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民国军统局上海站档案片段、上海地方志抗战史料、民间口述历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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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之初的上海，是个很特别的地方。
租界里霓虹灯照常亮着，百乐门的舞曲照常放着，电车叮叮当当从马路上碾过，报童的吆喝声混在风里，十里洋场的热闹一样不缺。
可明眼人都知道，这座城市早就不是从前那个上海了。
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事变爆发，淞沪会战打了整整三个月。
中国军队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浴血死守，终因力不能支，含恨撤出了战场。
上海大部分城区就此落入日军之手，只剩下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这一小块地方，像一座四面被围的"孤岛"，靠着一层租界的壳，勉强撑着表面的太平。
白天，租界里照样是车水马龙、歌舞升平；夜里，多少双眼睛在暗处盯着来往的人，多少句话在茶馆、饭局、舞厅里传进传出。
这层壳底下，处处都是眼线。
日本人喜欢用各种体面的名目做掩护：办报纸、开书院、搞俱乐部，一个比一个雅致，骨子里干的全是刺探情报、策反破坏的买卖。
租界里哪怕一盏茶、一支烟、一句闲话，都可能传到不该去的地方。
情报战就是这样——不动枪，不冒烟，可杀起人来比战场还安静。
日本人在上海铺了一张网，军统也在对面较劲，两边都在往对方的窝里钉钉子、埋暗线。
日本人要在中国人堆里找出那些敢跟自己作对的人，中国一方则要想方设法把日本人安插的眼线一个个拔掉。
这场看不见的交手，激烈程度一点不比正面战场差。
有人在前线放枪，有人在沦陷区的暗巷里斗心眼，两种仗，都是拿命在拼。
身在其中的人，白天得装得跟没事人一样，夜里得睁着一只眼睡觉，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活着见到太阳。
就在这片虎穴狼窝里头，有一个名字，让军统一方面的人既佩服又悬心：吴忆梅。
吴忆梅是地地道道的上海姑娘，皮肤白皙，身材窈窕，模样是标准的江南女子。
光看长相，谁都会以为她是哪家大户的千金，一辈子跟针线绸缎打交道。
可就这么个看上去温温柔柔的姑娘，会拳术、会射击、会开车骑马、会画画照相，还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俄语。
更要紧的是，她善于化妆，今天一个模样，明天又一个模样，行踪飘忽，谁也说不准她到底长什么样。
因为这个本事，她得了个响亮的绰号——"千面女郎"。
日本人挖空心思要抓军统的人，军统这边也拼了命往对方窝里钻。
而吴忆梅钻进去的地方，偏偏是日本人最得意的两处老巢：一所挂着"书院"名头的间谍学校，和一座海军俱乐部。
更绝的一手还在后头——她在这两处老巢里，干成了一件让日本人大为震怒、却始终查不出由头的事。
那件事的来龙去脉，得从吴忆梅这个人说起。
这段真实往事，得从吴忆梅这个人说起。
【一】上海姑娘，考进了警官学校
吴忆梅是上海人。
关于她的家世，史料着墨不多，只知道她不是那种家道中落、走投无路才去冒险的女子，而是一个从小在上海长大的姑娘，模样生得好，人也聪明。
那个年头，一个年轻姑娘要改变命运，摆在她面前的路其实很窄。
念书、嫁人、操持家务，是绝大多数上海女子的寻常轨迹。
世道又乱，仗一年一年打，上海的街面上时局一天一个样，安稳二字成了最奢侈的东西。
可吴忆梅偏偏挑了一条最不寻常的路——她跑去南京，考进了警官学校。
