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为了发展生产，除了种植经济作物外，还准备开发新的致富道路。那年各连队的领导干部在团部集中开会，钱团长动员大家献计献策。
指导员胡振林在会上表示可以去找煤矿，理由是在霍拉山南边有许多矿产资源，已经开采出煤的有恰尔巴格煤矿、塔什店煤矿和巴州煤矿，那么在霍拉山北麓也应该可以挖到煤。还听说霍拉山北面生产队的老乡曾经在山谷里捡到过煤块，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个露天煤矿。
会上大家都怀着美好的愿望，表示可以试试。这就更增强了胡指导员的信心。
胡指导员从团部开会回来，立即成立了探矿小组，抽调农业班班长刘志雄担任组长，我和邵玉瑶、李明珠、柴栋和王春煊等人参加。我们又从团部领回采矿用的电雷管、炸药和导火线，其它挖掘工具也一应准备齐全。
我的弟弟克耀听说我要去找煤矿，特地从上海图书馆借了地质类的图书寄来给我参考。
参考书
临出发前，胡指导员给我们作了动员，他说：“我们努力一点争取早日找到煤矿。你们吃住在外面肯定辛苦，需要什么尽管提。找矿期间粮食不定量，白面、食油放开了吃。”胡指导员说的话，在粮油不足的年代，无疑是一个最让我们激动的消息。我们全都信心满满。
到了霍拉山下，我们住在蒙古族老乡达瓦家里，达瓦还未成家，与父亲住在一起。我们去了他们非常高兴，达瓦的父亲让我们睡在土炕靠近炉子那一边，说：“靠近炉子暖和一些。”
我环顾了房间里面除了一个大火炕，上面有两件当被子用的老羊皮，墙上挂了一个大麻袋，据说里面装的是馕，是他们父子俩的口粮，还有两把坎土曼。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家具。在那个年代，两个壮劳动力竟会穷得家陡四壁，这样的日子怎么过？
我们安顿好后，当天下午就进山探寻煤矿。
远远看去霍拉山云雾缭绕如诗如画，走进山谷顿时觉得阴冷潮湿。只见陡峭的悬崖上爬满了藤蔓，谷底是一片原始森林，我们沿着放羊的小道往大山深处走去，路的两边布满了荆棘。
刚走进山谷，一大群野鸽被我们惊飞，躲在山崖上的鹞子突然冲向鸽群，一只被啄受伤的野鸽从空中摔了下来，落在李明珠的脚边，他拾起野鸽说：“开门红啦，我们有肉吃了。看起来找矿很有希望啦。”刘志雄说：“这与煤矿有什么联系啊？”李明珠说：“鼓鼓劲呀。”刘志雄说：“你要有劲，就到那边山上去看看。”
路边是一个小山峰，山坡上老乡放羊的小道蜿蜒向上，李明珠沿着山路飞奔而去。
我看那山峰非常陡峭就说：“很危险啊！”刘志雄说：“这家伙从小爬山，能着咧。”
我们正讲着话，李明珠已经爬上峭壁向我们招手。他回来后说：“我看这个地方风景很美，但是不会有煤的。”
刘志雄说：“你怎么一会儿鼓劲，一会儿就丧气啦！即使没有煤矿我们也要找个遍，不然胡指导员的‘放开了吃’不吃白不吃啊。”
我们在山里探寻了几天一无所获。只见到一个被废弃的六棱水晶石矿洞，里面大颗粒的水晶石已经被开采完。我在里面挖到一小块布满小水晶的石头，似一座小小的水晶石假山，我用杨树木雕了一个底座，把水晶石假山放在上面，回去后放在宿舍里，成为一个很好的装饰品。后来在回上海探亲时我把它送给弟弟留作找矿的纪念。
胡指导员与老乡生产队联系，找来一位维吾尔族老汉，据说是他在山里捡到过煤块。他还牵来三匹马，胡指导员让我和刘志雄跟随老乡去探路。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就骑着马往霍拉山进发，由于老乡只会说一点点汉语，我和刘志雄骑着马跟在老乡后面一路无话。
