乡，在下白石、甘棠一带发动农民，组织秘密农会，搞"五抗"斗争——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抗粮。
那时候搞地下工作是杀头的买卖，白天不敢开会，夜里偷偷摸摸在山坳里聚一堆人。
阮英平不怕，拎着一盏马灯走村串户，嗓门大得半个村子都听得见。
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村里第一个党员。
1933年10月，甘棠暴动爆发。
阮英平担任探路先锋，第一个冲进国民党海军陆战队驻扎的刘氏祠堂。
暴动成功后，他被任命为南区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年底又出任中共安德县委书记。
二十岁出头的人，已经扛起了一个县的武装斗争担子。
1934年1月，国民党新十师一个团包围了甘棠。
阮英平登上城墙指挥防御，见敌人调来炮兵准备攻城，当机立断率部从西门突围。
他趁着敌军换防的间隙打开城门，一头冲进敌阵，把攻城的敌人搅得大乱。
突出包围后他又杀了个回马枪，把尾追的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
这一仗不仅转危为安，还在跟国民党正规军的正面较量中打出了闽东红军的威风。
1934年6月，阮英平当选中共闽东特委委员，进入闽东党组织的核心层。
这时候他身边多了一个搭档——叶飞。
叶飞是福建南安人，生于菲律宾华侨家庭，早年回国参加革命，比阮英平小一岁。
两个人一个是本土生长的工农干部，一个是受过南洋教育的知识分子，性格南辕北辙，可在对敌斗争上配合得天衣无缝。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西去，国民党调集重兵"围剿"闽东苏区。
一批苏区领导干部战死、被捕或叛变，局势急转直下。
阮英平与叶飞、范式人三个人撑住了局面，在闽东的大山里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
三年游击战的艰苦程度，超出常人想象。
国民党军实行移民并村、保甲连坐，把山里的老百姓全部赶进碉堡围起来的大村子，断绝游击队的粮源和信息渠道。
阮英平带着队伍钻密林、住山洞，今天这个山头明天那个沟，白天隐蔽夜晚行动。
他后来在延安跟伟人汇报这段经历时，用了"狡兔三窟"四个字来形容游击战术的灵活。
伟人听得很有兴致，留他吃了一顿饭。
阮英平打仗有个特点——拎着短枪冲在最前头，在沟沟坎坎间一蹦一跳，警卫班的战士跟在后头嗷嗷叫着扑敌人。
这种不要命的劲头最能鼓舞士气。
闽东的红军大多是农民出身，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打仗全看指挥员的样子。
阮英平往前冲，战士们就跟着往前冲。
他的名字在闽浙边界一带传得很响，敌人听到"雷公"来了就犯怵。
1935年底，闽东特委成立闽东军分区（独立师），阮英平任司令员，叶飞任政委。
这支从闽东大山里拉出来的武装，后来成了新四军的主力团之一。
三年游击战期间，阮英平有一次在战斗中负了伤，腿上中了一枪，走不了路。
当时队伍被敌人追得紧，担架都来不及弄。
他的警卫员要背着他走，他硬是不肯，咬着牙自己拄了根树杈一瘸一拐地跟着队伍翻了两座山。
后来伤口化了脓，整条腿肿得老粗，他在山洞里躺了半个多月，靠采草药自己敷，居然挺了过来。
这种硬骨头的劲头，在闽东红军里传为美谈。
那时候闽东的条件苦到什么程度？战士们一年四季穿的都是同一件单衣，冬天冷得缩成一团，夏天一身虱子。
粮食更是没有保障，有时候一个星期吃不上一顿饱饭，靠挖野菜、剥树皮充饥。
阮英平跟战士们吃一样的苦，从来没有特殊化。
他把自己的马让给伤员骑，自己步行；把自己的干粮分给新兵吃，自己饿着肚子指挥战斗。
战士们服他，不光是服他打仗勇敢，更是服他这个人实在——跟这样的长官干，命交给他放心。