在当年，警官学校是清一色的阳刚之地，学员里十个有九个是男的。
一个年轻姑娘放着安稳日子不过，跑去念警官学校，本身就是件稀罕事。
进了学校，那日子更不好过：拳术、射击、化妆、密电，样样都是真刀真枪地练，体能和意志都被按在极限上磨。
一起入学的男学员，都有不少熬不住中途退学的，吴忆梅一个上海姑娘，愣是咬着牙把这一整套全扛了下来。
夜里练到手脚发麻，白天照样得精神抖擞地站到队列里去——这一关，先熬下去的人，才谈得上后面的本事。
史料记载得很实在：她精通拳术和射击，会驾车、会骑马，还会绘画和照相，能言善辩，脑子转得极快。
这几样本事凑在一块儿，放在那个年代的女孩子身上，已经是全能选手级别的了。
格斗射击是硬功夫，真到了刀口上，靠它们保命；开车骑马是场面上的活计，出任务、转移、撤退都离不了；绘画照相听着风雅，放到情报场上却各有妙用——照相能记录目标，绘画能描摹地形，都是特工的傍身技。
一个女子要练出这一身本事，背后下的苦功夫，外人根本想象不到。
更难得的是她的外语。
史料明确写着，她会英语和俄语。
别小看这两门语言——抗战时的上海，能讲英语，意味着她能跟租界里各色洋人、买办、公馆人物打交道，进出不少场合都有了通行证；能讲俄语，在那个"白俄"聚集的十里洋场，又等于多了一种进出某些圈子的门道。
语言是门活计，落到情报场上，它就是敲门砖，也是保命符。
碰上要紧的场合，一句话说对了，门就开了；一句话说砸了，命就交代了。
吴忆梅这两门外语，等于给自己备下了两张进出的票。
最让人称奇的是她的化妆功夫。
史料里那句"善于化装，行踪诡秘，飘忽不定"，说得轻巧，落到实处却是一门真功夫。
脸上抹一把灰，换个发型，换身衣裳，说话的腔调再跟着变一变，一个人转眼就能成了另一个人。
这份本事看着像戏法，背后是日复一日的观察和练习——脸型轮廓怎么遮掩，步态习惯怎么改，眼神怎么收敛，全有讲究。
正因为这个本事，军统里头的人都叫她"千面女郎"。
还有资料把她归在军统"十只花"的行列里——那是个形容军统女特工的说法，能进这个名单的，个个都不是寻常人物。
吴忆梅被军统一方看中，说起来也顺理成章。
她上海土生土长，熟门熟路，方言人情都在行；外语好，能周旋；功夫过硬，关键时刻顶得上；再加上那手出神入化的化妆术——这样的人才，正是往沦陷区、往日本人窝里扎的最合适人选。
于是她受命回到上海，一头扎进了当时最凶险的战场——不是拿枪的战场，而是看不见对手的特工战场。
要说她为什么放着安稳日子不过，史料没有明说。
可那一代年轻人，有几个能真正安稳？
淞沪会战的炮声就响在家门口，日军侵占上海的每一步，都踩在中国人的心头上。
一个在上海长大的姑娘，见过炮火，见过硝烟，见过同胞的眼泪，心里那杆秤自然会偏。
她考警官学校、练一身功夫、学几国语言，说到底，是把自己活成了那个年月需要的样子——不是为了一官半职，而是为了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能挺直腰杆做点什么。
在特工这行当里，有种说法叫"最好的掩护就是最普通的人"。
一个总在人堆里晃、却从没人记住她模样的人，恰恰是最危险的人。
吴忆梅就是这样——她越是能把一张脸藏进千万张普通面孔里，越是能在刀尖上走得稳。
她要扎进的地方，先是一块叫"文友社"的招牌。
【二】一块"文友社"的招牌
1937年9月，上海一条僻静的街道旁，悄然挂出一块铜质招牌，上头用隶书写着三个字："文友社"。
名字取的是"以文会友"的意思，听着文绉绉的，像是个文人雅士聚会的场所。
可这地方的门道，远比它表面的名头深得多。
文友社的来头，牵扯到一桩复杂的周旋。
当年上海有程克祥、彭寿这两个人，跟军统方面的关系若即若离，脚踏两只船，谁得势就想往谁那边靠。
他们向军统方面的文强提出，想成立一个叫"文友社"的组织作掩护，由他们出面操持，再聘用男女记者五六人，配上办公楼、一笔备用金和一部小轿车。
戴笠听了文强的汇报，一番思量之后，同意了这件事。
文友社的招牌就这么挂了出来。
为什么偏偏是办"社"、办报纸？
