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可以，“甩锅”不行：拆穿“中国挤压论”三大漏洞|中国挤压论|产能过剩问题|制造业|国际市场

导读

美西方近期炒作“中国挤压论”，认为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挤压了其他经济体，但该观点将竞争与挤出效应混为一谈，其估算不能证明其他经济体遭受损失。数据表明，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制造业增速甚至高于中国，所谓“挤压”并不成立。中国出口在带来竞争的同时，也通过降低中间品成本、提供设备和市场渠道，助力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各国应通过开放、产业升级和制度建设，将竞争转化为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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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近期的一项研究使“中国挤压论” (China Squeeze) 备受关注。这一说法认为，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给其他经济体带来了发展压力。然而，竞争的存在，并不足以证明所谓的“中国挤压”确实发生。

首先，这一论调将竞争与挤出效应混为一谈，简化了全球生产体系的复杂性。中国产品之所以畅销国际市场，得益于显著的规模经济、高效的生产体系、完善的基础设施、成熟的产业组织、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量庞大、技能熟练且勤勉的劳动者队伍。这些优势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国际市场竞争更趋激烈，但这完全不等于中国在订单、投资或就业机会上的“所得”必然对应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所失”；而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保持独特优势，也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工业化攀升的“梯子”被中国抽走。

其次，彼得森研究所的研究夸大了现有证据所能支持的结论。特别是，这项研究根据收入、生产率、工资和劳动力禀赋等指标，推算中国在若干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应有”的出口份额，并由此计算出中国存在“数百亿乃至数千亿美元”的“超额”出口。这类估算或许可以用来衡量竞争压力，被理解为特定假设下其他国家可能获得的出口空间，但丝毫不能作为其他经济体遭受了损失的实证，更不能据此断言，它们的工业化前景受到来自中国的阻碍。

换言之，一笔订单落在中国，并不意味着如果没有中国，它就一定会流向某个特定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它可能转向印度、越南、墨西哥或孟加拉国，也可能因自动化普及、需求变化、库存调整或价格变动，根本不会形成同等规模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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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某国的出口份额确实出现了下降，也需要具体分析其原因。中国的竞争固然是潜在因素之一，但基础设施不足、技能供需错配、融资困难、营商环境欠佳，以及全球需求的变化，或许更为重要。这些估算虽有一定的分析价值，却绝不应被当作已经确立的因果事实，更不能成为渲染“中国冲击”甚至“中国威胁”的借口。

再次，“中国挤压论”忽视了全球价值链的互利性。从整体看，全球制造业未必是一块大小固定、各国只能争相分食的“蛋糕”。中国的出口可能挤出某些行业的生产，也会通过降低中间品成本、提高供应链效率、让更多人买得起工业制成品，带动其他地区的需求。

以鞋类的制造与出口为例，一国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最终组装环节，还取决于能否获得充足、低廉的皮革、合成材料、纺织品、橡胶、胶黏剂，以及物流等配套服务。中国在这些领域的优势，既会带来竞争，也会降低其他国家进入制造业的门槛。如果忽视中间品进口、生产率提升、新企业进入和供应商网络，就会把复杂的全球价值链简化为一场得失相抵的“零和”博弈，而看不到参与其中的经济体可以通过分工与交换实现互利共赢。

事实上，现有的数据也并不支持“中国挤压”这样的判断——即中国制造业和出口的增长正在普遍将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挤出制造业。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计算，在2016至2025年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速约为4.5%，而同期墨西哥为4.8%，印度为5.3%，越南为9.7%，孟加拉国更达到了13.3%。这些数字表明，国际竞争加剧并不妨碍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制造业持续扩张和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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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发展中经济体的企业可以从劳动密集型业务切入全球生产网络，逐步提高本地采购比例、增强技术能力，进而向更复杂、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和服务延伸。中国企业及其供应链虽然会与这些企业展开竞争，但同时也为它们提供了廉价的投入品、充足的投资、齐全的设备和更加广泛、通畅的市场渠道。

