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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拾叁》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向当时的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发射了炮弹,拉开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总攻的序幕,伴随着赤卫队员们冲向冬宫的呐喊声,俄国十月革命宣告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政权诞生,从此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从世界来看,十月革命的意义自不待言,但十月革命对于俄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在2017年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的特殊年度,俄国国内是怎么样面对十月革命的?这些,或许对俄国人来说更有现实意义,对我们也可以有些参考借鉴意义。
“阿芙乐尔”号
1917年11月(俄历10月),水兵们和赤卫军准备攻打彼得格勒的冬宫
俄罗斯如何看待“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己经过去了百年,人们对它的兴趣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而时而加强,时而减弱,但这次对人类历史有重要影响的事件从来没有完全淡出过人们的视野。在苏联解体后,今日的俄罗斯已发展为一个多元社会,对十月革命的认识和评价也存在多种意见。总体上来看,俄国民众对十月革命的认识呈现出两种变化:一、俄罗斯社会对十月革命的评价更加理性了,既不是苏联时代的充分肯定,也不是苏联解体之初的彻底否定了。二、俄罗斯社会对于俄罗斯近现代历史的评价标准和观点更加多元了。
出现上述这两种变化,与下列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方面是苏联解体到2017年已经26年了,人们已经能够以一种平常心态看待十月革命;另一方面,人们总是会从现实需求的角度来看待这场革命,也就是说现在的俄国老百姓,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对俄罗斯的社会结构变化以及对俄罗斯的社会资源分配的满意程度,也会折射到他们对十月革命这种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上。他们期待像列宁那样、像捷尔任斯基那样的强势人物出现,这某种程度上也符合当今俄罗斯的“新普京主义”——新权威主义。
作为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极为审慎地评价了十月革命。2016年12月1日下午1点到3点,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面对联邦委员会(上院)和国家杜马(下院)做了三小时的年度国情咨文讲话。自2015年以来他一直强调俄国十月革命同先前爆发的二月革命一样,都是“革命”不是“叛乱”。在这次的国情咨文中,他首次将两场革命合称为“大革命”。另外,普京在讲话中强调对俄国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历史问题,绝对不要把它政治化和当代化。2016年12月6日,普京要求总统办公厅成立一个临时工作机构,叫作“十月革命纪念办公室”,专门来组织和管理2017年关于十月革命的学术、纪念活动。它与“俄罗斯历史学会”共同主持和处理2017年所有的俄国革命纪念和研究活动,而基调就是历史问题不能政治化。
正因为对十月革命的关注,人们也就很容易关注到十月革命之前克伦斯基与列宁的政治角逐。前者是一位温和派的社会主义者,在1917年7月至10月担任俄国临时政府总理。而后者在临时政府被推翻后,成为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克伦斯基的不同人生轨迹与十月革命的爆发
因为《列宁在1918年》这部电影,中国稍有点年纪的人多数对列宁和克伦斯基这两个人物比较熟悉。电影中列宁的形象是完美的,他作为“革命导师”,性格热情奔放,充满智慧和人格魅力,不乏亲切和幽默;克伦斯基及其所代表的政权,常常是反动的政治形象,克伦斯基本人则是一个拘谨、懦弱、优柔寡断的失败政客形象。
不为一般读者所知的是,列宁和克伦斯基这两个不同阵营的领导人,他们的个人生活有着非常多的交集。两个家庭是世交,两人父辈之间有着非常好的关系。两人曾共同成长,关系非常密切。列宁的父亲伊里英是辛比尔斯克省的教育督学,类似今天的教育厅厅长或省教育督导员。列宁与哥哥亚历山大都是辛比尔斯克省的男子贵族中学的学生,克伦斯基的父亲克伦斯基·费多尔正好在这所学校担任校长,也就是说列宁和哥哥都是克伦斯基父亲的学生,并且是克伦斯基父亲非常喜欢的两个学生。也因此,众多的西方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曾经困惑于这样一个问题:列宁与克伦斯基自童年及青少年生活的社会环境和教育背景曾极其相似,但为何孕育了截然不同的性格、命运和政治主张从而深刻地影响到俄国的历史呢?