因为记者这个行当，在那个年代天生就是打探消息的好壳子。
记者要跑新闻、要见人、要走动，去哪儿都有个光明正大的由头；报纸要采编、要送发行，里里外外都是人头和耳目。
日本人要往中国社会里埋眼线，记者是最好用的身份；中国一方要想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安钉子，记者同样是最好的身份。
文友社这块招牌一挂出来，就成了军统和日本间谍较量的一个暗场子——两边都盯上了它。
日本人也看穿了这层门道。
一个挂着记者身份的机构，天然就是刺探情报的好去处，日本人怎么会放过？
于是，这块招牌底下，两边的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明里是文人的场子，暗里全是斗心眼。
谁的人马多一根，谁就多一分主动；谁先看穿谁，谁就握住了先手。
戴笠事先就做了安排。
他嘱咐文强，文友社聘用记者，不能靠私人介绍，必须考试招聘，从应聘者里择优录用。
这一招看着是走流程，其实大有讲究：人得自己选、自己考进来，底细才可控，也才不会轻易被外人安插进来。
后来发生的事，证明这一手防得多值。
先说一个日本间谍。
程克祥介绍了一个日本间谍进文友社来当记者，戴笠得到消息，指示文强向程克祥提出：必须通过考试、审查资历，才能定下工资。
这一招看着客气，实则是将了一军——你让一个日本间谍去考中国记者的试，他怎么考得过，凭什么拿工资？
果然，这个日本间谍知难而退，主动提出可以不计报酬。
这么一来，等于自己把自己暴露了：一个不计报酬、非要赖在文友社里当记者的日本人，不是间谍是什么？
可戴笠心里另有盘算。
他权衡利弊后指示文强：要是坚决拒绝，反而可能打草惊蛇，惊动了这只老狐狸，就没法盯住他了。
不如佯装不知，放他进来，暗中密切注视他的动向，说不定还能从他身上窥到些"内情"。
这一手欲擒故纵，把敌人"请"进了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看似退让，实则是把主动权攥在了手里。
猎物自投罗网，猎人就守在旁边看它表演。
再说一个日本间谍司机。
程克祥还引荐进来一个日本间谍，充当文友社的司机。
此人十分狡诈，圆滑老练，很不好对付。
戴笠又用了另一招——他安排安占江、吴忆梅在社里的日方特工中间煽风点火，散布流言，说这个司机如何骄傲、如何不好，要大家齐心协力来对付他。
这一招果然见效。
日方作贼心虚，以为是这个司机已经暴露了身份，便让他以"自动辞职"为名离开了文友社。
日军疑神疑鬼，亲手把自家一颗钉子拔了出去，文友社内部就此清干净了一角。
连他自己人都不信他，这个间谍，当得真是憋屈。
司机空缺出来，戴笠又指示文强，通过巧妙的社会关系，把军统的高级特工"阿毛"介绍去应聘当了社里的司机。
阿毛打进文友社后，与潜伏其中的王树人配合默契。
史料里有个细节很有意思：阿毛做梦也没想到，他天天见面的那位"王瘸子"，就是他的顶头上司。
一明一暗，两个自己人，把文友社最关键的一条"腿"——出门的车轮子——稳稳攥在了手里。
往后谁要从文友社出门办什么事，脚底下踩的都是军统的车。
就在文友社被一寸寸"翻修"成自己人地盘的同时，戴笠、文强还通过爱国人士章乃器、胡子婴夫妇，不断对程克祥、彭寿施加影响。
那正是全国抗战的高潮期，人心向着抗日一边倒，程克祥、彭寿二人受这股大潮的冲击，再加上章乃器夫妇的反复引导，渐渐开始向军统一方靠拢。
史料里说得明白：文友社的反间谍战虽然不到两个月，程克祥、彭寿却在复杂斗争中从脚踏两只船，一点点转向，文友社最终成了"一边倒"的、既不"文"也不"友"的反间谍掩护机关。
表面上是日本人挂靠的机构，实则里子早被翻了过来，成了军统对付日谍的一处隐蔽据点。
人心这种东西，战场上抢不来，只能一点一点焐热了拉过来。
而就在这个当口，戴笠亲自点将，安排两位女特工去应考文友社的记者。
一位是安占江，哈尔滨人，1913年生，北平高级警官学校毕业，能骑善射，枪法精准，还精通日语、能写会画，是军统"十只花"里的头一号，人称"北国美人"；另一位，就是我们的吴忆梅。
