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7月初，本是一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夏日开端。特雷塞和布赖森当时都是美国大学的助理教授：特雷塞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法语，布赖森则在达特茅斯学院教授哲学。他们刚到达法国一位同事的乡间农舍，计划度过一个惬意的假期。生活似乎充满希望。“我找到了一个真正想共度一生的人，觉得自己非常幸运。”特雷塞回忆道，“苏珊和我迅速坠入爱河，那种感觉无与伦比。我们也在努力要个孩子。
我们喜欢法国，一切都很美好……直到那件事发生。”下午1点，特雷塞的恐慌已无法压抑。这时，他看到同事一边喊叫，一边向他跑来。“我记得那个瞬间。”特雷塞说，“我心想：‘果然出事了。’那一刻太可怕了。”救护车停在大门口，车里的人几乎让特雷塞认不出来。她全身缠着绷带，满是淤伤和血迹，双颊肿胀，眼睛几乎看不见，额头上一个巨大的肿包。
布赖森看到他的反应，缓缓抬起氧气面罩，沙哑地说：“我会没事的。”“我知道自己必须陪在她身边，必须倾听，但——这或许是男性的一种倾向——我想解决问题，却知道自己根本做不到。”在车道上，特雷塞握紧拳头，仰天喊出一声。他虽然数日后才知道事情的经过，但立刻明白，这是一个男人对妻子的暴行。在前往格勒诺布尔医院的救护车上，特雷塞努力压抑愤怒、恐惧和几近失控的情绪，强迫自己表现得冷静。
他回忆说，那感觉就像“演员走上舞台”。他成为了，或者说努力成为了“坚强、支持妻子的配偶”。这段经历成为特雷塞回忆录《重新开始》的起点。书中详尽讲述了此后数日、数周乃至数年的经历。这样的叙述少见，尤其是从男性视角描述妻子遭受侵犯和谋害未遂的经历。如今，特雷塞和布赖森都已70多岁，拥有终身教职，并育有一名成年儿子。袭击发生数月后，布赖森便开始公开谈论暴力问题，后来也开始写作。
1993年，她的叙述刊登于《纽约时报》，随后出版《余波》，探讨在遭遇暴力后如何重新寻找生活的意义。布赖森建议特雷塞也写下这段经历。“我知道他有能力写这本书，”她说，“我一直在鼓励他。”对特雷塞而言，写作有许多层面的困难。“其中之一，是一种共谋感。”他说，“人不可能不知道，绝大多数性犯罪是男性实施的。简单来说，如果那天走同一条路的是我，我就会安然无恙。”
另一个障碍是他是否有资格发声。“我该以什么样的身份说这些？苏珊所遭受的伤害远比我严重，我不想把自己称作‘受害者’。”特雷塞说，“但我确实想说，这件事的影响极其严重；这不仅是我的故事，也是数百万人的故事。”文中指出，当男性保持沉默，暴力就会被视为“女性的问题”。但实际上，“这是人类的问题”。在医院的头11天里，特雷塞一直守在妻子身边，两人都服用医生开的镇静剂。
布赖森因严重勒颈，气管骨折，几乎无法说话。特雷塞成了她的声音、支持者和权益维护者，也充当她的守卫，因为布赖森害怕袭击者会出现在医院。特雷塞始终保持高度警觉。他们拒绝分开，即使在治疗和检查期间也是如此。书中写道，布赖森第一次洗澡时，只有他们两人锁在浴室里。特雷塞为她洗完后，自己也冲澡，每隔15秒便探头确认她依然安全。
袭击经过由布赖森讲述，内容来自她在医院与一名侦探共同完成的证词记录。这项艰难的工作耗时8小时。记录令人惊骇：布赖森在步行时被人从身后扼住喉咙，带到一处泥泞的峡谷。她遭到殴打和侵犯，被勒颈，又被石块击打。她数次昏迷又苏醒，不断讨价还价、哀求对方饶命。最后，她假装死亡，折磨才告结束。自从录下证词后，布赖森几乎没有再看过这份文件。直到特雷塞请求将其收入书中，她原本也无意重读。
“尽管过程令人痛苦，但让读者准确知道她经历了什么很重要。”特雷塞说，“如果由我转述，那是在挪用她的声音。”而在丈夫的叙述中重读这份证词，也让布赖森有了不同的感受。“我非常感动。”她说，“我从未停下来想过，在我讲述这一切时，他是什么感受。让人们知道这件事对他的影响很重要。”证词中有一处，布赖森描述自己疼痛难忍，觉得死去或许更好。但她随后想到，丈夫会在峡谷中发现自己的尸体，而他将“独自留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念头给了她继续活下去的力量。
“我说不出话来。”特雷塞说，“就像在救护车上，她说‘我会没事的’。她并不是为了自己才这么说，而是为了我。”即使经历这一切，并回到美国后，特雷塞仍压抑自己的情绪，努力成为他自认为布赖森需要的“支持型配偶”。布赖森因伤休假，独自留在普林斯顿的家中，门窗紧锁；特雷塞则重新走进“正常生活”，去上班、采购食品、处理日常琐事。“我当时的问题是：‘我怎样才能帮到她？我该做什么？’这些正是我知道如何去做的事情。”
他说，“问题在于，有时我忙着做这些事，却没有让自己在情感上真正向她敞开，因为那会让我更加无所适从。”“我知道自己必须陪着她，必须倾听。但——这也是男性的一种倾向——我想解决问题，却知道自己做不到。这让我极其沮丧，有时也感到愤怒和抑郁。”许多伴侣关系无法在这样的创伤后维系，布赖森能够理解其中原因。“我对世界的信任彻底破碎了。我从本能上觉得，自己一走出前门就可能被杀，或者脚下的地面会塌陷。”
她说，“汤姆非常坚强，像一块岩石。我知道他认为这是我所需要的，但我需要的是有人陪伴。他没有哭，也没有显示出自己受到了伤害。有一段时间，我们理解彼此的能力都受损了。”布赖森曾怨恨特雷塞似乎能够回到原先的生活。她想象着他在外面一切都好。事实上，特雷塞几乎无法应付日常生活。“熬过一天都很困难。”他说，“上课前，我会躺在书房地板上，一心只想去别的地方。
哪怕是‘你的夏天过得怎么样？’或者‘你还好吗？’这样最普通的日常问候，也很难回答。99%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说，于是自己就像个幽灵。”他曾获得一项奖学金，计划写一本关于塞缪尔·贝克特的书，却完全失去了兴趣，最终也没有写成。特雷塞此前的事业建立在他对法国——这个国家及其语言——的热爱之上；此后，他再也不想回法国，甚至几乎无法忍受听见法语。
作者：安娜·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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