正在演讲的列宁
1917年所摄正在办公的克伦斯基
克伦斯基出生在小城辛比尔斯克,这是俄国南部的一个城市,靠近中亚,最初是1645年建立的一个堡垒。18世纪时,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这里设省,而辛比尔斯克就成了辛比尔斯克省的省会。
克伦斯基算得上是一个边城才俊,因为他出生于一个特殊家庭,他的父亲在当地男子贵族中学担任校长。在那个年代,能当贵族中学的校长一般是当地最有才华的人。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克伦斯基很快就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他喜爱音乐和表演,拉丁文成绩优异,英文、法文也特别好,因此他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儿子未来像自己一样,成为一名拉丁语学者。
克伦斯基1881年出生,早他11年,在这个小城里面还诞生了一位在俄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列宁。“列宁”并不是他真实的姓氏,这是他从事革命活动之后,为掩护自己和家人给自己取的姓氏。列宁的姓氏是怎么来的呢,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是来自于西伯利亚的一条河——勒拿河。1912年这里的金矿发生了因工人抗议资本家而被政府军警屠杀的惨案——勒拿惨案,列宁为了纪念勒拿惨案,给自己取了姓氏叫列宁,意为“勒拿的”。列宁的真实姓氏是乌里扬诺夫。因此,在1924年列宁病逝后,当地政府就把辛比尔斯克改名为乌里扬诺夫,以纪念伟大领袖列宁。值得留意的是,克伦斯基后来也与这个惨案发生了极其密切的关系,并且暴得大名。
1912年勒拿大惨案后的情形
1886年,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作为“民意党人”,因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被捕,后被处以绞刑,列宁一家就成了旁人眼中的戴罪之家。列宁父亲的官职也因此丢了,同年去世。在这个关键时候,克伦斯基的父亲费多尔并没有嫌弃老朋友一家,而是勇敢地担负起照顾列宁一家的使命。列宁在1890年以优异成绩中学毕业,准备考大学的时候,费多尔校长推荐爱徒报考喀山大学历史语言系,因为他本人就毕业于这所大学的这个专业,他也希望列宁像他一样成为一个拉丁语学家。最终列宁是以优异成绩考入喀山大学法律系,这让费多尔有些失望。列宁去喀山大学上学的路费是费多尔所赠,列宁本人后来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仍对费多尔校长充满感激。然而,入学仅仅三个月,列宁就因参与民意党组织被喀山大学开除。
1899年克伦斯基中学毕业,费多尔又将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希望他报考喀山大学或彼得堡大学的历史语言系,目的是让他将来成为拉丁语专家。克伦斯基也违抗了父命,考上了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很有意思的是,列宁在流放期间仍不忘求学,他以函授生的身份参加了彼得堡大学的正式考试,获得了彼得堡大学法律系的证书。于是克伦斯基和列宁两人成了校友兼系友。
19世纪30年代的喀山大学
1904年,克伦斯基以优异成绩大学毕业,从事律师职业。他被聘为彼得堡著名律师奥贝尔的助理律师。充满工作热情和正义感的克伦斯基参加了为1905年“流血星期日”事件受害者辩护的律师团,这是他接手的第一个案子。克伦斯基撰写了社会主义革命公告《海燕》,称赞在“流血星期日”牺牲的工农群众是“革命的海燕”,并发布在《武装起义的组织》传单上。克伦斯基激进的政治主张立即引来沙皇政府秘密警察的注意。同年12月23日,克伦斯基被逮捕,直到次年4月才因证据不足被释放。事后,克伦斯基一家被流放到塔什干,同年8月驱逐令解除后,克伦斯基才得以返回彼得堡。此时的克伦斯基在工人农民等普通百姓中间,在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等激进政治组织中,已享有“革命之子”的大名。
使克伦斯基一举成名的案子是“勒拿惨案”。当时俄国有正义感的律师组成免费律师团,从全国各地来为这些工人辩护,克伦斯基是“革命之子”,自然要参加这次活动。在参与辩护的律师中,克伦斯基表现得最积极,口才也是最好的,结果被法院判以蔑视法庭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监禁。
克伦斯基真正成为职业政治家是在1914年。克伦斯基该年应萨拉托夫省的邀请,被推举为萨拉托夫省第四届国家杜马的议员,真正成了一名政治家。也是在这一年,克伦斯基正式加入社会革命党。
社会革命党在20世纪初俄国的三次革命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社会革命党也是社会主义政党,它的党纲也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基础也是工人、士兵和农民,克伦斯基也是社会主义者,还成为该党的领袖。克伦斯基在国家杜马中,实际上代表了最下层工农百姓群众的政治呼声,从1915年起他就成为国家杜马中的左翼“劳动派”。