考试之前，戴笠单独把两位姑娘召去，面授机宜。
他叮嘱的话很有讲究：去应聘，火候要拿捏得刚刚好——既不能表现得太出色、锋芒毕露，以免引起怀疑和注意；也不能因为太过笨拙而落选。
得见机行事，该藏就藏，该露就露。
这话看着简单，做起来极难。
多一分，显得可疑；少一分，考不进去。
两个姑娘要把这"火候"二字吃透，靠的正是她们多年练出来的那份眼力和分寸。
两位姑娘把这话听进了心里。
笔试她们顺利通过，面试时又落落大方、回答问题得体适度，双双被录用，成了"文友社"的记者。
就这样，军统的两颗"暗椿"神不知鬼不觉地埋进了日本人眼皮底下的这家机构，程克祥、彭寿和日方间谍谁也没起疑心。
两颗"暗椿"埋下去，文友社这盘棋，军统算是下稳了一大半。
吴忆梅和安占江这对"姐妹花"，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她们以"文友社"记者的身份做掩护，接下来要去的，才是真正的龙潭虎穴。
【三】混进日本人的间谍书院
吴忆梅的下一站，是同文书院。
这个"同文书院"，全名叫东亚同文书院，来头不小。
它是日本人办的，名义上是日本民间团体东亚同文会经营的私立学校，实际上却是日本外务省和军部等联合经办的高等间谍学校。
史料里有句话说得直白：这是"为了培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爪牙"而诞生的学校。
同文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末。
它的前身，是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那是日本最早的侵华经济情报机关，也是一所间谍学校，创办者是日本侵华间谍的"鼻祖"荒尾精。
荒尾精此人，早年还创办过日本最早的侵华间谍机关汉口"乐善堂"，一辈子靠着一套"打前站、摸门道"的本事吃饭。
同文书院的第一任负责人根津一，就是乐善堂的老牌间谍出身，还参加过甲午战争。
说白了，这所"书院"从根子上，就是日本对华情报的老窝，血缘关系摆在那里，一脉相承。
那套"乐善堂""打前站"的生意，一代传一代，传到同文书院，已经是熟门熟路的老行当。
1900年前后，东亚同文会在上海创办了这所学校。
它先在上海高昌庙一带开办，后来迁到徐家汇虹桥路一带。
学校明面上讲学育人，背地里干的事触目惊心——它先后派出过多批"中国通"间谍，打着旅行的旗号到中国各地测绘军用地图，把山川道路、矿场水源摸得一清二楚，甚至连偏远的内地、边疆都不放过。
这些地图精度高、信息全，日军侵华时，靠的就是这些提前画好的底子。
可以这么说，这所"书院"就是日本人在上海的一处情报大本营，也是为侵华战争"打前站"的急先锋。
对这样一所学校，中国人是又恨又怕，可它偏偏就杵在上海，明晃晃地招人、育人、画地图。
1920年后，同文书院还设过一个中华学生部，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可因为中国人反日情绪浓烈，一直招不满人，凋敝零落。
到了抗战爆发前后，这所学校的间谍本色，早就被中国一方摸得一清二楚。
日本人在这所"书院"里藏了多少秘密，没人说得清；可中国一方也早就在打它的主意——越是这样的地方，越值得想办法安人进去。
想端掉它难，想摸透它，就得有人钻进去。
吴忆梅要进的，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她用的身份，是"文友社"的记者。
记者这个身份妙就妙在，往哪儿去都显得顺理成章——采访嘛，走到哪都有个由头，谁也说不出什么。
吴忆梅和安占江，就以这个身份为掩护，打进了同文书院和日本海军俱乐部，广泛结交日本各方人士。
海军俱乐部是日本在沪海军人员交际往来的场所，军官、商人、翻译进进出出，消息格外活络，是收集情报的好地方。
