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闽东革命史》、《福建党史资料》、《福建革命烈士传（第四册・解放战争时期之一）》、《阮英平烈士传记》、《城工部事件》等相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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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2月，闽东山区的天气还没回暖。
宁德县洋中北洋一带，山岭连绵，石子路面被雨水浸得湿滑，入夜之后风从山坳里钻出来，带着刀子一样的寒意，松林和乱石之间静得有些压抑。
就在这年2月1日的夜里，时任中共闽浙赣省委常委兼军事部长、闽东地委书记阮英平，之后便再没走出那片山。
他此前曾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师政委，是在枪林弹雨里磨砺了整整十五年的革命军人。
消息传到在外指挥作战的粟裕手中，粟裕震怒，当即下令：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全力追查，绝不罢手。
然而整整两年，毫无线索。
直到1950年，福建公安机关在一名普通村民的家里，翻出了一支刻着部队编号的钢笔，沉寂了两年的命案，才终于有了第一道裂缝。
【一】福安学徒：穷苦少年走上革命路
1913年9月24日，阮英平出生在福建省福安县黄岐乡顶头村，原名兰茹，又名阮玉斋。
顶头村是个小山村，闽东一带山多地薄，村里的人家大多靠种几亩坡地勉强度日，算不上什么富庶之地。
阮英平家里的日子比村里大多数人还要难——父亲早逝，母亲带着他和姐姐、弟弟在顶头村艰难维持，家里没有成年男丁撑门面，时常遭人欺压，生计捉襟见肘。
母亲后来把女儿送去做了童养媳，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弟弟也托付给了亲戚，一家人就这样被生计逼着拆散了各处。
阮英平读过两年私塾，认识一些字，但家里根本供不起继续读书，大约十岁出头，他就被送去镇上的一家糕饼铺做学徒。
三年学徒期下来，他打下手、做杂活、跑腿送货，报酬微薄，活多而苦，但他勤快踏实，深得师傅认可，也在那些年里磨出了一副遇事不退缩的性子。
糕饼铺那三年，并不只是苦，还有愤慨。
镇上的地痞流氓定期上门勒索保护费，师傅做生意本就不易，只能忍气吞声。
阮英平忍不住那口气，有一回抄起东西把地痞赶走了，此后他组织了村里一批有正义感的年轻人，拉起了一个"十八帮"，专门对付横行乡里的流氓恶棍，让村里人在那几年过上了相对安稳的日子，因此在当地被人唤作"少年雷公"。
这个绰号，带出了他性格里最根本的那个底色：看不得欺负人的事，遇事不往后缩。
三年学徒期满，与店里老板关系闹僵，阮英平离开了糕饼铺，去外地另寻生路。
1931年，他在赛岐镇"旭记"茶行找到了一份茶工的差事。
就是在这里，他结识了同在茶行做木工活的陈洪妹。
陈洪妹是赛岐附近象环村人，中共党员，正在秘密从事农民运动和地下工作。
两人日渐熟识，陈洪妹开始引导阮英平接触革命思想，带他接触地下党的工作，把这个茶行里的工人，一步步拉进了另一个方向。
1932年，阮英平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10月，中共闽东地区在福安发动了"赛岐暴动"，阮英平以党员身份参加了这次行动。
暴动结束后不久，中共在福安、宁德一带建立安德县委，阮英平出任县委书记。
1934年初，进一步升任中共宁德县委书记兼县独立营政治委员，6月起兼任中共闽东临时特委委员。
这一年，他刚满二十岁出头，已经是一方的基层党政负责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南方留守的革命力量随即面临国民党"清剿"的集中打击。
闽东苏区的形势急剧恶化，区委多位领导先后牺牲，局面几乎崩溃。
留下来的叶飞和阮英平，带着剩余的武装力量钻进了闽东的深山里，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游击岁月。
这段历史被称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既是对战争形式的描述，也是对那段岁月最真实的写照——没有固定根据地，没有稳定的粮食和药品补给，敌人的围剿一茬接一茬，队伍时而被打散，时而又重新汇聚，全靠熟悉地形、深得民心，才能在夹缝里生存下来。
在最困难的时候，整支队伍被压缩到几十人，在山林里靠着野菜和地形苦苦支撑，随时面临被全歼的风险。
阮英平和叶飞就在这种处境下，撑着没有垮掉，一步一步地把队伍维持了下去。