自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军队几乎是连战连败,沙皇政府的统治更加腐朽黑暗,出现了上层统治危机,在国家杜马里面,资产阶级党团和克伦斯基的左翼党团都起来攻击沙皇政府,几乎把攻击点聚集到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宫廷妖孽”拉斯普丁。拉斯普丁本来是西伯利亚的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自称自己得道成仙,有妙手回春之术,可以给人治病祛灾。当时,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亚历山德拉最大的心病不是国家治理,而是皇太子阿列克谢的身体健康。皇太子阿列克谢一出生就患有血友病,受伤碰破了一个伤口之后就血流不止。在这种情况下,谁能治好皇太子的病,谁就是神仙。于是,自称自己有神仙之道的拉斯普丁,就被贵族推荐给沙皇并成为沙皇一家的座上宾。如果他仅仅招摇撞骗,骗吃骗喝骗钱也就算了,但是他还要干预朝政,最后竟成为能左右俄国政局的人。1916年12月30日,宫廷贵族忍无可忍,将他暗杀了事。这件事情从一个侧面说明,沙皇的个人声望已经降到了历史低点,沙皇统治已经腐朽到了极点。
1916年以前所绘讽刺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亚历山德拉被拉斯普丁玩弄的漫画《拉斯普丁与沙皇夫妇》
1917年2月25日,彼得格勒上演了戏剧性的一幕:一些妇女因不能忍受自己的丈夫在前线流血牺牲、家里的孩子却没饭吃的状况,上街抗议。这么一件小小的事情,就把革命引发了。沙皇政府派军队去镇压,负责镇压的这些军队听了妇女们的哭诉之后调转了枪口。同时,国家杜马里面的资产阶级和克伦斯基领导的左翼党派向沙皇政府发难,迫使沙皇尼古拉二世签署逊位诏书,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尼古拉二世被迫将皇位传给了弟弟米哈伊尔。但是几个小时以后,这位新沙皇又宣布这个王朝结束。这就是1917年二月革命。
俄国的帝制终结后,成立了俄国临时政府。临时政府第一任总理罗将科是十月党人,但这届政府是联合政府,因此除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的代表外,还有代表工人农民士兵利益的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即司法部部长克伦斯基。
当时的俄国,除了临时政府以外,还有个不是政权而似政权的“政权”,即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这个组织的领袖的是齐赫泽和策列铁里。列宁将这种形势称为“两个政权并存”:一个政权是外国承认的,但手上没有兵权;一个是不被外国承认的,但手上有兵权。布尔什维克党员到1917年4月才8万人,该党的高级领导人要么像列宁一样流亡到国外,要么被排除在临时政府之外。
克伦斯基在临时政府中的第一个职务是司法部部长。1917年5月18日,由于前线的接连失败,克伦斯基又被任命为陆海军部长。于是克伦斯基频繁地到前线去向士兵进行宣传,主张要坚持护国主义,把战争进行到底。士兵因此很讨厌他,把他称为“劝说部长”。尽管克伦斯基不是军官,没有从过军,但是他非常喜欢军装,当上陆海军部长之后经常身着军服出现在各种场合,报纸上将其称为“骑士”“人民代言人”,给了他很高的荣誉。
克伦斯基的第二个角色大家可能不知道——他还是俄国共济会的总书记,就是秘书长。书记这个词就是秘书的意思。书记在最初并不是一种正式的官职,只是负责事务的召集等具体工作。
克伦斯基的俄国共济会总书记身份,在1917年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这段时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间,列宁曾说过“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不久改口说“一切权力不归苏维埃”,这一转变发生在1917年7月,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该会议结束于1917年7月7日。当时会上做出一个决议,把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权力移交给临时政府,即移交给临时总理克伦斯基。列宁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批评当时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主席齐赫泽,说他是叛徒。齐赫泽是代表工农利益的,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和克伦斯基站到一起呢?以前的历史教科书中强调齐赫泽是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叛徒,但缺乏充足的说服力。现在,根据解密的文献档案,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说法。即表面上,克伦斯基与齐赫泽是分属两个阵营的政治对手,但私底下他们都是俄国共济会组织的成员。