因此，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并不要求发展中经济体从头到尾自行生产每一个零部件，也不应把中国的作用简单理解为替代当地生产。中国供应链在带来竞争的同时，也会通过提供上述投入品、设备、投资和市场渠道，助力后来者进入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但能否把这种机会转化为持久的本土产业能力，仍取决于基础设施、技能、金融支持、产业政策和制度环境。

就此而言，评估中国出口的影响，不能只看贸易差额或某一类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还应考察生产成本、产能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以及国内增加值含量。中国商品确实会给缺乏资金和规模优势、技术水平较低的小企业带来压力，由此产生的调整成本也确实不应被忽视。但另一些企业可能因成本下降而扩大生产，消费者受益于价格下降，出口商也会因此获得更多订单。要判断总体影响，就必须同时看到受损者与受益者，并追踪这些影响如何沿产业链传导。个别行业出现调整，本身并不足以证明一个国家整体的工业化前景遭到削弱。

图片来源：新华社

既然个别行业的调整不足以否定整体发展前景，那么就引出了一个更有建设性的问题：发展中经济体如何形成持久、可复制的工业化机遇？依赖低工资和单一出口产品的经济体，始终容易受到需求变化、自动化和竞争加剧的冲击。出路既不是按某种预设路径退出相关产业，也不是将正常的贸易竞争描绘成对发展权利的剥夺。真正应当优先推进的，是把前述基础条件转化为可操作的、持之以恒的政策议程，包括补足各类软硬件短板，疏通融资渠道，推动贸易便利化与区域市场融合。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政策视角也适用于中国自身。长期以来，中国的政策目标并非追求贸易顺差的积累——这种不平衡状况本身就难以为继。更可持续的路径，不是过度依赖外部需求，而是更加注重国内消费、居民收入增长、增加进口和打造平衡互利的国际经贸关系。

围绕中国出口的常见指控，同样需要回到证据标准上。出口竞争力或贸易顺差本身，不足以证明中国通过操纵人民币汇率而获利。实际上，当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正处于近九个月高位，仅凭汇率表现难以支持“人民币持续被低估”的说法。同样，仅凭中国采取了扶持性的产业政策，也不能证明中国出口以人为干预的方式“挤出”了外国生产——这类政策措施在国际上被广泛采用，会提升劳动生产率、推动技术进步，但其效果因行业而异。总之，顺差、汇率和产业政策都不能支撑“中国挤压”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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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纠缠于中国的竞争是否形成了“挤压”，不如把注意力转向如何共同拓展发展空间。为此，需要推动进口来源多元化、技术合作和当地能力建设。中国也可考虑扩大进口这些经济体已经具有比较优势或有望形成优势的产品与服务，为其打开更广阔的市场。在贸易之外，投资和其他经贸合作也有助于增强当地企业的技术、管理和供应链能力，并能减少对资源开采和低附加值加工的依赖。合作虽无法彻底消除竞争，却可以让竞争压力更好地转化为本土产业升级的动力。

最后，“中国挤压论”之所以有一定市场，是因为它背后的焦虑确实存在。但焦虑本身并不能证明中国是这些问题的唯一或首要原因，也不能证明全球制造业规模是既定不变的。与中国贸易联系相近的国家，发展结果可能截然不同，这本身就削弱了这种论断的现实解释力。政策制定者更应关注的是如何通过扩大开放、产业升级和制度建设，将国际竞争转化为更广泛的发展机会，而不是借“挤压”之说回避艰难抉择、延误必要改革。

归根结底，焦虑可以解释一种叙事为何流行，却无法替代对事实的检验，更不能回答各国的“发展之问”。任何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各种困难挑战，但真正的解决之道，不在于寻找一个可以归咎的对象，而要靠锻造一种无法被替代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