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南京，国共双方正在商谈南方红军改编事宜。谈到鄂豫皖旧事时，国民党方面的冷欣忽然对陈毅说：“当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这句话带着几分炫耀，也像是在提醒对方：有些人的死，曾被国民党视作一场离间行动的结果。
陈毅没有当场争辩。多年以后，他把这段谈话带到了延安，转告给徐向前。徐向前听完，长久沉默。因为许继慎之死，正是他心中始终难以释怀的一件事。
冷欣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许继慎同样出身黄埔。两人曾是同学，后来却站到了不同阵营。冷欣参加过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作战，后来成为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对他而言，一封信能够引发红军内部的清洗，当然值得拿出来谈论。
但事情并不像冷欣说得那么简单。
1931年4月，鄂豫皖地区的红军正处于紧张的反“围剿”斗争中。当时担任红十二师师长的许继慎，收到黄埔同学曾扩情转来的一封信。信件以蒋介石名义写成，使用了“黄埔校长”对学生的口吻，劝许继慎离开红军，表示既往不咎，并以亲情和前途相诱。
这封信若真要用于策反，手法并不高明。许继慎没有私藏，更没有单独回信，而是立即将送信人员控制起来，连同信件一并交给组织审查。徐向前和曾中生参与了审讯，随后向上级报告，认为许继慎没有叛变迹象，这明显是敌方制造猜疑、破坏内部团结的做法。
徐向前后来回忆，许继慎如果真与蒋介石暗中联络，绝不可能把信和送信人一起交给组织。这个判断很朴素，却有着很强的事实支撑。信件本身不能证明许继慎有问题，恰恰是他的处理方式，显示出他对组织并未隐瞒。
徐向前还曾明确表示：“许继慎在组织上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这类意见并非私下牢骚，而是通过报告送到了上级。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军事干部中，至少徐向前和曾中生并不认可所谓“通敌”指控。
有意思的是，冷欣后来对陈毅说，听到许继慎真的被处置时，他们“还不相信”。这句话反而说明，国民党方面原本也未必认为这封信能够达到如此效果。若真是一场精心设计、环环相扣的计谋，执行者不至于对结果感到意外。
问题由此转向红军内部。
许继慎在鄂豫皖的资历很深。1930年初，他已经参与当地武装力量的创建和整顿，后来担任红一军军长，对红四方面军此前的组织基础作出过重要贡献。张国焘到达鄂豫皖时，当地红军已经形成一定规模，许继慎等人也拥有相当影响力。
张国焘晚年回忆时承认，许继慎是师长中“最为能干”的人物，其声望有时甚至高于党和苏维埃机构。这样一位有战功、有威望、又熟悉地方武装的将领，对于刚到此地主持工作的张国焘而言，自然不可能被轻易忽视。
更尖锐的矛盾，出现在军事路线和领导权问题上。张国焘主张红军向东发展，攻取安庆，进而对南京方向形成压力。1931年夏，红四军攻下英山后，许继慎、曾中生、徐向前等人对继续东进持不同意见，部队后来调整了行动方向。
军事判断本有讨论余地，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作战意见很容易被解释成路线立场。曾中生因此被撤去政委职务，陈昌浩接任；徐向前也曾因相关问题受到限制。许继慎反对冒险进攻，逐渐被视为对张国焘领导方式的牵制。
徐向前后来谈到，许继慎平时对张国焘有过尖锐批评，甚至称其为“老右倾机会主义者”。徐向前曾劝他少作这样的议论，但积累已久的分歧，并不会因为几句劝告而消失。
这时，那封策反信便不再只是一封信。它被赋予了政治含义，也成了某些人处理内部矛盾的现成材料。徐向前回忆，倪志亮从上海开会回来后，曾悄悄透露中央方面认为许继慎“关系复杂”。这句话没有给出具体证据，却足以让猜疑获得上级背景。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许继慎之死的具体责任和决策过程，现有回忆材料存在叙述差异，不能仅凭一封信便断言所有细节。但从徐向前留下的回忆看，许继慎被定为“反革命”，并不是因为确凿的叛变事实，而是在路线冲突、派系矛盾和权力整肃交织之下，逐渐形成的政治结论。
许继慎被捕后，张国焘又进一步指称他组织了所谓反革命集团，企图带领部队南下投靠蒋介石，并把曾中生说成包庇者。这样一来，原本缺乏证据的怀疑，被包装成完整罪名；不同意见，也被解释成政治背叛。
徐向前后来评价张国焘“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认为他借口清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这个判断，正是许继慎案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冷欣所谓“略施小计”，或许只是外部诱因，真正决定许继慎命运的，却是根据地内部已经积累的权力冲突。
一封信可以伪造，几句劝降也可以设计。可若内部没有猜疑和裂缝，外来的信件很难单独造成致命后果。许继慎最终被处置，留下的并不是一场简单的“中计故事”，而是一桩牵涉路线、军权与个人恩怨的历史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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