到了山脚下，晨曦初露，但是山北还没有大亮，山谷里雾气茫茫。我们沿着溪水前行，陡峭的山谷两边林木苍翠，峭壁上的青苔又湿又滑，路越来越难走，有一段陡坡只能攀岩向上，我们汗流浃背艰难地跟上老乡。我很惊讶马的攀岩能力，这几匹马的个子虽然小，爬山却轻松自如。
上到半山，忽然看见一条平坦的柏油马路。刘志雄说：“不对呀，怎么有公路了？”我们与老乡沟通了半天，才弄清楚他是要翻越霍拉山，带我们到山南边的塔什店煤矿厂去。老乡没有搞清楚我们是在找煤矿，他以为我们是去买煤，真是误会一场，只能返回去了。
这时天已经傍晚，很快就会看不见山路，老乡挥着手对我们说：“忙，忙啊！”（维吾尔语：走，走啦！）随即他骑上马就走了。我们骑马紧跟在后面颠簸前行。
垂直的悬崖
下山的路更难走，几近垂直的山路我都不敢往下看，骑在马上由马自己找路，人往前倾斜几乎要掉下马背。
天渐渐地暗下来，一会儿就伸手不见五指。漆黑的山谷里水流声与野鸟凄厉的叫声混在一起，让我胆战心惊。在那么险峻的山路上行走，不知道马是用眼睛还是用鼻子探路。
我闭着眼睛紧紧地抱住马脖子，心悬在半空中，感觉像在天空中飞翔。遇到陡坡时，那马用两只前蹄支撑着保持平衡，像滑滑梯似的从悬崖上一路往下滑。只听见风在耳边呼呼作响，马也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那时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恐惧，听马由命吧。
直到我们回到了驻地，我还惊魂未定。后来听达瓦说，那几匹马都受了伤，后腿和臀部流了血，皮和毛刮掉了不少。
经过那次遭遇后，胡指导员再也不敢造次。他向团部报告后，由团部生产股参谋选定地点让我们炸孔开挖。
我们把人员分成两组，每天扛着大锤和钢钎，钻炮眼炸石头，弄得灰头土脸，回来后用山泉水洗漱擦身。时间一天天过去，那段时间的生活虽然艰苦，好在粮食没有定量，我们放开了肚子大吃大干，一个月的粮食半个月就吃完，让连队的上士陈德苏大吃一惊。
调到林园三连后，我们好像还没有吃过一次肉，刚到霍拉山时曾经煮过一只野鸽吃，每人才分到一块肉。现在每天看到天空中大群的野鸽，让我们垂涎欲滴。
一天我和邵玉瑶轮到在家做饭，邵玉瑶说：“我们有现成的炸药雷管，去炸几只野鸽让大家开开荤。”我说：“好！大家的体力消耗那么大，是该打打牙祭啦。”
那时为了安全，炸药、电雷管和电池是分开保管的，我保管着雷管，柴栋保管干电池。早晨大家出工时，我问柴栋要了电池。
于是我和邵玉瑶准备起来，将小石子混在炸药包里，装上电雷管后埋在麦场地下，用麦草将电线伪装起来，把电线另一头拉到房间里，又在周围撒一些包谷粒，我们就在房间里张望，只要野鸽一落下就接通电源，到时炸死的野鸽一定是一大片，今天晚上大家就等着吃鸽子肉吧。嗨嗨！
远处的野鸽
那些野鸽原本都是在麦场上栖息，我们在安装炸药时它们飞走了，从上午一直等到傍晚野鸽再没出现，不知道它们躲在哪里。当我们收走了炸药电线，它们就回来了。
第二天我们如法炮制，把电线伪装得更好一些。它们又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等到天黑，我们垂头丧气地收走了炸药电线，它们却像扫雷的工兵一样大模大样地飞回来，并把地上的包谷粒吃得干干净净，在麦场上昂头挺胸来回飞舞，嘴里发出咕咕的声音，似乎在嘲笑我们。我们忙得精疲力尽，咽着口水看着野鸽鞭长莫及，无可奈何啊。
再说开挖掘进毫无结果，挖出的黑石头堆满了山坡。胡指导员到山上来看后沮丧地说：“团长规定了时间，再没有发现煤就让我们撤回去。”
如果这样，胡指导员想搞多种经营的计划就会中止，我们的辛劳前功尽弃。
