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河北省人民政府的一次水利生产会议上，刘仙洲第一次真切感到，眼前这个新政权与旧政府并不是简单的更替。他关注了近30年的水车，过去推广困难重重，如今却被列入国家支援农业生产的计划。对一名长期从事机械研究的教授而言，这不是口号，而是一台台设备、一项项工程带来的直接冲击。
刘仙洲1890年出生，曾参加辛亥革命，后来赴香港大学学习机械，又在北洋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他到美国考察过农业机械，也见过西方国家的工业水平。正因为见过先进，他早年一度相信，依靠科学和教育可以改变中国，却始终没有找到实现理想的现实条件。
问题不在知识本身。
旧中国的大学里，许多教授有海外求学经历。西南联合大学的教师群体中，留美、留欧者占有相当比例；北京协和医学院等教育机构，也带有浓厚的西方办学背景。这些经历扩大了知识视野，却也容易形成一种判断：西方制度和技术更先进，中国的问题只要照搬某些经验，便可以逐步解决。
然而，旧政府连一项关系农民生计的水利计划都难以推动。刘仙洲自1920年前后开始推广水车，近30年间成果十分有限。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提出1950年度向农村提供10万部新式水车的计划，他参与设计和试制，清华师生也投入其中。事情办成了，变化便不再停留在纸面上。
他后来写道，人民政府真正把河防、水利、生产和救灾当作国家要务，而且说到做到。刘仙洲曾对身边人说：“过去想做的事情，现在有人组织，也有人负责。”这种认识并非来自一次报告，而是来自科研对象、农村生产和国家政策之间发生了真实联系。
这也解释了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旧社会的经历，使他们对政治抱有戒心，有人宁愿埋头教书，也不愿担任行政职务。刘仙洲便是其中一例。1947年国民政府希望他出任北洋大学校长，他没有接受，甚至不愿在南京停留。那时的他认为，与其卷入行政，不如多教几年书，多写几本书。
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态度逐渐改变。1952年，他接受清华大学副校长职务，开始参与学校制度、专业建设和科研规划。1955年4月29日，65岁的刘仙洲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自己在旧社会摸索多年，讲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却始终走不通；到晚年才逐渐明白，知识分子的个人理想必须同人民事业结合起来。
思想改造并不是单靠书本完成的。1951年9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等教授倡议开展政治学习，随后全国高校陆续展开相关学习。学习中也出现过简单粗糙的做法，给部分知识分子造成压力，这些问题不能回避。但从总体看，政治理论学习、业务实践和社会调查，使不少人开始重新认识劳动人民与国家建设的关系。
黄家驷的变化，带有鲜明的实践色彩。这位胸心外科专家曾在美国深造，回国后积极参加抗美援朝医疗工作。在东北前线，他接触到志愿军伤员，看到许多普通劳动者在战争中表现出的责任感和牺牲精神。一次医疗任务，使他认识到，医学并不是脱离社会的纯技术工作，医生的专业能力同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紧密相连。
1951年10月，黄家驷列席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并作了救治志愿军伤病员的发言。宴会上，毛泽东对他说：“只要我们团结，中国就没有问题。”这句话让他印象深刻。1955年3月，黄家驷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专业工作者到人民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
艺术家周小燕的经历，则说明社会实践同样能够改变知识分子的观察角度。她曾在法国学习声乐，1947年回国时，看到的仍是满目疮痍。1951年，她随团到山东农村，听农民讲述支前和土地改革，第一次具体接触到普通群众在社会变革中的力量。1953年赴朝慰问时，她又看到志愿军官兵的精神状态，入党愿望由此变得更加明确，1956年加入党组织。
陈垣的转变更能说明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拒绝前往台湾，留在大陆参加建设。1951年，他担任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总团长，在实际工作中感到，过去书本上形成的某些判断必须重新估量。1959年1月，79岁的陈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提出要成为一名“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
所谓入党热，并非一时冲动，也不只是组织安排带来的现象。对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来说，它产生于几重经验的叠加：亲眼看见旧制度的无力，亲身参与新国家的建设，接触劳动群众和基层社会，又在学习中重新理解个人专业的社会价值。刘仙洲入党后，清华大学从1955年至1962年间，有30多位教授、副教授加入党组织，便是这种影响的具体体现。
刘仙洲晚年仍坚持研究中国机械史。病重时，他还用放大镜修改文稿，准备继续完成未竟的著作。对他而言，入党不是放弃学术，而是改变了学术工作的立足点：机械史研究、农业技术和大学教育，都应当服务于国家建设。这个变化，正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思想转折中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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