这两个地方，一个是日本对华情报的老窝，一个是日本在沪势力的交际场，哪一个都不是好混进去的地方，可她们偏偏都进去了。
能进得去，靠的是胆；能站得住，靠的是火候；能带出东西来，靠的才是真本事。
别以为这只是一句轻描淡写的"结交"。
史料记载，她们搜集到的情报相当扎实：同文书院内部日本特务机关的相关人员、组织结构、行动规律，以及他们在上海市内、近郊的联络点，还有那些形形色色的关系人，这些信息被一点一点地摸到手，详细上报。
这等于把日本人这处情报大本营的内部结构，一张一张拆开，送到军统手里。
谁在里面管事、怎么分工、平时走什么路、跟哪些人来往，全都成了有用的底牌。
这是特工战里最磨人的活计，也是最见功力的活计。
一个陌生面孔混进日本人严密掌控的书院，光站稳脚就不容易；要不动声色地跟日本各色人等套近乎、套话、记路线、认人头，还得保证自己不露馅，这就全靠火候了。
吴忆梅的化妆功夫，她那口外语，她那张会说话的嘴，在这儿全派上了用场。
日本人看见的，是一个谈吐得体的女记者；军统拿到的，是一张越织越密的情报网。
今天多认一张脸，明天多记一条路，日积月累，日本人自以为铁桶一般的书院，早就透风了。
这些情报拿在手里，能派什么用场？
同文书院和海军俱乐部里进出的，是日军特务机关和海军系统的人。
谁跟谁是一条线上的，谁负责哪一块，他们平时在哪儿接头、靠什么传信，摸清了这些，就等于掐住了日本人情报网的几根主线。
平日里也许用不上，可真到了要动手的时候，哪根线能掐、哪个人能策反、哪个联络点能端掉，心里就有了数。
吴忆梅她们干的，就是给军统手里添一副摸透敌情的底牌。
底牌越多，往后每一步棋，才越敢落子。
这一阶段的成果，已经让军统对上海日特机关的底细有了个大概轮廓。
可真正的重头戏还在后头——史料记载，吴忆梅接下来奉命去结识一个人，一个化装成"教授"、藏在同文书院里的日本上尉间谍。
【四】那位"教授"
这个日本上尉间谍，名字叫福田信一。
此人身份很不一般。
他不在军装堆里露面，而是化装成"教授"，混在东亚同文书院里，以学者的面目作掩护，干的是间谍的勾当。
有消息说，他身上牵着一桩关系上海天空安全的机密——此人暗地里跟日军空袭的某些部署脱不了干系。
这样一个人，要是能拿下，等于在上海的天空上，给日本人的轰炸机掐断了"引路灯"。
天上那些炸弹往哪儿落，很多时候就是由地面上这一双双手在暗处"指路"的。
可越是这样的目标，越难近身。
一个化装成"教授"的间谍，警惕心绝不会低，平日里出入必然谨慎，身边的情况也摸不透。
他藏在这所间谍书院里，有日本人层层作保，外人想靠近，连门都摸不着。
吴忆梅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等于要在一群日本人中间，单刀赴会地去接近一个最可疑的老狐狸。
她没有急着亮底牌，而是按部就班地以记者的身份结识了福田信一。
该怎么接近、用什么由头、在什么场合开口，史料没有一一写明，但可以想见，这中间每一步都得拿捏分寸——进早了暴露意图，进晚了坐失良机，语气眼神稍有不慎，对方警觉起来，这局就全盘皆输。
对一个在刀尖上走过无数回的老手来说，越是紧要关头，越不能急。
她得像一根慢慢收紧的绳，一圈一圈绕着对方转，转到他放松为止。
史料给后人留下的，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结果：这位深藏不露的"教授"，居然真的跟着吴忆梅走出了书院，走进了一处灯红酒绿的所在。
舞厅是什么地方？
灯火昏黄，音乐弥漫，人挨着人，话赶着话，最容易让人放松戒备的温柔乡。
吴忆梅要把一个深藏不露的日本间谍，从戒备森严的书院里"钓"到这儿来，光这一步就已经险到了极致。
可偏偏，这位"教授"就被引了出来。
而在那杯酒递到"教授"面前的瞬间，后面会发生什么，当时只有吴忆梅一个人心里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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