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在遵义老城那间不大的会议室里，一个德国人正坐在门口的位置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别人围着长桌而坐，他却被安排在门边，翻译伍修权坐在他旁边，一边听发言一边低声转述。他偶尔插话为自己辩护，但声音已经不像以前那般有力气。
这个人叫奥托·布劳恩，在中国用了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字，李德。他也是唯一全程走完红军长征的西方人，也是那场会议上被剥夺军事指挥权的国际顾问。
在红军胜利结束长征到达陕北之后，李德的身份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遵义会议就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遵义会议之后，德国顾问李德就不再被邀请参加相关的会议，红军核心作战部署与他再无瓜葛。
从名义上看，李德还保留了国际顾问的名义，但这个名义只剩一个空壳了。
在红军大学成立后，李德一度也被安排去当教员，讲授一些军事理论课程。
等到了延安，红大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李德虽然继续留任教职，但这更像是一种体面的安置而非实际的重新启用。
这种权力旁落带来的巨大心理落差，是常人难以承受的，这一点跟他是哪个国家的人是没有关系的。
李德原本是个什么性格呢？
据伍修权回忆，李德此人脾气大得很，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在广昌前线，他曾当众对罗荣桓吼道“杀你的头”，仅仅因为后者没有执行他朝令夕改的地雷布置命令。
李德的军事知识全部来自伏龙芝军事学院的课堂，而他根本没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实战经验，但是在瑞金却偏偏以“太上皇”的姿态对红军将领发号施令。
所以对于李德这样的人一旦失势，众人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惩罚。
等到了陕北，李德不再公开发表军事意见，极少干预红军指挥，行事趋于低调克制。
这个德国人此时好像也明白了一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
但是此时的偃旗息鼓并不意味着李德真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恰恰相反。李德的内心始终不认可自己犯了战术错误。
1935年底，李德随中央机关住进瓦窑堡后，他虽然参与了一些参谋部的工作，在红军学校担任教员，但私下里一直在保存个人记录。
李德后来在他的回忆材料中，仍然坚持认为遵义会议“不是解决生死攸关的原则问题，而是一场无原则的派别斗争”。
这个德国人一直觉得自己是冤枉的，只是自己斗输了而已。
想归想，怨归怨，对于李德来说，在延安的日子还是要过的。
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李德倒是也见证了红军整编、抗日根据地建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但是他本人始终处于一种闲置、待命的状态。
李德偶尔参与的就是理论学习与资料整理等辅助性工作，更多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旁观者，一个住在窑洞里的异乡人。
在此期间，李德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李德在中国的第一任妻子是长征途中的女红军肖月华，然而这段婚姻并不长久。
到达延安后，李德又结识了从上海来到延安的女演员李丽莲。
经过一年的交往，李德向李丽莲求婚，并找到陈云申请结婚，同时提出转为中国正式党员的要求。
陈云批准了李德的这两项要求。
结婚以后的李德和李丽莲两人形影不离，一起跳舞、散步、买菜，李德甚至表示要在中国生活一辈子。
李德真的不想离开中国吗？
这倒也不是，那么李德为什么长期滞留中国不走？
答案并不复杂。李德的身份归属决定了这件事不由他说了算。
身为国际派驻的顾问，李德的调动权限归莫斯科，延安还无权直接遣返，在当时延安又不能跟莫斯科撕破脸皮。
而且在抗战初期，交通断绝、局势动荡，根本不具备安全出境的条件。
实际上，从1936年延安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系之后，李德就多次提出过回苏联的愿望，但始终未获批准。
李德就这样在延安待了四年多，等待着一个不知道何时才会到来的回到苏联的机会。
1939年8月28日清晨，李德一直盼望的机会来了。
这一天，李德接到通讯员送来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速来机场，你飞莫斯科。
原来共产国际发来电报，要求李德回苏联述职。
此时正巧有一架飞机送因骑马摔伤胳膊的周恩来去苏联治伤，李德获准搭机同行。
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李德急忙收拾东西赶到机场，李丽莲也闻讯赶来。
李德要求带妻子李丽莲一起走，但因没有护照签证未获批准。
李丽莲当场晕倒。
毛主席、张闻天等一百多人前来送行，毛主席礼貌地祝李德“一路平安”。李德含泪吻别妻子后登上了飞机。
而这这一别，就是永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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