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17日清晨，昆明军区大院，谭甫仁中将和夫人王里岩正在住所休息。几声枪响过后，这位时任昆明军区政委、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高级干部倒在了自家院内。
枪声很短，影响却极为严重。案发地点戒备森严，受害者又是军政要员，普通的街头刑案判断显然说不通。接到报告后，周恩来立即要求全力抢救，并提醒办案人员：“问题可能在内部。”
这句话，改变了侦查方向。
谭甫仁1910年出生于广东仁化农家。大革命时期，他参加家乡的工农运动，后来随队伍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受挫后，他一度流落到国民党军队中，成为一名普通士兵。
1928年春，红军攻打新城时，谭甫仁被俘。教导队里，有人听见俘虏唱《国际歌》，感到意外，便把他叫来询问。得知他参加过南昌起义后，陈士榘认出了这名年轻人的革命经历，谭甫仁因此重新回到红军队伍。
这段经历颇有意味。身份一度改变，信念却没有完全断掉。此后，他参加井冈山斗争和历次反“围剿”作战，逐步从普通战士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干部。
在黄洋界保卫战中，红军弹药紧张，阵地形势一度吃紧。谭甫仁注意到部队仍有一门迫击炮，立即提醒战友投入使用。炮火打乱了敌军部署，也为红军反击争取了机会。后来，他又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积累了丰富的作战与组织经验。
1955年，谭甫仁被授予中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广西军区、武汉军区等单位任职，还担任过军事法院院长。干部评价中，常提到他的作风刚直、办事认真，但也正因如此，在复杂环境下处理问题时容易触及矛盾。
1968年，中央决定调他到云南工作。此时的云南局面复杂，军队、地方和各类历史问题交织在一起。谭甫仁到任后，兼任昆明军区党委书记、政委和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承担着稳定秩序、整顿组织和推动建设等多重任务。
权力越集中，责任越重，风险也越大。
1970年12月17日，凶手从昆明军区北门进入大院。门卫盘查松弛，内部通道又较为熟悉，他绕到谭甫仁住所附近，从后窗进入院内。整个过程说明，作案者不仅了解军区地形，也掌握内部管理漏洞。
王里岩开门后，先遭枪击。听到动静的谭甫仁从房间出来，凶手随即向他连续射击。谭甫仁身中三枪，送往医院后一直处于危重状态。周恩来得知后，曾安排专家赶赴昆明抢救，但谭甫仁最终于当日下午四时因伤重去世，终年60岁。
现场留下的弹头和弹壳，经鉴定来自同一支59式手枪。这样的枪支通常由部队干部配备，地方人员不易取得。专案组起初将排查重点放在军区各单位，却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枪械保管部门本身，也可能出现漏洞。
案发后第九天，军械员清点枪支时发现，两支手枪和20发子弹不见了。门窗、柜锁都没有明显损坏，说明盗枪者熟悉保险柜管理办法。周恩来关于“内部作案”的判断，至此得到重要印证。
转机来自一名八岁男孩。排查家属院时，马苏红回忆，案发当天清晨，曾有一名胖高个军人向他打听陈汉中住处。办案人员拿出保卫部门合影后，孩子指认此人就是王自正。
王自正原为保卫部门干部，后来因历史问题被关押审查。负责审查他的正是陈汉中，而谭甫仁主持的清查工作又使其处境更加困难。陈汉中当日外出，躲过了袭击，王自正于是成为重点嫌疑人。
抓捕时，王自正仍试图抵抗，并从被褥下取出手枪射击。外围战士迅速封锁现场，他见无路可逃，开枪自尽。随后，办案人员又从监管场所厕所内找到作案枪支，盗枪、行凶和返回关押地点的经过逐渐明晰。
此案暴露出的，并不只是一个人的凶残。警卫人员失职，枪械管理松弛，监管看守脱岗，内部排查又存在盲区，多个环节同时失守，才让一名被关押审查的人员有机会离开监管场所，实施重大犯罪。
专案组结案后，相关人员受到追责。周恩来看过调查报告，批示要求吸取教训。谭甫仁一生从俘虏成长为开国中将，经历过战场上的枪林弹雨，却在和平环境中的警卫漏洞里遇害，这起案件留下的，正是对制度疏漏最沉重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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