胡指导员问我们：“挖出来的黑石头像不像煤？”刘志雄说：“这哪像煤啊，石头比煤重多了。”他又问：“要是混点煤在里面，能不能看出来？”我们都哈哈大笑说：“你这领导想搞什么名堂？！”他拿了半筐黑石头呆了半天也不说话，等送粮食的马车回去时，他跟着上士陈德苏坐着马车回去了。
谁能想到他竟然回到连队，在伙房的煤堆里真的拿了一些煤块混在黑石头里送到团部。
他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钱团长就骑着马兴高采烈地来到我们的工地察看，看完后黑着脸一句话都没说就回去了。
当我知道胡指导员这样做是为了延长开挖时间探寻煤层，我顿时觉得他太可爱了。他是真心想把这件事情做好，如果在黑石头的下面有煤层，现在放弃太可惜。
可是我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这件事非同小可。在那个年代任何小事都会被放大无数倍去‘上纲上线’，现在胡指导员已经不是学生，在上课时可以淘气，可以随口说‘1减2不够减！’，任何玩笑都会因此而付出代价。这时他才明白闯了祸，把事情闹大了，他很沮丧。本来他是可以说清楚的，但是钱团长走得太快，他再也。 没有解释的机会。我们听从钱团长的决定，停止钻探，撤回了连队。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胡指导员积极想办法挽回。他让我业余时间试种蘑菇，还和我一起在老营房里搭建菌床；
“一百号”收割结束后，他又抓紧农时，在这块土地上又播下了一茬荞麦......
我知道他在努力，然而这些努力并没有改变他的命运。终于有一天，一纸调令把胡振林调到农业四连担任仓库保管员。汪继民从团部调林园三连接任政治指导员。
临走前他苦笑着问我：“小董，你是了解我的，我辛辛苦苦地工作，是不是为了连队？”他不无委曲地说：“山沟沟里就这么一点条件，要让我早出成绩快出成绩，我能怎么办？”
胡指导员从团部宣传股调到林园三连，团部对他是充满希望的。他是林园三连第一任指导员，是开连元勋。在这几年的时间里，他曾经有过抱负，也有成绩，得到过荣誉。如果说连队的发展没有他的功劳，那也有他的一份苦劳，他的委屈无人知道，心里的酸楚都堆在他的苦笑里了。
因为找煤，蒙古族老乡达瓦成为我的好朋友。他每次到公社或进城路过我们连队，就会把毛驴车拴在路边到我家里息脚。
一天半夜，达瓦敲开我的家门，黯然地说：“家里的驴娃子刚生下，我养不活它，给你喂着吧。”
驴娃子
他临走时，我把自己做的一个方桌送给他，说：“以后我再帮你做几个凳子，你已经成家了总要有一个家的样子。”
以后那头小毛驴一直跟着我。跟着我去挑水，看着我在屋外的灶台烧火做饭，跟着我去学校上班又自己回去。它常常跟着我的一双女儿到渠边玩耍，我女儿拔草，它在一边啃草，回来后看女儿用草喂猪。高兴时它会‘啊呜、啊呜’地叫个不停，在猪圈边乱蹦乱跳，甚至会跟着女儿走进房间，调皮的劲头不亚于一个小男孩。
一天我正在学校教课，小毛驴突然掀开门帘闯进教室，慌慌张张地对着我“啊呜、啊呜”地乱叫，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惹得学生们哈哈大笑。下了课,毛驴还在门口等着与我一起回家。
邻居告诉我说，我的大女儿睡午觉醒来，见家里没人，敲碎了玻璃窗，从里面爬了出来，还好身上没有弄伤。大嫂刘兰英抱着我的女儿过来说：“她站在门口哭，光着脚连鞋子都没有穿。”
我恍然明白，毛驴到教室里来叫唤,是向我报信。我看着那头竟然通人性的毛驴，心里非常非常感动。