【二】从闽东到华东：一支铁血部队的诞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闽东红军独立师被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叶飞任团长，阮英平任副团长。
1938年2月14日，一千三百多名闽东子弟兵从屏南县棠口出发，告别家乡父老，踏上了东进抗日的路程。
老六团到了江南敌后，仗越打越硬。
夜袭浒墅关火车站，一把火烧了日军的营房；火烧上海虹桥机场，把停在跑道上的飞机炸成了火球；郭村保卫战以少胜多，黄桥决战打得韩德勤部溃不成军，芦家滩阻击战硬是把增援的国民党军挡了三天三夜——每一场都是硬仗。
阮英平先是副团长，后调任团政治部主任，每回打恶仗都靠前指挥。
闽东出来的老兵都知道，打仗的时候只要看见"二号首长"的短枪在前头晃，这仗就输不了。
1938年5月，新四军军部选送阮英平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这个只在私塾读过两年书的农家子弟，走进了中共最高学府。
同批去的还有六团一营营长陈挺。
出发前战友孙克骥送了他一双在香港买的捷克皮鞋，花了七块多银元。
阮英平穿上后在地上踩了两步，说自己穿上像资产阶级。
这双皮鞋他后来一直舍不得穿，带回了延安。
在延安一年多，阮英平系统学习了军事理论和政治工作，整个人脱胎换骨。
他的老战友陈挺将军后来回忆，阮英平从延安回来后讲话有条有理，理论水平明显提高，从一个靠朴素阶级觉悟打仗的工农干部，成长为懂得革命理论的政工干部。
在延安期间，伟人、滕代远、谭政等中央领导专门召见了这位来自东南沿海游击区的年轻干部，听他用浓重的闽东口音汇报闽东苏区的斗争情况。
汇报结束后伟人留他吃饭，让人做了红烧肉和湖南辣椒菜。
这段经历阮英平后来跟家人讲过，每次提起都很激动。
1939年底，阮英平从延安回到新四军军部，任政治协理员。
他多次要求到前线，1941年皖南事变后终于如愿，被派回苏中的老部队，先后任一师一旅二团政委、一旅政治部主任。
在天目山反顽战役中，他率部歼灭了国民党军嫡系第五十二师两个主力团——这个五十二师，正是当年制造皖南事变的元凶部队之一。
打这一仗的时候，阮英平肺病犯了，咳得厉害，还是坚持在前沿阵地指挥。
1943年秋，他与旅部宣教科干事周础结婚。
婚后不久他得了急性黄疸病，病情很重，白天看病，晚上周础整夜守着。
那时候部队天天转移，有时候一个晚上换三个宿营地，阮英平躺在担架上不肯待，硬撑着下来走，结果一头栽倒在地上。
病好以后他更加拼命投入工作，每次出发前都跟周础说，要有随时牺牲的准备。
解放战争时期，阮英平率部参加了苏中七战七捷、涟水保卫战、宿北战役、鲁南战役、泰安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等一系列重大战斗。
孟良崮战役中，他率领的一师担负阻击敌整编第二十五师增援的任务，在天马山、蛤蟆崮一线硬顶了三天三夜，硬是没让黄百韬的部队前进一步，为围歼整编第七十四师争取了宝贵时间。
他的职务也从旅政治部主任晋升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师政委。
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在华东战场上纵横驰骋，阮英平率领的一师是头等主力师之一，打硬仗、啃硬骨头的任务总是交给这支部队。
到1947年春天，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
党中央号召南方各省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国民党军兵力。
福建党组织多次向中央请求派遣熟悉当地情况的军事干部回去主持工作。
华东局翻遍了干部名册，选中了阮英平——他是闽东本地人，有正规军指挥经验，又熟悉福建的地形和人情，两条加在一起，全军找不到第二个更合适的人选。
1947年4月，阮英平接到调令。
