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秀兰,今年四十九岁,河南周口人,在镇上服装厂踩了十二年缝纫机。
三十九岁那年,我从厂里宿舍楼梯上摔下来,腰椎断了。医生说,下半辈子大概率站不起来。
我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脑子里一片空白。不是疼,是空。像有人把我身体里的东西掏走了,只剩一个壳子。
我丈夫王建军坐在床边,削苹果。他削得很慢,皮不断,一圈一圈垂下来,像条红色的蛇。他削完,递给我,说:"吃吧。"
我接过来,咬了一口,甜的。但我尝不出味道。
出事之前,我和建军的日子过得紧巴巴,但踏实。
我在服装厂踩缝纫机,一天干十个小时,一个月四千多。建军在镇上的五金店当搬运工,力气活,一个月三千出头。我们有个儿子,叫小磊,那时候上初中,成绩中等,调皮,但懂事。
我们住的是镇上老小区的两居室,六十平,贷款还剩八年没还完。每个月还完贷款,手里剩不了多少,但够花。建军爱抽烟,十块钱一包的红旗渠,一天一包。我嫌他浪费,他嘿嘿一笑,说:"抽完这包,下个月少抽。"
下个月照抽不误。
我也不真生气。日子嘛,有点盼头就行。
出事那天,是晚上九点多。厂里赶一批外贸订单,我加班到很晚。回宿舍时楼梯灯坏了,我摸黑往上走,脚下一滑,整个人滚了下去。
我记得最后一眼看到的,是天花板上那盏坏掉的灯泡,黑乎乎的,像个洞。
醒来时已经在县医院了。
瘫痪后的头三个月,我几乎没说过话。
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说什么。每天躺着,看着天花板,听窗外的鸟叫,听护士换药时的脚步声,听建军在走廊里跟医生低声说话。
医生说,康复训练要做,但恢复程度不好说。
建军问:"有没有可能站起来?"
医生说:"有,但很难。需要时间,也需要钱。"
建军没再问。
出院回家后,我开始漫长的康复。建军辞了五金店的工作,在家照顾我。他找了个零活,给附近几家超市送水,一桶水赚五毛钱,一天能送三四十桶。早上六点出门,晚上七八点回来,中间抽空给我做饭、擦身、做按摩。
我躺在床上,听着他进进出出的脚步声,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有天晚上,他给我擦完身子,我忽然说:"建军,我们离婚吧。"
他手里的毛巾停了一下,没抬头,说:"又说胡话。"
我说:"真的。我这样,拖累你。你才四十出头,往后日子还长。"
他把毛巾拧干,搭在盆沿上,坐下来,看着我。他的眼睛红了,但没哭。他说:"秀兰,你听我说。小磊还没成年,我不能让他没妈。再说了,我娶你的时候,说过啥?说过生老病死都在一起。这才哪到哪。"
我没说话。
他起身去倒水,背影有点驼。我才发现,他老了。
瘫痪后的第二年,我开始闹脾气。
不是故意闹,是心里憋得慌。每天躺着,吃喝拉撒都要人伺候,我觉得自己不像个人,像个物件。建军对我越好,我越难受。
有天他给我端饭,我手抖,碗摔了,汤洒了一床。我看着他,忽然就哭了,说:"你走吧!别管我了!"
他没生气,蹲下来捡碗片,说:"碎了就碎了,我再盛一碗。"
我说:"你烦不烦?"
他说:"烦。"
我愣了。
他抬头看我,笑了笑,说:"烦也得管。你是我媳妇。"
那天晚上,他给我换了床单,重新盛了饭,一勺一勺喂我。我吃着吃着,眼泪掉进碗里。
第三年,小磊考上高中,住校了。
家里一下子空了。以前虽然我不方便,但小磊在家,叽叽喳喳的,家里有点人气。他走了之后,家里就剩我和建军,安静得能听见钟表走针的声音。
我开始失眠。晚上睡不着,就盯着天花板数羊,数到几千只也睡不着。建军睡在旁边,呼吸均匀,我听着听着,心里更难受。
有天凌晨三点,我实在躺不住了,喊他:"建军。"
他一下醒了,说:"咋了?"
我说:"我想喝水。"
他起来给我倒水,递到我嘴边。我喝完,没让他走。我说:"建军,你说我是不是废人了?"
他坐在床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不是废人。你是病了。病了能治。"
我说:"治不好了。"
他说:"治不好也得治。"
我看着他,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脸,但能感觉到他在看我。我说:"建军,你后悔吗?"
他说:"后悔啥?"
我说:"后悔娶我。"
他没马上回答。过了很久,他说:"后悔过。你刚瘫痪那会儿,我夜里睡不着,想过,要是没娶你会不会轻松点。但想完,第二天早上起来,看见你躺在那儿,还是觉得,不能不管。"
我没说话。
他说:"秀兰,人这一辈子,谁没个难处?你难,我也难,但咱俩一起扛,总比一个人扛强。"
那天之后,我闹脾气的次数少了。
第五年,建军给我买了个轮椅。
二手的,三百块钱,他从网上淘的,自己组装了半天,螺丝拧歪了又拆了重装。我坐上去,他推着我到楼下转了一圈。
那是瘫痪后我第一次出门。
阳光很好,照在脸上暖洋洋的。小区里的老太太们在晒太阳,看见我,有的打招呼,有的别过脸去。我知道她们在想什么——这个女人废了,她丈夫真可怜。
我不在乎了。
建军推着我,慢慢走。他说:"以后天气好,我天天推你出来。"
我说:"你不用上班吗?"
他说:"送完水再来。"
我说:"你累不累?"
