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冬，广西凭祥，解放军第55军的调动让边境铁路和公路突然忙碌起来。车辆、炮兵、步兵陆续向凭祥及其周边集结，空气里没有喧闹，只有一种大战将临的紧张。此时，越军第3师第12团已在同登一带布置兵力，地方武装和公安力量 ಸೇರ合后约有数千人。
“剥竹笋”，并不是一句临阵发挥的口号，而是一种讲究层层削弱、分割歼灭的作战思路。越军把同登经营成边境前沿据点，依托高地、道路、村镇和工事构成防御体系。正面硬撞，代价必然很大；要打，就要先剥掉外围，再撕开中层，最后处理核心阵地。
这套思路的形成，与解放军长期山地作战经验有关。抗法战争时期，越军曾使用过类似的纵深防御办法，中国军队在援越作战中也积累了对付山地工事和分散据点的经验。到1979年，战场条件已经变化，但“分割、穿插、逐点解决”的原则依然适用于同登这样的复杂地区。
越南方面的态度，则在1978年明显转硬。黎笋集团在国内推行排华政策，对边境地区的华侨和中国边民采取驱赶、限制等措施；与此同时，越军不断在中越边境制造摩擦。1978年11月，越南同苏联签署《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地区局势进一步紧张。
更大的背景在柬埔寨。1978年年底，越军大规模进入柬埔寨，东南亚格局迅速改变。中国多次交涉未能阻止事态发展，边境冲突又持续升级。1979年2月17日，中国军队从广西、云南方向展开自卫反击作战，广西方向的重要目标之一，便是同登和谅山。
同登的地形并不适合简单推进。镇区附近有铁路、公路和高地，周围山岭交错，越军在制高点和交通节点修筑了掩体。第55军担负广西方向的重要作战任务，军长朱月华曾参加抗美援朝，对炮兵协同、步炮结合和山地进攻并不陌生。
关于“6万人集结凭祥”的说法，需要放在军事部署的语境中理解。它更多指第55军及相关支援力量在广西方向的集中与展开，并非所有人员都挤在凭祥市区。真正投入同登方向的，是经过任务分工后的部队；兵力庞大，关键仍在于能否把兵力、火力和道路运输组织起来。
战斗打响后，解放军没有一味追求快速冲锋，而是先对越军主要火力点和观察位置实施炮火压制。炮兵射击的目的，不只是摧毁工事，更要切断越军各据点之间的联系，让守军无法互相支援。等外围阵地出现缺口，步兵再从不同方向推进。
有意思的是，越军第12团并未因兵力处于劣势而立即后撤。他们依托熟悉地形的优势，反复进行抵抗和反冲击，企图拖住进攻部队。解放军则采取穿插、包围和逐点清除的办法，把完整防线拆成几个互不相连的战斗区域。
朱月华在指挥中强调的“剥竹笋”，实质上就是避免让部队陷入无准备的消耗战。外层据点被拔除后，后续部队迅速扩大战果；道路和高地被控制后，再向纵深压迫。越军原本依靠地形形成的防御体系，随着节点一个个失守，逐渐失去整体作用。
“不能只盯着眼前一座山，要看山后面的道路。”战场指挥中，这类判断比口号更重要。对同登的争夺，既是攻防，也是交通线之争。谁控制铁路、公路和高地，谁就能决定部队补给、炮火转移以及后续推进的节奏。
同登失守后，通向谅山的道路被打开。1979年3月初，解放军攻占谅山，广西方向的主要作战目标基本达到。3月5日，中国政府宣布开始撤军，部队随后分批返回境内。整个作战持续约一个月，战场并没有因为主要城市被攻占就变得简单，撤出过程同样需要严密组织。
这场战斗里，兵力数字、装备差距和战果统计常常被后人反复讨论，但最值得注意的，还是作战方法与战场条件之间的对应关系。凭祥集结形成的是整体压力，同登突破依靠的却是局部集中；大兵团展开提供了后盾，逐点分割才真正改变了战场形势。“剥竹笋”三个字，记录的正是这种从外围到核心的推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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