他当时刚从前方回到后方，妻子周础生下儿子还不到二十天，女儿刚满两岁。
组织上考虑到敌占区路途艰险，决定他单人化装前行，家属暂留后方。
阮英平没有提任何条件，接受了命令。
他在家待了不到半天，抱了抱襁褓中的儿子，亲了亲女儿的额头，跟周础交代了几句话，转身就上了路。
这一走，就是永别。
【三】重返红土地：烈火与围剿
阮英平化装成商人，从山东日照出发，经上海秘密交通线转赴福州。
一路穿过国民党军的重重封锁，走了将近三个月，1947年7月终于回到了阔别九年的闽东。
闽东的老百姓听说"二班首长"回来了，奔走相告。
阮英平把北方解放区的建设经验跟闽东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以宁德桃花溪、梅坑、洋中、虎贝等老根据地为立足点，恢复党的基层组织，扩大游击武装，没多久就连续打下了洋中、七都、赤溪、虎贝等多个乡公所。
1947年9月，中共闽东地委在宁德洋中芹屿村九斗丘正式成立，阮英平兼任书记。
地委下辖宁德、福安、周墩政屏等县委和古罗林中心县委、闽东城市工作委员会。
闽东的革命烈火重新燃烧起来，声威大振。
国民党福建当局坐不住了。
1947年11月，省保安第五团为主力，纠集两个团的兵力，对闽东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清剿"。
敌人在重要隘口修碉堡、设岗哨，严查过往行人，同时搞移民并村、颁发"良民证"、清查户口，企图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
他们还悬赏通缉阮英平，赏金高得离谱。
局势一天比一天恶劣。
更严重的打击接踵而至——阮英平的随从林增峰叛变投敌，带着敌人到处抓干部、杀群众。
这个叛徒对根据地的内部情况了如指掌，哪个村有联络点，哪个保长是白皮红心，他全知道。
叛变之后，好几个党员和基本群众被抓被杀。
紧接着，在阮英平手下负责财政工作的周阿奎也因为经济问题叛变。
两个叛徒一前一后，把闽东党组织的秘密卖了个精光。
1947年12月12日，敌人一个大队包围了乾楼。
阮英平召集几个同志商议怎么诱捕叛徒、怎么应变，会议内容又被泄了出去。
敌人连夜扑来，把乾楼围得水泄不通。
阮英平率警卫班从后门突围，两个战士当场牺牲。
他边打边撤，击毙三个敌兵，从左侧小门冲出封锁线钻进山谷。
敌人漫山遍野追了一夜，喊着"抓活的"，硬是没抓住他。
1948年1月27日，阮英平在天湖山召开地委紧急会议，研究反击敌人的方案。
会议刚结束，情报说敌人来偷袭。
他当即指挥部队占领坝垄楼后山岔口制高点，打了一个伏击战，击毙保安大队大队长桂祖华，从其身上搜出一本秘密笔记本。
接着又智取莒溪，镇压了反动保长。
两战两胜，缴枪三十余支，士气为之一振。
但阮英平清楚，吃了亏的敌人一定会疯狂报复。
他安排部队分头撤往古田、罗源方向牵制敌人，自己带领少数机关人员回到地委驻地坚持斗争。
没想到叛徒再次告密，敌人连夜扑了上来。
一番激战后队伍被打散，伤亡很大。
阮英平身边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警卫员陈书琴和交通员彭昌四。
三个人决定抄山路往福州方向走，向闽浙赣省委当面汇报宁德的严峻局势。
走到九曲岭，又撞上了搜山的国民党军。
一阵枪林弹雨过后，阮英平发现陈书琴和彭昌四都不见了。
他在密林里等了半夜，听不到任何回音，只好一个人继续赶路。
接下来的五天，阮英平独自一人在宁德的深山老林里穿行。
他不知道陈书琴是死是活，不知道省委的联络点是否安全，不知道下一个山头是不是就有国民党军的哨卡。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走，走到有人烟的地方再说。
2月1日傍晚，他看见了大窝村的灯火。
【四】炭山血夜
大窝村只有十几户人家，散落在山坳里。
阮英平挑了村头一栋土屋敲门，户主叫范起洪，三十来岁，是个本分的庄稼人。