1917年7月,布尔什维克和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支持者在彼得格勒发生冲突
共济会是一个古老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于1717年产生于英国,后来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欧洲大陆。到了欧洲大陆后,共济会分成了两支:一支到了意大利,仍称共济会;另一支到了法国,改称大东方协会。俄国的共济会组织是在彼得大帝时期由法国传入的。共济会的英文名称是Free Mason,意为“自由石匠”,在英、法、意等国时,共济会只是一个下层泥瓦匠组成的自我保护组织。但该组织到了俄国后,改走上层路线。克伦斯基是俄国共济会的最后一任总书记,齐赫泽是其下属成员,因此,齐赫泽就把自己的权力交给克伦斯基。临时政府部长办公厅主任加林别林是克伦斯基的密友,也是俄国共济会最高委员会成员,他后来回忆说:“齐赫泽是共济会员这一事实,大大减轻了我遇到的难题。”
1917年4月17日(俄历4月4日),列宁从芬兰归来,随即发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演讲。在演讲中,列宁宣布将革命进行到底,即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临时政府宣布列宁为“德国间谍”,身为司法部部长的克伦斯基开始了对童年挚友的追捕。
10月20日(俄历10月7日),列宁由布尔什维克交通员拉海亚护送,经过化装,戴着假发,乘着一辆煤水车秘密回到彼得格勒。10月23日(俄历10月10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最后以绝对多数票(10票赞成,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2票反对)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并成立了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上午9点,克伦斯基发现大势已去,于是在英国间谍西德尼·乔治·瑞利(在英国情报局的编号是S.T.-1)的帮助下坐上了一台雷诺牌轿车,前边以美国大使馆的车开道,仓皇出逃。克伦斯基出逃之后有很多谣传,说他是男扮女装出逃,这件事困扰了克伦斯基一生,以至他晚年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还强调,他当时是穿着自己的正常衣服,他的汽车沿途遇到的一个起义士兵,那个士兵认出了他,并向他敬礼放行。值得一提的是,西德尼·乔治·瑞利就是英国系列电影“007”中詹姆斯·邦德的原型,他后来又参与了刺杀列宁的活动。
十月革命后的列宁与克伦斯基
十月革命以后,克伦斯基漂泊异乡。流亡初期克伦斯基还奔走呼号,呼吁对苏联进行干涉,但应者寥寥。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政权巩固后,西方急需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克伦斯基因为不仅曾经担任临时政府总理,并且精通英语、法语等欧洲语言,多次受邀为美国和欧洲大型政治报刊写文章,到各国各地做报告。
20世纪50年代,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战争、革命、和平研究所(以下简称“胡佛研究所”)聘用了克伦斯基,请他在那里负责整理俄国革命档案,从事授课和指导学生论文,克伦斯基由此成为一位大学教师。哈佛大学为他聘请了一位女秘书——埃伦小姐。埃伦是俄国人,她一直伴随克伦斯基到死,克伦斯基亲切地称她为“总书记”,因为在俄文中“秘书长”和“总书记”是同一写法。
1967年11月,克伦斯基被发现患有胃癌,手术后几乎身无分文,此时欧美政府和媒体报刊已不再需要他的演讲和文字了。克伦斯基陷入极度窘迫之中。需要强调的是,克伦斯基在流亡海外的俄国侨民眼中是一个比列宁还坏的人,因为他和列宁一样是社会主义者,与列宁不同的是,他还把俄国“搞丢”了,因此他在俄国侨民眼中是个罪人。侨居伦敦的俄侨伊琳斯卡娅公爵小姐是他的追随者和崇拜者,把他介绍到伦敦的一家为穷人提供免费治疗的医院。克伦斯基来到伦敦住院后,情绪一落千丈,经常处在昏厥之中,醒来便呼唤埃伦的名字。埃伦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从纽约飞往伦敦。在她的亲自料理下,他的心情有所好转。但无人为克伦斯基提供返回纽约的机票以及以后的生活费,埃伦自身也处于一贫如洗的状态。埃伦苦苦寻求出路,希望摆脱困境,她想到了克伦斯基存放在纽约西普逊夫人家中的个人档案资料,希望有人出高价来收买这批资料。
胡佛研究所的重要组成部分——胡佛塔
埃伦先打电话给克伦斯基曾经工作过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遭到拒绝。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投来了橄榄枝,表示有兴趣收藏克伦斯基最后的个人档案文献。1968年12月,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人文研究中心通过埃伦和档案拥有人——克伦斯基的儿子奥列格收购了克伦斯基档案,档案估价10万美元,5年付清,每年支付2万美元。
