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17日，山西武乡长乐村一带，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772团副团长王近山，正带着部队守住一处并不算高的山地。
枪声持续了很久。日军凭借炮火反复冲击，阵地上的泥土被炸得松动，战士们只能贴着地面还击。就在这时，772团团长叶成焕被子弹击中头部，倒在了阵地上。
叶成焕牺牲的消息传开后，王近山抄起机枪就往前冲。警卫员和身边几名战士死死拦住他，他却甩开众人，厉声说道：“团长倒下了，阵地不能丢！”
这不是临时起意的蛮干。王近山很清楚，长乐村一旦失守，日军援军便能和被围部队重新接上，八路军此前形成的夹击态势也会被撕开。可在战场上，判断往往只给人几秒钟。
王近山的“疯”，有一个明显特点：敢冒险，却不是没有章法。他带队冲击时，常常把自己置于最危险的位置，用行动稳定军心；一旦发现敌情变化，又能迅速调整部署，不让部队跟着情绪乱冲。
长乐村战斗正是如此。日军第117联队沿浊漳河向襄垣方向行动，队伍拉得很长，先头、辎重和后卫之间出现空隙。陈赓率部决定抓住机会，先切断敌军，再分别歼击。
原本担任追击和堵截的部队并未全部及时到位，战场条件并不理想。陈赓没有等待，而是以枪声为号发起攻击。772团随后投入战斗，日军队形很快被截成数段。
日军反应也相当迅速。被截断的部队拼命回援，同时向外发报求援。17日，日军援兵不断赶来，长乐村附近的战斗从追击战变成了硬碰硬的阵地争夺。
戴家垴一线曾由772团一部仓促阻击来援日军。兵力悬殊之下，坚守部队苦战数小时，伤亡极大。随后赶到的部队连续组织反击，才将阵地重新夺回。这里没有所谓轻松取胜，每一寸土地都靠人员伤亡换来。
王近山冲入战斗后，很快被子弹击中左臂，仍没有离开火线。不久，他胸部再次中弹，倒地后又挣扎着爬起，用手枪击倒了逼近的日军士兵。附近营长尤太忠发现后，立即组织人员把他抬下阵地。
有人说王近山是“不要命”，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他确实不惜负伤甚至牺牲，但他的冒险通常服务于作战目的：关键时刻鼓舞士气，危急处稳住阵脚，敌我胶着时撕开缺口。真正危险的，不是勇敢本身，而是没有判断的勇敢。
早在红军时期，他便因一次近身搏斗留下“王疯子”的称呼。那时他还很年轻，在战斗中与一名身材高大的敌军士兵扭打到一起。眼看难以取胜，他抱住对方滚下山坡，敌人当场毙命，他自己也头部负伤。
1935年嘉陵江战役期间，王近山任红军团级指挥员，曾在战斗中被刺伤胸部。昏迷后，他被抬下火线，听到前方阵地吃紧，又返回指挥反击。类似经历多次发生，徐向前等指挥员既佩服他的胆量，也担心他把个人安危看得太轻。
不过，长乐村战斗最能说明问题。王近山不是单纯靠一股血性作战。叶成焕牺牲后，他先带部队压住敌人，随后判断援军即将抵达，便让少数兵力牵制日军，率主力利用地形迂回。途中遭遇敌援，他又边打边撤，避免主力被敌人缠死。
这场战斗持续到4月18日。八路军重创日军第117联队及其援军，打破了日军对晋东南地区发动的“九路围攻”。关于日军清理遗体用了两天的说法，流传甚广，也从侧面反映出战场损失之重。
战后，陈赓谈到王近山时，曾用“疯子”形容这位部下，但意思并非神经失常，而是说他在战场上有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胆气。陈赓的判断很准确：王近山会冲，更会在冲锋之前看清敌我态势；会拼命，也知道什么时候必须保存主力。
1949年重庆解放后，王近山任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一次，他在驻地翻找地图，刘伯承问他究竟要找什么。王近山答道：“想看看南面的路，今后还会不会打到更远的地方。”
这番话后来成为军中的谈资。1951年，王近山随第3兵团赴朝鲜，任副司令员，参与抗美援朝战争。此时的他已经不是那个只会端着机枪往前冲的年轻指挥员，而是能够统筹兵团作战、处理复杂战场局面的高级将领。
1955年，王近山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军衔背后，是长乐村的硝烟、头部留下的伤疤，也是一次次在冲锋与克制之间作出的选择。“王疯子”这个称呼留了下来，但真正被记住的，是他在最危险的地方仍能保持指挥员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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