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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杀经典案件案例大全

情杀经典案件：当爱变成杀意，没有一种“深情”值得原谅

“我得不到你，那就毁掉你。”

这句话，几乎是每一桩情杀案的共同潜台词。

2026年1月13日，安徽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2岁女医学生李群的母亲走出法庭，边哭边笑。她说：“女儿遇害了439天，终于等到这个消息，我感觉天亮了。”她的女儿被前男友林某强活活掐死，尸体被藏在床下，空调被调到16度延缓腐败。

这只是近年来情杀案件中最新的一例。

一、那些被“爱”杀死的人

李群案不是孤例。翻开近年来情杀案件的卷宗，类似的悲剧密集得让人窒息。

2024年11月1日，安徽安庆，22岁女医学生李群被前男友林某强以“讨论网店经营”为由约到出租屋。当李群急着要离开去见现任男友时，林某强直接掐住了她的脖子。李群在2018年通过网络认识林某强，为了减轻原生家庭的负担，她注册公司做起电商生意，同时考上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而林某强“表面上和女友一起经营电商，实际上就像寄生虫，靠着李群满足他的生活，打电玩度日”。李群多次提出分手，林某强下跪、自扇巴掌、扬言自杀，甚至写下200万元欠条哄骗复合，一分钱也没兑现。

她在被杀害那天早上，还在微信告诉母亲，距离考试还有49天，正准备报辅导班。

上海。朱晓东在与妻子杨俪萍发生争执后，用手扼住她的颈部，致其机械性窒息死亡。杀人后，他把尸体用被套包裹，藏在家中阳台的冰柜里，整整三个多月。期间他用妻子的手机不断发微信给亲友，制造她还在世的假象，转走她支付宝里的4.5万元，透支信用卡10余万元，到韩国、海南、南京旅游挥霍，还用妻子的身份证到酒店开房与异性约会。

法院二审时写下了一句评价：“朱晓东的所作所为，反映了其自私、冷漠已经远远突破了人性的底线”。

北京。北大女生包丽在宾馆服药自杀，送医后被宣布脑死亡。她与男友牟林翰的聊天记录显示，牟林翰因纠结她的过往性经历，持续对她进行高频次、长时间的辱骂，要求她在身上文“我是牟林翰的狗”。法院最终认定，牟林翰的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辱骂行为，是制造包丽自杀风险并不断强化、提升风险的决定性因素。

广东佛山。26岁的陈某某因长期遭受丈夫杨某东的精神控制，决心离婚。杨某东不允许她与异性接触。陈某某曾转发一条杀妻新闻给丈夫，说“我不想上新闻”。2024年3月，她还是被杀害了。

湖北襄阳。男子朱某虎因追求朱某群被拒，冲入其家中持刀捅刺数十刀，割断颈动脉与气管，其间还曾试探她的鼻息，确认还有呼吸后，继续补刀。2026年一审时，法院以“本案确因情感纠纷引发，朱某虎无犯罪前科，到案后如实供述，当庭自愿认罪”为由，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检察院随后抗诉，认为从宽理由不成立。

山东滨州。22岁男子持刀杀害大他12岁的女友。此前，男方因结婚产生矛盾被女方发视频曝光。一审法院以“感情纠纷引发、有自首情节”判处死缓，受害者家属已申请抗诉。

陕西西安。31岁女护士被男友师某豪杀害。师某豪曾私装定位器，放话“得不到就毁掉”。二审维持一审死刑判决。法院认定：“本案系因情感纠葛引发，师某豪有自首情节，但被害人无过错，师某豪杀人意志坚决，犯罪动机极其卑劣，杀人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危害极大，故对其不足以从轻处罚”。

二、情杀的本质，从来不是“爱”

把这些案件放在一起看，一个反复出现的模式浮出水面。

检察官在对近三年情杀案件的分析中发现，情杀犯罪呈现两个特点：犯罪嫌疑人为男性的占72%，30岁以上的占66%。杀人手段普遍残忍，刀具尤其是菜刀，往往成为夺命武器。

