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6月12日，日本东京大学，74岁的华罗庚拄着拐杖走上讲台。身体已经明显衰弱的他，讲到关键处仍习惯性地挥动手臂，手中的拐杖俨然成了教鞭。演讲结束后，他突然倒下，经抢救无效，因心肌梗塞离世。
这场意外留下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与他共同生活近六十年的妻子吴筱之，没能赶到他身边。那时，两人已经分居五年。
他们的婚姻，并不是从浪漫开始的。
1910年，华罗庚出生于江苏金坛一个经营小杂货铺的家庭。家境普通，求学条件更谈不上优越。他读书时间不长，后来主要依靠自学钻研数学。店铺里的包装纸、账本背面，都曾留下他的演算痕迹。
1927年，17岁的华罗庚与吴筱之结婚。那是一桩由父母安排的婚姻，双方年纪都不大，谈不上有多少感情基础。可吴筱之性格稳重，能够料理家务，也能理解丈夫对数学的痴迷，这段婚姻才慢慢有了真正的依靠。
婚后不久，华罗庚感染疫病，高烧不退，病情一度十分危急。家里请来的郎中认为情况凶险，吴筱之却没有放弃。她一边照顾年幼的孩子，一边想办法筹钱买药，甚至典当嫁妆维持治疗。
那段日子，华罗庚卧床不起，生活起居都要人照料。吴筱之日夜守在旁边，为他熬药、擦身、翻身。后来华罗庚虽然保住了性命，却留下左腿残疾，走路需要借助拐杖。对这个年轻家庭而言，这不仅是一场病，更是一次生死考验。
华罗庚病愈后，继续在困顿中自学。1929年，他开始在上海《科学》杂志发表论文；1930年，针对苏家驹代数研究的论文引起学界注意。清华大学教授熊庆来赏识他的才华，破格安排他进入清华工作。
机会来得突然，家庭却不能一同轻装上路。吴筱之当时还要照料老人和孩子，华罗庚只能独自前往北京。她对丈夫说：“你安心读书，家里的事不用挂念。”这句话并不华丽，却几乎概括了她此后多年的生活位置。
在清华期间，华罗庚从图书馆员做起，逐步成为助教、讲师。1936年，他赴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没有留在国外，而是回到战火中的中国。抗战时期，他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吴筱之仍承担了家庭中的大部分事务。
华罗庚后来完成《堆垒素数论》，学术地位由此进一步确立。1946年，他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学；1948年，受聘为伊利诺伊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放弃国外优厚待遇，携家人回国。吴筱之再次跟随丈夫离开熟悉的生活，继续照料孩子和家庭。
1952年，华罗庚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此后，他长期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奔波于工厂、矿山和各地基层，把数学知识用于生产实践。出差、讲学、调查，几乎成了日常。家里很少能有完整的团聚时光，吴筱之也习惯了独自处理生活中的大小事情。
有意思的是，真正改变两人相处方式的，不是早年的贫困，也不是长期的分离，而是华罗庚晚年的身体状况。1975年，他曾因心肌梗塞病重。经历过当年丈夫濒临死亡的吴筱之，比任何人都清楚疾病意味着什么。
病情稍有稳定，华罗庚却仍想外出工作。他认为，自己还能讲课、还能研究，就不该停下来。吴筱之的想法则不同，她盼望丈夫减少奔波，把身体养好，也希望多年操持家庭之后，晚年能有一些真正相伴的日子。
“不能再这么拼了。”她的劝阻越来越直接。华罗庚却回答：“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完。”两个人都没有恶意，只是站在各自的经历里说话。一个害怕失去，一个不愿停步，争吵便逐渐多了起来。
据相关回忆，1980年前后，家人担心持续冲突影响华罗庚的身体，双方开始分开居住。分居并不等于彻底决裂，吴筱之仍关心丈夫的健康，华罗庚也并非不顾家庭，只是他们没有再找到合适的相处距离。
这一分开，就是五年。华罗庚继续赴各地高校讲学，把能够工作的时间都用在数学事业上。1985年那场东京演讲，成了他的最后一次公开授课。吴筱之没有等到诀别，华罗庚也没有机会再回到那所生活多年的旧居。
后来，吴筱之仍住在原来的房子里。她拒绝了为遗属安排更宽敞住房的提议，认为住房应优先照顾科研人员。她去世后，子女遵照遗愿，将她与华罗庚合葬。那段长达五年的分居，至此才以另一种方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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