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八年，大明朝廷发行了纸币。
桑皮纸，青色，一尺长六寸宽，四周刻着龙纹。上头六个大字：大明通行宝钞。中间画着十串铜钱，一串一百文，十串就是一贯。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写得杀气腾腾：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没错，赏的是银子。
朝廷给告发者开价，用的都不是自己刚印出来的那张纸。这事儿从一开始就透着点古怪。
按朱元璋定的规矩，这一张纸等于铜钱一千文，等于白银一两，等于黄金四分之一两，还能换米一石。明制一石约一百二十斤，够一家人吃些日子。
听着挺实在。唯一的毛病是，这张纸背后一两银子都没有。
洪武七年，朝廷设了宝钞提举司，第二年正式开印。这是中国纸币史上票幅最大的一张，长三十六厘米，宽二十二厘米左右，比现在的A4纸还短不了多少。
往前倒几十年，元代的“中统钞”是有准备金的。全汉升的研究里写得清楚，元初规定丝钞每千两可以兑换五十两银，民间拿纸币去换，扣掉百分之二的手续费就能换到真银子。这套“丝银本位”撑住了元初的币值。
大明宝钞没学这一手。它从一开始就没建任何准备金，币值的依据不是国库里的银子，是朝廷的面子：朝廷说值多少，就值多少。客观说，朱元璋也有他的难处。明朝刚立国，金、银、铜都缺。当时一年铸钱大约一亿九千万文，全国人口约六千万，摊下来每人三文。这点钱要撑起一个国家的买卖，确实不够用。加上他生在元朝、长在元朝，用惯了钞票，登基之后沿袭旧制，也是顺理成章。
他要真不知道滥发会出事，那倒冤枉他了。元末钞法崩坏、物价飞涨的场面，他是亲眼见过的。问题在于，知道归知道，架不住要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
宝钞最要命的设计在这儿：老百姓可以拿金银去换宝钞，却不能拿宝钞换回金银。有进无出。这是一张单程票。
洪武九年，朝廷还补了个《倒钞法》，设行用库回收破损的旧钞。听着是便民的好事，可官府换钞要收一笔工墨费，等于把旧钞的价码又往下压了一截。本意是让人放心，结果反倒是旧钞比新钞贬得更快。
刚开始那几年，朱元璋还算克制，发行量没超过过两百万锭。到洪武十九年之后，闸门就彻底拉开了。洪武二十三年，一年就印了一千四百万锭。做个对比，元代最初发行的纸币只有二十万锭，后来大多也控制在一百五十万锭以内。
钱不够花，那就继续印。洪武二十七年，朝廷连铜钱也禁了，诏令写得一点不含糊：限半月内，凡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连把铜钱埋起来都不行。你想留个后手，人家连后手都给你掐了。
禁用金银的令，从洪武八年就跟着宝钞一起下来了。到了永乐年间，朱棣把这条执行得更狠：官民敢用白银交易的，不拘数目，一概充军辽东。
你可能以为，充军这两个字一摆出来，民间就该老实了。不！户部后来只能硬着头皮承认一句：民间交易，惟用金银。
原因不复杂。纸越印越多，能换的东西越来越少。数字摆出来是这样的：洪武中期，银一两大约当钞三五贯；到宣德七年，湖广、广西、浙江等地的商税鱼课折钞，一两银要折一百贯；正统元年，“今银一两当钞千余贯”；成化年间，大兴左卫指挥使周广上奏说得更直白，近年钞法不行，每钞千贯止值银四五钱。
从一两银换一贯钞，到一千贯钞换不回一两银。中间隔了不到一百年。米价更能说明问题。洪武三十年，一两白银能买四石米，用宝钞买要十贯。到了永乐二年，米一石一度要钞一百贯。宣宗那会儿，一石米、一匹棉要宝钞五十贯，一贯钞只值铜钱五文左右。
成化、弘治年间有个叫陆容的人说了一句话：宝钞，今惟官府行之，然一贯仅直银三厘，钱二文。民间得之，置之无用之地耳。翻译过来就是：这玩意儿只有衙门还在用，老百姓拿到手，扔那儿都没人捡。
朝廷当然不甘心。永乐年间搞了一轮“敛钞”，新增了不少罚款项目，判了笞打的可以花钱赎罪，私自宰牛要罚，商铺门摊要交钱。这些钱有个共同点，都得用钞来交。从永乐十一年起，每年回收的宝钞稳定在两千万锭上下。
到了宣德四年，明宣宗一口气加了三种新税：种菜卖水果的要缴蔬地果园税，开油坊磨坊砖窑的要缴塌房税，赶驴骡车跑运输的要缴运输税。一样，全用钞缴。
效果是有的，短期内钞法确实稍稍通了一点。代价写在《明宣宗实录》里：有老疾贫难及居深山穷谷无钞纳者，有将男女典雇易钞者。住在深山里、实在拿不出钞的人家，只能把儿女抵押出去换钞交税。
被这套操作坑得最惨的，其实还包括大明的官。朱棣刚登基就下了道令：天下仓粮，宜撙节以备国用。各处都司官俸，旧全支米者，宜米钞中半。原先全发米的俸禄，改成一半米一半钞。
这笔账越算越薄。洪武年间，一品大员每月能拿到约一百一十六公石大米；到宣德八年，改成搭发宝钞之后，实际购买力掉到约四十六公石；正统九年只剩约三十五公石；成化七年，就剩二十一公石了。二品的十五公石左右，三品往下都在十公石以下。堂堂一品大员，拿着朝廷发的票子，过得一年不如一年。
洪武年间的八张契约，主要用宝钞支付；到了永乐以后，买卖反倒退了回去，宝钞、白银、稻谷、布帛混着用。正统三年之后，用白银的交易占到契约总数的六成四；景泰年间是九成，天顺年间接近九成四。等到了成化年间，收集到的九十件契约，没有一件例外，全用白银。
朝廷这边，正统元年推行金花银，田赋折银，就此弛了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正德年间干脆不再印新钞，嘉靖元年正式停用。
隆庆元年，明穆宗下了道令，把这层窗户纸彻底捅破：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
这是大明第一次用法令的形式，承认白银才是主币。那张印着龙纹的桑皮纸，正式退场。
故事还有个尾巴。崇祯末年，国库见底，军费催得急，朝廷又想起了印钞这个老办法。这回连提都没人提得起兴趣，事情后来也就没了下文。老百姓被坑了两百多年，早就不信了。再往后，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把赋役合并、统一征银。那个用纸当钱的时代，算是彻底翻篇了。
六百多年过去，这张纸如今躺在博物馆里，成了收藏家眼里的宝贝。可在它自己活着的那两百年里，老百姓拿到手的第一反应就是找地方扔掉。
这事儿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朱元璋手里握着当时天下最大的权力，能禁金银，能禁铜钱，能把用银子的人发配到辽东。他什么都管得住，唯独管不住一件事：老百姓兜里愿意揣什么。一张纸能值多少，从来不取决于上头印了几个字，取决于有多少人肯收它。
某种意义上，六百多年后人们抢着买金条、攒银元的理由，跟当年明朝人攥着银子不肯撒手的理由，是同一个：当纸上的数字说变就变的时候，人总得抓住点自己说了算的东西。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