埃伦在拿到第一笔款项之后,立即赶到伦敦把克伦斯基接回纽约,在该市市长官邸附近租下一套条件不错的住宅,并为克伦斯基制订了详细的财政支出计划,为的是让有限的资金达到细水长流的作用。
克伦斯基最为潦倒和身心疲惫之时,曾在1968年通过特殊渠道向苏联政府提出回国申请。苏联官方表示欢迎,但提出了必要条件,即要克伦斯基发表拥护苏联的政治声明。1968年8月13日,一份提交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绝密文件中记载:“……得到他(克伦斯基)的声明:承认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承认苏联政府政策的正确性,承认苏联人民在苏维埃国家领导下的50年中取得的成就。”这一绝密文件现收藏于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但后来可能是苏联于1968年8月21日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使克伦斯基突然收回了回国申请。
1970年4月的一天,克伦斯基在家里跌了一跤,折断了股骨头,随即住进医院。他认为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精神完全垮了。他决定不再给任何人带来负担,只希望早一天死去。他开始绝食。纽约诊所的医生不得不通过静脉点滴给他强行注入营养液,但是克伦斯基总是拔出针头。去意已决的克伦斯基以这种方式与医生和护士整整斗争了两个半月。为了早日结束自己的生命,克伦斯基甚至恳求埃伦去给他弄来毒药。1970年6月11日,刚刚度过89岁生日(5月4日)的克伦斯基在他位于纽约的家中去世。
克伦斯基虽然始终坚持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但他仍然是东正教教徒。在他去世后,纽约当地的俄罗斯和塞尔维亚东正教会都拒绝将他葬入东正教墓地。这些教会认为他是俄罗斯衰落的罪魁祸首。克伦斯基的遗体被辗转运到伦敦,最后被葬在伦敦西南郊普特尼河谷的公墓里,墓穴和墓碑没有任何宗教色彩。这个公墓有一个英国国教教堂,同时接受非宗教的殡葬服务,这里也曾收留普法战争后被迫亡命天涯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孤魂。
列宁的结局与克伦斯基有很大不同。按照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年》中的描述,列宁于1918年12月16日在莫斯科的米赫尔逊工厂发表演讲结束后,在工人簇拥下向自己的汽车走去。这个时候,在黑暗中闪出一个女人,拿出手枪颤抖地开了三枪,这个女人就是社会革命党的女刺客卡普兰。但新的证据表明,要么真正的刺客不是卡普兰,要么真正的刺客不止卡普兰一个人。因为列宁在即将昏迷的时候对卫士说了一句“抓住他”。俄语中男性的“他”与女性的“她”在语音上是完全不同的,列宁说的是抓住男性的“他”。新的材料证明,前面提到的英国特工西德尼·乔治·瑞利介入了这次刺杀列宁的案件中。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终年54岁。
送葬者抬着列宁的棺木
在传统的历史学著作中,克伦斯基是一个绝对的反面角色。但我们今天抛开政治成见,在获得新的档案文献的背景下,能不能还原他的真实面目呢?或许历史老人是宽宏大量的,尽管36岁的克伦斯基在其正值巅峰的时候败给了自己童年的小伙伴、后来的对手——47岁的列宁,尽管他所领导的临时政府的政治理想败给了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但他可以用超长的寿命看见他的政治对手一个一个先他离世。他目睹了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苏联的辉煌,以及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衰落,亲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西方冷战、美苏对抗,他几乎成了20世纪的历史见证者和评判人。
历史既有宏大、整体的角度,也有微观、个体的角度。倘若我们不从宏大的历史出发,仅仅是从他们各自的人生来讲,若把曾经属于不同阵营的历史人物放在历史长河里看,从人生的角度来说,他们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呢?这是某种两场革命、两个命运、两种人生的对比。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1964年流亡在美国的克伦斯基,在面对记者“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能不能避免”的提问时,他回答说:“也许可以的,但是必须杀掉一个人!”记者问:“列宁?”克伦斯基回答:“不,是克伦斯基!”这也许是克伦斯基多年后的一种自嘲吧。
文章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张建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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