阮英平报上事先编好的身份——宁德八都来的商人，路上遭了土匪，盘缠被抢光了，想借宿一晚，明天找人带路去福州。
范起洪上下打量了一番这个落难的"商人"。
来人虽然衣服破烂，但眉目端正，说话斯文，不像个土匪也不像个兵。
范起洪把人让进屋，烧了火，煮了碗番薯粥端上来。
阮英平饿了好几天，接过碗几口就扒完了。
那天正下着冷雨，阮英平的衣服湿透了。
范起洪往火堆里添了柴，示意他把外衣脱下来烤。
阮英平犹豫了一下，还是解开了外衣。
问题就出在这堆火上。
阮英平贴身挂着一条青布褡裢，里面缝着十余两黄金——那是华东局国区工作部拨给闽东地下工作的活动经费，其中有一副金镯子。
这些金子从山东一路带过来，他片刻不离身。
外衣脱下来的时候，褡裢露出了一截。
范起洪在灶房那边低头做饭，眼角余光扫到了那东西——鼓鼓囊囊的，阮英平一动，里面就发出金属摩擦的细碎声响。
范起洪的手停了一下。
他是个穷人，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金子。
但一个庄稼人的直觉告诉他，那里面藏着值钱的东西。
那天夜里发生了几件事。
邻居范妹仔家办丧事，同村的周玉库过来帮忙。
范起洪把周玉库安排到阮英平睡的那间屋子里通铺，说是让客人夜里有个伴。
周玉库躺在黑暗里，听见旁边传来衣料窸窣的声响，又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月光，瞥见那个"商人"枕下垫着的褡裢棱角分明。
他伸手碰了一下——硬邦邦、沉甸甸，里面的东西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金属声。
周玉库这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上午，阮英平问范起洪，附近路上的风声怎么样。
范起洪说保安团这两天搜山搜得紧，但过了炭山那条小路就安全了，他可以找人护送。
阮英平决定当晚动身。
范起洪转头就找了周玉库和范妹仔。
三个人关起门来嘀咕了半天，一个谋财害命的计划就这么定了。
2月2日深夜，月黑风高。
范妹仔腰里别着柴刀，举着火把走在前头。
范起洪和周玉库各持一根木棍，跟在阮英平身后。
三个人装成忠心护送的脚夫，沿着炭山的小路往福州方向走。
阮英平走在中间，脑子里还在盘算到福州后怎么跟省委汇报，怎么补充弹药和经费，怎么把打散的队伍重新集结起来。
炭山的路越走越窄，两边是密不透风的灌木林，火把的光只能照见脚下两三步远。
走到一处路隘拐弯的地方，前头的范妹仔忽然慢了下来。
范起洪跟周玉库交换了一个眼神。
下一秒，一根带着风声的木棍从阮英平的后脑勺砸了下来。
阮英平连喊都没喊出来，整个人扑倒在地上。
三个人扑上去，棍棒雨点般落下。
阮英平在地上挣扎了几下，手伸向腰间的手枪，可还没来得及拔出来，又一棍子砸在了他的手背上。
他怒吼着想站起来，被周玉库从后面死死抱住。
范妹仔丢掉火把，骑在他身上，柴刀、木棍一起招呼。
不知道打了多久，地上的人不再动弹了。
三个人喘着粗气，蹲下来搜身。
金镯子、金条、钢笔、手表、短枪、私章——一样一样从死者身上翻出来，摊在火把的光线下。
范起洪拿起那支钢笔，笔杆是黑色的硬橡胶，上面刻着一行他不认识的小字。
他翻来覆去看了两眼，随手揣进了自己的衣兜。
他们在附近一座废弃的山寮底下刨了个浅坑，把尸体塞进去，盖了些浮土和树枝。
三个人分了金子，藏了短枪，消失在黑夜里。
炭山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
没有人知道，一个在华东战场上指挥过上千人马的红军将领，此刻正躺在闽东深山的一捧黄土之下。
没有人知道，那支被随手揣进口袋的钢笔，将在两年之后，从一个普通农舍的抽屉里被翻出来，把这桩深埋地下的血案重新翻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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