到1935年底，形势逐渐有所改观，闽东的游击力量反而在极端困难的环境里越打越多。
区党委做出决定，正式成立闽东红军独立师，阮英平出任司令员，叶飞出任政委，两人共同撑起这支已经在绝境里磨砺了多年的队伍。
三年游击战争结束时，闽东独立师是南方留守游击武装里保存最为完整的力量之一，这背后，是阮英平和叶飞以无数次在险境里稳住阵脚的决心换来的，也是这段并肩岁月里结下的生死情谊的起点。
【二】十年疆场：从新四军副团到华野一师政委
1938年2月14日，是闽东革命史上的一个转折节点。
这一天，闽东红军独立师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阮英平出任六团副团长。
全团随即北上，告别了战斗了整整六年的闽东山区，奔赴抗日前线。
北上之后，部队进入苏皖一带，参加了新四军在长江中下游区域的多次对日作战，行军、宿营、战斗、群众工作，各个方面阮英平处置稳当，逐渐在新的环境里站稳了脚跟。
1941年1月，他出任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第二团政委，团长廖政国、政治处主任孙克骥，三人搭档，配合默契，在对日作战中积累了不少战果。
1941年1月，皖南事变骤然发生，新四军军部遭受重创，大批人员伤亡和失散，事变的冲击波及整个新四军体系。
阮英平所在的第一师在苏北，所受波及相对较小，部队建制基本保持完整，很快恢复了常态化运转，继续投入对日作战。
这一时期，积劳多年的阮英平，肺病发作，且病情相当严重，一度已经无法正常工作。
叶飞通过在上海的地下党关系，冒着风险安排他秘密进入上海接受治疗，这才把他从病榻上拉了回来。
经过将近半年的调养，病情逐步稳定。
1941年9月，阮英平归队，出任新四军第一旅政治部主任，再度在叶飞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两人的合作得以延续。
1945年2月，战略格局的变化推动了新的部署。
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改编为苏浙军区第三纵队，南下开辟新的战场。
这支部队，司令员是陶勇，政委是阮英平。
两人率部挺进天目山一带，连续发起攻势，歼灭顽军数个营，先后控制了浙西北纵横百余里的大片地区，涵盖孝丰、安吉、武康、余杭、临安等多个县城，将战线大幅推进，把局面打开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国内格局骤然转变。
苏浙解放区的争夺随即展开，阮英平率部参加了这一阶段的三次关键争夺战，在战略节点上将苏浙地区的解放区连成了一片，稳住了脚跟。
解放战争爆发之后，1946年5月，阮英平出任华中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旅政委。
同年10月，随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整合改编，正式出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师政委。
华野一纵，是粟裕手里的核心主力，在整个华东野战军序列里地位举足轻重，能在这支部队担任一师政委，阮英平的位置已经相当靠前。
1946年8月，苏中战役打响。
粟裕以少打多，七战七捷，打出了华东野战军的威名，也打出了一段经典战例。
阮英平所在的一纵一师深度参与其中，在局部战场上稳扎稳打，与兄弟部队密切协同，为战役的最终胜利贡献了相应分量的力量。
战役结束后，粟裕对一纵的整体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
从1938年以新四军副团长身份北上，到1946年出任华野一师政委，整整八年时间，阮英平跑遍了苏北、浙西北、皖南的大半个战场，经历了这支军队从南方游击武装整编为正规部队、再到解放战争主力的全部历程，患过几乎要了命的肺病，打过硬仗，又一次次咬牙撑了回来。
走到1946年末，他已经是这支大军里经历最为厚重的政工将领之一，也是粟裕麾下真正信得过的将领。
【三】回归闽东：最后的任务，最后的路
1947年5月，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做出决定，派阮英平回福建，接手一副分量极重的担子——出任中共闽浙赣省委常委兼军事部长，1947年9月起，再兼任闽东地委书记。
这是他自1938年北上之后，时隔将近十年，第一次以这样的身份回到闽东。
闽东，是他参加革命的起点，是他打过最苦游击的地方，是他和叶飞结下生死情谊的地方，也是他最熟悉的那片山地。
带着这份厚重的背景回来，他接到的却是一个极为不轻松的担子。
彼时的闽东局势，远比外部看起来复杂得多，也危险得多。
