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坐镇徐州，手下指挥着4个兵团、6个绥靖区，总兵力约60万人。这是国民党军在关内最大的一支战略集团。两个月后，这支大军被解放军以60万兵力歼灭55.5万人。
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方面检讨败因，有人说刘峙无能，有人说陈诚误国，还有人说各部队长官之间有隔阂。可把时间线拉长了看，真正把百万大军一步一步送进坟墓的，是那个坐在南京总统府里，手握最高指挥权的人。
刘峙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可这个名号到了内战战场上，变成了“逃跑将军”和“长跑将军”两个外号。
1937年抗战爆发，刘峙坐镇保定防守平汉路沿线。日军绕过正面守军直插保定，刘峙在参战部队大多未赶到的时候，就率总部官兵沿平汉线向西南一路狂奔，牵动孙连仲、关麟征等部也跟着后退。
他一路退到石家庄，把指挥权移交出去，又马不停蹄退往开封。媒体讥讽他为“长跑将军”，蒋介石也认为他“不堪重任”，下令解除了他的兵权。
可蒋介石的做法是，撤了刘峙的职，过一阵子又把他起用。1945年抗战尾声，刘峙被起用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上任两个月就在老河口被日军击败。1946年，蒋介石任命他为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上任不久就败绩连连，蒋介石再次将他撤职。
到了1948年夏天，淮海战役即将打响，蒋介石又想起了刘峙。他的逻辑是：刘峙虽然打了一些败仗，但终究忠信可靠，虽然优柔寡断，但辅之以杜聿明等虎将，可以长短互补。于是力排众议，起用刘峙为徐州“剿总”总司令。
一个屡战屡败、被撤职多次的将领，被放到了决定国民党生死存亡的决战指挥位置上。淮海战役中，刘峙的表现没有超出他此前几十年的记录。战役打到第二阶段，他奉命离开徐州去蚌埠，指挥第6兵团和第8兵团北上援救黄维第12兵团。黄维兵团最终在双堆集被围歼，刘峙的救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如果说刘峙的问题是“不能打”，那陈诚的问题就是“只会替自己人打”。
陈诚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嫡系之一。他从黄埔军校教官起步，靠着对蒋介石的绝对忠诚一路攀升。他以第11师和第18军为基石，打造出了一个庞大的军事集团，叫做“土木系”。“土”字拆开是“十一”，“木”字拆开是“十八”，这个派系的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种封闭的江湖气。
土木系是国民党中央军里最大的派系。第18军是陈诚军事集团的起家部队和核心部队，由此扩编或派生出了大量部队。这些部队的军官任用、装备调配、作战任务分配，都以土木系的利益为优先。别的部队打光了，土木系的部队还在；土木系的部队要休整，别的部队就得顶上。
陈诚在东北的作为，是这种派系逻辑的典型体现。1947年8月，陈诚以参谋总长身份兼任东北行辕主任，到沈阳之后力主军政统一，撤销东北保安司令部，由行辕直接指挥东北军事。他本意是要把东北的军权集中到自己手里，可这种集权并没有带来战斗力的提升。
1947年秋季，东北解放军发动攻势，消灭陈诚部队近十万人。冬季攻势中，陈诚的部队又损失了15.6万余人。沈阳市民编了一句顺口溜讽刺他，陈诚吓得胃出血发作，在病床上表示“决心死在沈阳”。
陈诚后来回到南京，继续当他的参谋总长。他的土木系在国民党军中继续扩张，而其他派系的部队在淮海战役、辽沈战役中一批一批地被消灭。国民党军内部派系林立，各部队长官之间有隔阂，互不协调，互不相救，这是淮海战役中一个反复被提及的现象。
刘峙的无能和陈诚的派系主义，都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可真正让国民党百万大军陷入绝境的，是蒋介石本人。
蒋介石有一个在军事史上极为罕见的习惯：越级指挥。他可以从南京的统帅部，越过战区司令长官、兵团司令、军长、师长、团长，直接给前线的营级甚至排级单位下达命令。抗战时期，他常常直接指挥最前线的师长如何战斗。到了内战时期，他甚至直接指挥到团长，一个炮兵阵地摆在哪里、一个连队往哪个方向挪动，他都要亲自过问。
这种指挥方式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前线的指挥官失去了根据实际情况临机决断的权力。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后来写过，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蒋介石根据前方的报告作指示、下达命令，可报告送到南京的时候，战场上的情况往往已经变了。前线将领接到命令的时候，要么错过了战机，要么陷入了更大的被动。
李宗仁对蒋介石的指挥方式有过一段评价。他说抗战期间军事指挥系统的最大缺点，就是蒋介石越级亲自指挥。
蒋介石常常在后方的统帅部里，直接干预最前线的作战。李宗仁还说过一句话，中央系统的将领都知道蒋介石的毛病，听他命令打仗往往要吃败仗，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更不得了，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让委员长直接指挥，打了败仗由最高统帅负责。
淮海战役中，黄维兵团被围在双堆集，杜聿明率领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从徐州南撤。杜聿明南撤的路上，蒋介石空投手令，要杜聿明转向去救黄维。杜聿明当时已经撤到了永城附近，接到手令之后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服从了命令，掉头去救黄维。结果杜聿明自己的部队也被围在了陈官庄，最终全军覆没。这犯了兵家大忌：撤就不能打，打就不能撤。
蒋介石的越级指挥，不只是战术层面的问题。它反映的是蒋介石对整个军事系统的不信任。他对下级不能充分信任，事前迟疑不决，任命之后又不让他们放手去干，常常越级指挥，使得战事最后往往朝不利的方向发展。
他把军队视为个人权力的延伸，而不是一个需要专业判断的作战系统。前线的将领们很快就学会了：不要自己拿主意，等南京的命令。等命令来了，照办就是。打输了，责任在委员长。
从1946年到1949年，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损失了47万人，在淮海损失了55.5万人，在平津又损失了52万人。三大战役加起来，国民党军损失超过150万人。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又一个前线指挥官在等待南京命令的过程中，看着包围圈越收越紧。
刘峙的无能让部队跑不动，陈诚的派系让部队不团结，可真正让百万大军在三年之内土崩瓦解的，是那个坐在南京总统府里，每天亲自指挥一个团甚至一个营往哪里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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