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义县地处赣粤湘三省交界，是赣州人口最少的县之一，也是当前区划调整讨论的焦点。2024年末，崇义县常住人口仅17.63万人，与面积近2200平方公里的县域规模形成鲜明反差。从明正德年间以“崇尚礼义”之名设县，到当代面临合并整合的现实压力，崇义行政区划的每一次变迁，都折射出治理逻辑的深层转型。
一、以“教化”设县：区划的治理根基
崇义设县，本质上是一次“治安设县”的治理实践。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南赣巡抚王阳明平定横水、桶冈的谢志山、蓝天凤农民起义后，奏请析上犹县的崇义、上堡、雁湖三里，南康县的隆平、尚德二里，大余县的义安里建县，择定崇义里的横水设立县治，并以“崇尚礼义”之意定名。这一“析三县之地、立一县之治”的格局，说明崇义的诞生并非源于经济聚集的自然演化，而是出于“破心中贼”的治理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建县时间，学界有正德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三种说法，研究者通过重构建县过程，认为朝廷正式批准是在正德十四年三月，而正德十二年说的形成，或因方志递纂中的误识。这一学术争议本身也说明，崇义的区划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行政主导色彩。
此后四百余年，崇义隶属关系虽经多次调整——清代隶南安府，民国属赣南道，1932年属第11行政区，1935年改属第4行政区——但县域范围基本稳定，以“教化安民”为核心的治理框架延续不变。
二、从“设区建乡”到“撤并精简”：当代区划的收缩逻辑
1949年后，崇义的区划调整进入频繁期。解放初设4个区、1个镇、15个乡；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建制，设8个公社、1个垦殖场。这一阶段的调整以“行政覆盖”为导向，区划单元细小密集，目的是将国家治理触角延伸至基层末梢。
真正的结构性转变发生在1990年代之后。1994年，长龙、关田、铅厂三乡同时撤乡设镇；2003年，茶滩乡成建制划归横水镇，古亭镇划归丰洲乡管辖，形成6镇10乡的格局并沿用至今。以丰州乡为例，其前身丰州公社历经多次拆分合并——1961年从文英、上堡、麟潭三个公社析出，1973年并入关田公社部分大队，1980年又划出设立古亭镇，最终在2003年将古亭镇重新并入。这种“合—分—合”的反复，反映的正是乡镇建制从“管理便利”向“资源集约”的逻辑转换。
三、“小县”困境：人口流失与整合压力
崇义当前面临的区划问题，核心是人口规模与经济体量的双重约束。2024年崇义GDP为120.88亿元，2025年增至131.5亿元，增速6.4%，在赣州各县中并不突出。更关键的是人口趋势：2024年末常住人口17.63万人，而户籍人口约21万人，净流出超过3万人。有分析指出，崇义和全南是赣州仅有的两个人口低于20万的县，面临被合并的行政整合风险。
围绕崇义与上犹合并的讨论，在本地论坛和自媒体上持续发酵。两县直线距离仅34公里，产业上崇义有钨矿资源、上犹有旅游优势，理论上具备互补空间。但质疑同样有力：两县并不在同一条经济带上，上犹的取向是融入赣州主城区，合并后能否真正产生协同效应存疑。这种争论本身就说明，当代区划调整已不再是简单的“大小合并”，而需要考量产业关联、交通连接和行政效能等多重因素。
四、“协同式党建”：不变区划的治理创新
在区划调整尚未落地的背景下，崇义正在探索一条“不变区划、但破边界”的路径。崇义与广东仁化、湖南汝城和桂东同处赣粤湘边际，历史上因行政分割导致“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治理困局。2023年起，崇义主动对接毗邻四县11个乡镇，构建“县级统筹、乡级联动、村级落实”的三级协同体系，文英乡与热水镇联合成立边际调解委员会，2025年成功调处跨省边界纠纷4起，全年实现电信诈骗零发案。与此同时，崇义依托王阳明文化资源，打造了阳明山、阳明湖、平茶寮碑等八大文化景观，将“阳明圣地”作为县域品牌的核心标识。
从1517年王阳明以“崇尚礼义”设县，到当代在区划不变的前提下探索跨省协同治理，崇义五百年的行政区划变迁揭示了一个深层逻辑：县域的价值正在从“行政管辖的空间单元”转向“治理功能的节点”。对于崇义这样人口有限但生态和文化资源独特的县域而言，区划调整不应只盯着“合不合并”的行政命题，更应关注如何在更大区域格局中找到不可替代的功能定位——无论是作为赣粤湘边际的治理枢纽，还是作为阳明文化的精神地标，崇义的存在意义，终究取决于它能为区域提供什么独特的公共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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