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2月，北京外交部，刚从国外回来的黄华接到一项紧急安排：出任外交部长。此时距离毛泽东逝世不到三个月，周恩来、朱德也已相继离世，国内政治气氛异常紧张。黄华听到乔冠华被免职的消息后，心里很清楚，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人事调整。
关于这段往事，后来流传着一个细节。黄华曾向李先念询问其中缘由，李先念没有直接回答，只抬手指了指耳朵。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实则包含着当时特殊环境下的谨慎：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但不宜公开谈论；有些原因彼此明白，却不能留下过多文字。
乔冠华当时的处境，和外交工作的复杂变化分不开。1974年，他接替姬鹏飞出任外交部长。乔冠华长期负责国际问题，口才好，反应快，善于在公开场合表达立场。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使他在国内外都颇有知名度。但在那场持续多年的政治风波中，外交系统同样受到冲击，个人能力并不能完全决定个人命运。
黄华能够接任，并非临时找来的陌生人。他原名王汝梅，1913年出生于河北磁县。少年时期因反对包办婚姻离家求学，后来进入燕京大学。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他已经是积极参与者。那次运动改变了许多青年的人生方向，也让黄华更加明确了自己的选择。
1936年，燕京大学美国籍教师埃德加·斯诺准备前往陕北采访。黄华懂英语，又熟悉进步学生群体，便受邀担任翻译。到达陕北后，他不仅完成翻译工作，还选择留下来参加革命。1937年，斯诺出版《红星照耀中国》，黄华的协助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意思的是，黄华并没有因为早年的经历而被固定在某一个岗位上。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担任朱德的政治秘书；解放战争后，又到中央青年工作部门任职。周恩来注意到他的语言能力、国际视野和办事作风，后来安排他参与对美联络。黄华与司徒雷登同为燕京大学校友，这层关系为双方沟通提供了便利，但并没有改变当时中美关系的根本走向。
新中国成立后，黄华逐渐成为重要外交干部。1953年，他参加朝鲜停战后的政治谈判；1954年，又随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他继续承担大量具体工作。此前发生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也使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和外交联络受到高度重视。黄华在这些复杂场合中表现稳健，获得了周恩来的信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黄华长期在国外工作，先后承担驻外和国际机构方面的任务。这样的安排，一方面是发挥他的专业特长，另一方面也减少了他直接卷入国内冲突的机会。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黄华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并兼任驻美国大使，承担了打开中美关系的重要工作。
因此，1976年让黄华接替乔冠华，并不是权宜之计。外交部需要一名既懂国际规则、又能保持工作连续性的人。更关键的是，黄华在革命经历、外交资历和政治立场之间，形成了较为稳妥的平衡。
乔冠华被免职后，身体状况也迅速恶化。后来检查发现，他患有肺癌。住院期间，他曾对前来探望的同志谈起两件想做的事：一件是写外交回忆录，另一件是整理过去的文章，编成文集。那时的乔冠华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却仍在设法保存自己的经历和文字。
1983年，组织上曾找乔冠华谈话，希望他继续为外交和对外友好工作发挥作用。他身体已经很差，仍接受了安排，后来被聘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同年9月22日，乔冠华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次日，《人民日报》刊登简短讣告，篇幅只有几十字，没有展开叙述他的外交生涯。
黄华接任后，按照工作需要重新调整外交系统，召回并启用了一批经验丰富的干部，使许多中断或受影响的工作逐步恢复。乔冠华与黄华，一个以锋利的国际表达著称，一个以稳健的长期交涉见长，他们在1976年的交替，折射出的并不只是个人进退，也是一段特殊时期外交系统努力维持运转的真实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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