但比统计数据更值得关注的，是情杀背后的心理机制。

台湾学者对情杀犯罪特性的研究发现，情杀原因以“爱情分手”和“爱情嫉妒”为主，“劣势者则会以暴力报复对分手的不甘与不满”，“愤怒情绪失控”最终引发攻击行为。

以色列心理治疗师Ayala Malach Pines的研究指出，有时候我们在亲密关系中要的并不是爱本身，而是“控制感”——尤其是在得不到爱的时候，“就可能萌生杀机”，“夺回一点控制感”。

情杀的本质，从来不是爱。是控制。

当一个男人说“我太爱你了，所以不能失去你”的时候，他真正在说的是“我不能接受你对我的生活失去控制”。李群案中的林某强，长期靠女方养活，打电玩度日，当李群想离开时，他用下跪、自扇巴掌、扬言自杀、写200万欠条来挽留——这一切不是爱的表达，是控制的手段。当控制彻底失效时，他选择了毁灭。

包丽案中的牟林翰，纠结女友过往性经历，逼她文身“我是牟林翰的狗”，用高频次、长时间的辱骂来摧毁她的心理防线。这不是占有欲，这是精神虐待，是系统性地摧毁一个人的自我价值，让她相信自己不配离开。

朱晓东在杀害妻子之前，已经购买了《死亡解剖台》等书籍和冰柜，并从工作单位离职。这不是“一时冲动”，这是有预谋的杀人。

三、从“感情纠纷”到“故意杀人”，法律的红线在哪里

情杀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有一个微妙的位置。

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在实际判决中，“感情纠纷”“婚恋矛盾”常常被作为从轻情节考量。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4号（王志才故意杀人案）明确：因恋爱、婚姻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被告人犯罪手段残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被告人具有坦白悔罪、积极赔偿等从轻处罚情节，同时被害人亲属要求严惩的，可以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决定限制减刑。

正义智库的判例分析也指出，“婚恋纠纷等民间矛盾能够作为从轻情节，在死刑案件中影响案件的量刑结论”。但这类民间矛盾必须满足条件：“纠纷双方的关系必须是熟人关系；纠纷内容不能达到涉及刑事案件的程度；与刑事案件的发生具有关联性”。

问题在于：当“感情纠纷”成为杀人减刑的理由时，它在事实上向施暴者传递了一个信号——只要你曾经爱过她，杀她就可以少判一点。

西安女护士案的法院判决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参照。法院承认“本案系因情感纠葛引发，师某豪有自首情节”，但最终仍然判处死刑，理由是“被害人无过错，师某豪杀人意志坚决，犯罪动机极其卑劣，杀人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危害极大，故对其不足以从轻处罚”。

这个判决的逻辑是清晰的：感情纠纷可以解释动机，但不能减轻罪责。被害人没有做错任何事，她只是选择离开了一个她不该爱的人。

四、那些“深情”的谎言

每一起情杀案发生后，都会有声音说“他也是太爱她了”“感情的事说不清楚”“一个巴掌拍不响”。

这些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把控制欲包装成了深情，把犯罪归因于感情。

李群案中的林某强，在法庭上请求“重新做人的机会”，并称“愿赡养受害者父母”。李群的母亲听到后感到“非常可笑”。一个靠女友养活两年、多次分手纠缠、最终掐死对方的人，有什么资格谈“赡养”？

朱某虎案中，他割断前女友的颈动脉和气管，试探鼻息后继续补刀——然后法院以“如实供述”为由从轻处罚。如实供述是法定义务，不是值得奖励的美德。

当一个男人说“没有你我活不下去”的时候，请认真对待这句话——不是当成一句浪漫的情话，而是当成一个危险的信号。 它意味着，他已经把自己的生存完全依附在你身上。当你选择离开时，他失去的不是一段感情，而是他赖以生存的控制体系。

五、写在最后

这些案件有一个共同点：被杀的女人，都是试图离开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