1947年下半年，中共闽浙赣省委城工部的地下工作体系已经开始承受一轮轮打击。
内部出现了叛徒，多条联络渠道遭到破坏，多名地下工作者被捕，整个城工部系统伤痕累累，始终处于被动防守的状态。
1947年11月，国民党方面集结两个正规团加保安第五团，进驻宁德，对闽东一带的地下活动展开系统性的清查行动，形势的天平越来越朝着不利的方向倾斜。
阮英平到任后，一边着手重整现有力量，一边主导了数次主动出击行动，以打促稳。
1947年12月27日，他在宁德天湖山召开地委紧急会议，根据当时持续恶化的敌情，决定各部分头隐蔽、各自转移保存力量，他本人则计划尽快前往福州，向省委当面汇报工作和当前形势。
局面没有给他多少喘息的时间。
1948年1月，情况继续急转直下。阮英平率部袭击莒溪民团，随后撤往宁德县梅坑。
就在这时，内部出现了致命的叛变——队伍里负责财政工作的周阿奎向国民党当局告密，致使阮英平在梅坑乾楼陷入包围。
情况千钧一发，阮英平果断指挥突围，带着警卫员陈书琴冲出了重围。
1948年1月22日，阮英平参加完地委会议后起身南行，计划经南古瓯地区转道前往福州，向省委当面汇报情况。
途中，再次遭遇国民党军队展开的搜山行动，形势骤然紧急，阮英平和陈书琴在混乱中失散，两人各自突围，从此音讯断绝。
失去警卫之后，阮英平孤身一人在宁德北洋的山间辗转转移。
他不熟悉这一带的道路，又无法暴露身份，手里只有一把短枪和随身携带的财物，在国民党严密控制的区域里绕行周旋。
数日之后，走到宁德县洋中北洋一带时，他已经疲惫至极，2月1日夜里摸进了大窝村。
大窝村，北洋炭山脚下一个小小的村庄，却成了他再也没能走出去的最后一道门槛。
【四】人间蒸发：搜遍闽东，两年无踪
两人在突围中失散后，警卫员陈书琴在宁德一带山区里独自寻找阮英平，几乎跑遍了北洋一带所有可能藏身的地方，全无所获。
连续寻访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每次都是空手而归，陈书琴最终只能回到福州，向时任福建省委宣传部长李铁做了汇报：在突围中与阮英平失联，至今下落不明。
李铁听完汇报立即行动，要求城工部闽东工委负责人阮伯琪专门负责搜寻工作，同时通过地下渠道在宁德一带多方打探阮英平的下落。
结果是彻底的沉默。
没有关于他被捕的任何记录，没有遭遇战斗留下痕迹的任何消息，没有任何一处地下联络点见过他，也没有任何一个村庄传出过关于陌生男子失踪的只言片语。
阮英平，就像凭空从闽东的山地里消失了，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来。
偏偏就在这个节点上，国民党方面突然高调宣称：他们发现了阮英平的私章，并以此在外大肆散布"阮英平已向国民党投诚、叛党出走"的谣言。
这套说法，对于本就已经在重重打击之下艰难维持的城工部系统来说，无疑是再补一刀——内部随即陷入了新一轮的猜疑和清查，多名地下工作者因此受到了错误对待，有些人的命运就此急转直下。
这一波次生冲击所造成的损伤，丝毫不逊色于外部的直接打压。
叶飞在外得知流言后，当众力证阮英平的清白，怒斥谣言。
粟裕同样坚信阮英平的忠诚，屡次要求下属不得放弃搜寻，务必查明真相。
但在整个闽东仍处于国民党管辖之下、地下党活动空间极为有限的1948年，大规模公开的摸排根本无从实施。
闽浙赣省委先后组织了多轮秘密排查，每次都是无功而返。
到1948年下半年，各方综合研判，已经基本认定阮英平大概率已经遇难——但他究竟死在何处、遗骨埋在哪里，始终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谜。
1949年，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这年8月，叶飞率兵团入闽，福建全境宣告解放。
叶飞出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查明阮英平失踪真相，被他列为上任之后的首要事项之一。
自闽东游击岁月起，两人并肩战斗了十余年，这笔账，叶飞一天都没有放下过。
福建解放之后，省公安机关开始在宁德一带展开系统性排查，将阮英平最后已知的行踪路线——1948年2月初的宁德县洋中北洋区域——作为重点方向逐一走访。
跑了大量村庄，问遍了周边居民，排查工作持续推进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线索依然极度匮乏，每一步都像走进了死胡同。
就在排查工作陷入停滞的某天，宁德县公安机关收到了一份来自群众的举报，一只钢笔就此进入了公安机关的视野，惊天大案就此有了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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