白天，我将毛驴放在外面自己找食，晚上煮些苞谷糊糊喂它，在不知不觉中，长成了一头威武的公驴。
有一天，我从团部回来，邻居张榴根说：“你的毛驴跑啦，它跟着一辆车往霍拉山去了。”我说：“大概是达瓦的毛驴车吧。也好，回去后毛驴母子团聚，它也能够干活了。”
毛驴走后，我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经常会想起它。
过了几天，张榴根在我门口喊：“毛驴回来啦，我把它拴在门外了！”从山上跑回来有二十多里路，毛驴呼呼地喘着粗气，它看到我一副兴奋而又开心的样子，令我大为感动。
它，俨然成为我们家不可缺少的一员。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带着全家和邻居吴健强的儿女吴晓和吴昕，一起到林园三连的一片沙枣树林前玩耍，让两家的儿女拍张合影。谁知那头毛驴挤到中间来，怎么也赶不走。我说算了，在一起拍吧。
左起：吴昕、董炯、董岭、吴晓，后排：夏士澄
我把小女儿董炯抱到小毛驴的背上，她双手拽紧拳头挣扎着不肯骑。小女儿胆小，毛驴小的时候她还会喂它食，现在毛驴长得比她高，她连碰也不敢碰，我就抱她下来站在边上，她还是拽紧左拳紧张得要哭。吴昕懂事，她拉着董炯说：“不用怕，毛驴老实的。”
我的大女儿董岭兴高采烈地骑在毛驴上，妻子夏士澄怕她摔下来，过去扶着。在对镜头时，毛驴的两只耳朵耷拉着，甚至还露出小女孩那种腼腆的神色。当我说‘大家笑一笑’时，毛驴突然竖起耳朵，挡住了吴晓的半边脸，让我猝不及防。
原本准备重新拍一张，无奈毛驴窜到一边，欢快地尥着蹶子，再也不肯过来拍照，分明是在告诉我：拍过啦，拍过啦！你说神不神？
于是就留下了四个孩子的合影。
改革开放后，达瓦承包了一片林场，他的父亲饲养了一群羊，他们家的日子过得逐渐好起来。达瓦的妻子是一位非常美丽善良的维族姑娘，她帮着达瓦一起打理林场。结婚时，达瓦问我要了一个小闹钟，说有了钟就不用看太阳了。
1981年的夏天，达瓦赶着车拉来满满一毛驴车的木料说：“这些小木料烧火有点可惜，你有手艺拿去做东西吧。”为此，我忙了整整一个暑假，唐小毛还和我一起拉大锯，蒋方龄、瞿永明也帮着锯木头，为林园三连的许多老职工打造家具。那年连队小卖部的售货员盛锡根结婚，我还帮他做了一套新婚家具。
在我调回上海的前一天，邻居何永其对我说，他的弟弟刚到公社三大队落户，很需要一头毛驴拉车。我说：“正好啊！毛驴我也带不走。”
毛驴要离开啦
毛驴被拴上笼头后，像是知道我们要分别，眼睛里流露出一种不愿不从的神色。当它被小何牵走时，真的是一步三回头，那种恋恋不舍的样子，惹得我们全家人的眼睛都是湿湿的。
（感谢刘乐亮老师荐稿）
本文作者
作者简介：董克荣，1944年出生。1964年高中毕业后支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二十一团，曾当过农工、团宣传队演员、炊事员、文化教员、小学校长。1981年回上海在街道集体单位当营业员。1985年考入上海大学政治学院，毕业后调区集体事业管理局工作。曾担任区人大代表、上海市侨联委员、区侨联副主席。曾在《上海新闻晨报》、《新民晚报》、《上海侨报》、《上海法制报》、《经济时报》、《书评报》、《中国仪电报》、《南市报》、《南市外贸报》、《计划管理通讯》、《浦江同舟》、《国家安全通讯》、《黄浦侨音》、《花溪》、《炎黄子孙》等报刊和杂志刊登文章200余篇。2004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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