他说:"累。但推着你,心里踏实。"
那天我们在小区里转了三圈。我看见花坛里的月季开了,红的粉的,一簇一簇。我看见几个小孩在追跑,笑声很响。我看见一只猫趴在车底下,眯着眼晒太阳。
我忽然觉得,活着好像也没那么糟。
第七年,小磊上大学了。
他考去了郑州,学计算机。走之前,他蹲在我床边,说:"妈,等我毕业赚钱了,给你请最好的康复师。"
我摸着他的头,说:"妈不用,你好好的就行。"
他走了之后,家里更空了。
建军还是每天送水,早上出门,晚上回来。我坐在轮椅上,能自己挪到厨房倒水,能自己挪到阳台晒太阳。进步很慢,但确实有进步。
有天下午,我自己从轮椅上站起来,扶着墙走了两步。
就两步,腿一软,又坐回去了。
但我心跳得很快,像跑了八百米。我喊建军,他当时在阳台收衣服,跑过来,说:"咋了?"
我说:"我刚才站起来了。"
他愣了,说:"真的?"
我说:"两步。"
他蹲下来,摸了摸我的腿,手在抖。他没说话,但我看见他眼睛红了。
第九年,我能在屋里扶着墙走十几步了。
康复师说,这是奇迹。我说不是奇迹,是建军每天给我按摩、帮我活动关节,硬把我从床上"拽"下来的。
建军听了,嘿嘿一笑,说:"我就是瞎按。"
我说:"你瞎按按了九年。"
他没接话,转身去厨房做饭。
那段时间,我开始重新做点手工活。以前在服装厂踩缝纫机,手上有底子,我让建军帮我买了台二手缝纫机,放在客厅里。我坐着,慢慢踩,一天能缝几件衣服,拿到镇上去卖,一件赚十来块钱。
钱不多,但我觉得自己又像个活人了。
有天建军下班回来,看见我在缝一件小孩子的衣服,说:"这是给谁做的?"
我说:"隔壁老张家的孙子,她让我帮忙改个尺寸。"
他说:"你慢点,别累着。"
我说:"不累。踩缝纫机,心里踏实。"
他点点头,去厨房做饭。我听见他在里面哼歌,调子跑得很远,但很高兴。
第十年,也就是去年,我终于能自己走下楼了。
那天是建军生日,我想给他买包烟。他总抽十块钱的红旗渠,我想给他买包二十块的利群,让他高兴高兴。
我扶着楼梯扶手,一步一步往下挪。腿在抖,汗顺着额头往下流,但我没停。从三楼到一楼,我走了二十分钟。
到了楼下,我坐在花坛边上喘气。保安看见我,吓了一跳,说:"李姐,你能走了?"
我点点头,笑了笑。
我去小卖部买了包利群,又慢慢走回去。上楼比下楼更费劲,我走走停停,用了半个小时。
回到家,建军刚好下班。他看见我站在门口,手里拎着烟,整个人僵住了。
我说:"生日快乐。"
他走过来,接过烟,手在抖。他拆开烟盒,抽出一根,点了,深吸一口,然后蹲下来,把脸埋在我腿上,哭了。
我摸着他的头,头发白了很多,硬硬的,扎手。
我说:"哭啥,不就包烟嘛。"
他没抬头,闷声说:"秀兰,你站起来了。"
我说:"嗯。"
他说:"十年了。"
我说:"嗯。"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泪鼻涕糊了一脸,说:"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
我说:"我也以为。"
现在,我能自己走路了,虽然走不快,也走不远,但能走。
建军还在送水,但不用那么拼了。我在家踩缝纫机,一天能做几件衣服,赚的钱够买菜。小磊大学毕业了,在杭州工作,每个月给我们寄钱,我们不要,他说必须寄,我们就存着,等他结婚用。
日子慢慢回到了正轨。
有天晚上,我和建军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他忽然说:"秀兰,你还记得你刚瘫痪那会儿,说要跟我离婚吗?"
我说:"记得。"
他说:"那时候我真想过,要是你非离,我就答应。但我怕你一个人活不下去。"
我说:"我知道。"
他说:"现在不离了吧?"
我笑了,说:"不离了。"
他也笑了,说:"那就好。"
前几天,我去镇上的菜市场买菜,碰到以前服装厂的姐妹。她看着我,愣了半天,说:"秀兰?你能走了?"
我说:"能走一点。"
她拉着我的手,说:"你命真好,建军真是个好男人。"
我说:"是啊。"
她说:"要是换了我男人,早跑了。"
我没接话。
回家的路上,我在想,建军真的是个"好男人"吗?
他也会烦,也会累,也会在我闹脾气的时候摔门出去,在楼道里抽半包烟再回来。他也不是圣人,他有过犹豫,有过抱怨,有过想放弃的时候。
但他没走。
不是因为他多伟大,是因为他是我丈夫,我是他媳妇。就这么简单。
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坎。有的坎跨得过去,有的坎跨不过去。
我跨过去了。
不是因为我坚强,是因为有个人在我旁边,扶着我,拽着我,没让我掉下去。
有时候我想,如果当初我坚持离婚,如果建军真的走了,我会怎么样?
可能早就没了。
也可能还活着,但活得像个影子。
还好,他没走。
我也没放弃。
昨天下午,我踩着缝纫机,哒哒哒响着。建军在旁边修水管,叮叮当当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缝纫机上,暖洋洋的。
我忽然想起三十九岁那年,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觉得这辈子完了。
现在四十九岁,我能走路了,能踩缝纫机了,能跟建军一起去菜市场买菜了。
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但足够让一个人重新站起来。
也足够让一个人明白,所谓夫妻,不是风光时在一起,是落难时不松手。
你们说,这世上还有这样的男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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